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認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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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安全問題事關民生與穩定大局，《刑法》作為法律規范的最后一道防線，在食品安全的保障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從案件入手，認為食品安全犯罪涉及到了三個罪名，進而提出了完善犯罪的主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規制的建議。

〔關鍵詞〕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認定;刑法規制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19日，公安部協調兩個直轄市聯手打掉一非法豬肉屠宰點，涉案金額巨大、人員眾多、影響遍布某直轄市多城區的“12．19”專案浮出水面。大量含有“瘦肉精”(沙丁胺醇)等成分的未經檢疫的“問題豬肉”經加工后流入市場、擺上餐桌，嚴重危害百姓生命健康安全，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公安機關于2011年12月19日對該案立案偵查，并于2012年1月18日、1月22日分兩批將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19人刑事拘留。鑒于案情重大，且取證工作中存在一定疑問，公安機關于2012年2月8日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偵查。2月17日，公安機關將19名犯罪嫌疑人提請批準逮捕，檢察機關經依法審查認定案件事實如下:2011年2月以來，王某某伙同多人自某直轄市某區一非法屠宰點購得未經檢疫且含有“沙丁胺醇”成份的豬肉，在另一直轄市某區窩點進行分割后，轉售給當地經營賣肉生意的安某某、李某某、劉某某等人。安某某、李某某、劉某某又分別伙同多名老鄉將批發來的豬肉非法加工、偽造成羊肉等，再轉售給其他商販零售。自安某某窩點起獲豬肉4．78噸，自李某某窩點起獲豬肉0．5噸，自劉某某窩點起獲豬肉2．35噸。2012年2月24日，檢察機關對王某某為首的13名犯罪嫌疑人分別以涉嫌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批準逮捕，另外6人因證據不足不予批準逮捕。2012年6月15日，對王某某為首的14名犯罪嫌疑人分別以涉嫌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訴;同日，對另外5人做出不起訴決定，其中1人由公安機關做撤案處理。2012年7月間，本案經法院一審判決，主犯王某某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45000元;被告人安某某等12人以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分獲八個月至二年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6000元至25000元不等。

二、案件爭議焦點

由本案的辦理折射出我國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律和證據認定上尚有許多疑問不甚明朗。1．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為實施犯罪提供幫助的犯罪嫌疑人應如何處理，司法實務中意見不一。一種意見認為該部分嫌疑人僅在共同犯罪中為主要實施犯罪的嫌疑人幫忙做飯、照料生活或偶爾幫助生產經營，缺乏主觀故意，且犯罪聯系難以查明，不宜認定為共犯。另一種意見認為在此類地域型、家族型的團伙犯罪中，該部分犯罪嫌疑人既對家庭或家族成員實施犯罪的主觀故意明知，客觀上又實施了幫助犯罪的行為，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其行為應認定為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此外，現行《刑法》對參與實施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犯罪主體的規定尚未覆蓋食品安全各流程和環節。2．依照現行《刑法》，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定性時必須證明行為的主觀明知，但是，本案證據很難證明主觀明知。司法實踐中，判定“明知”的主要依據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這使得司法工作者往往陷入機械辦案的誤區，被嫌疑人牽著鼻子走，既放縱犯罪又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在本案辦理中，司法機關內部在“如何更準確的判定明知”、“明知與應知的區別是什么”、“主觀方面的推定明知如何認定”、“能否以推定明知代替明知”等問題上存在諸多爭議，亟需厘清疑惑。3．食品安全的刑法處罰范圍不能涵蓋所有客觀行為，致使在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觀行為的審查與相關罪名的認定中出現頗多難題。如“對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有其他嚴重情節’如何理解”、“司法鑒定機構如何確定，標準如何把握”、“犯罪手段如何反映犯罪情節的輕重”、“是否存在《刑法》未列舉的其他行為方式”等等，現存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局限給司法工作者依法辦案帶來不必要的困擾，造成查處困難、適用罪名不準確等不利局面。4．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目前的刑法規制體系不甚合理，使得涉及各罪名之間的準確適用以及作為前提法的行政法律法規與作為后盾法的《刑法》之間的兩法銜接出現漏洞和不協調。

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規制的建議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罪名辨析食品安全犯罪主要涉及的三個罪名之間的聯系和區別:1．《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與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間是普通法條與特別法條的關系。在適用時應依據具體情況與法律規定，分別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1］2．《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間的區別主要是既遂標準不同。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只有“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時才構成犯罪既遂，屬于危險犯;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即可構成犯罪。至于是否造成嚴重危害后果，摻入的非食品原料數額是否較大，不影響犯罪成立，屬于行為犯。對于兩罪名之間是否存在競合關系，司法機關內部存在爭議。以本案為例，兩高《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使用鹽酸克倫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或者含有該類藥品的飼料養殖供人食用的動物，或者銷售明知是使用該類藥品或者含有該類藥品的飼料養殖的供人食用的動物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責任。而“沙丁胺醇”屬于三部委的《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物品種目錄》所列第2項內容。依據罪刑法定原則，第一百四十四條是處理本案最準確的罪名。但是，如果案件的證據特別是作為關鍵證據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尚未達到第一百四十四條的定罪標準，是否可以突破司法解釋的規定選用第一百四十三條等其他罪名進行處理，對此，司法機關內部存在一定爭議。在本案的現實辦理中，就確實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由于不符合第一百四十四條的主觀構成要件而無法認定，最終，考慮到本案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和影響力，在經過認真分析調研并向上級檢察機關請示后，將大部分未達到第一百四十四條定罪標準的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第一百四十三條批準逮捕，法院判決也支持了檢察機關對案件的指控，但該法律適用的做法需要進一步明確的立法支持。

(二)完善犯罪主體規制的建議近年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共同犯罪案件突出，規模逐年擴大。實施犯罪過程中，往往多人糾結，進行團伙作案，有的甚至模仿公司、企業經營模式，實行產供銷流水線作業、一條龍運作。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環節繁復，鮮有單獨犯罪，故對該類犯罪的犯罪主體應作擴大理解。不僅著手實施生產、銷售等實行行為的犯罪嫌疑人應承擔相應刑事責任，在諸如家族型、小作坊式生產的團伙犯罪中，明知家庭成員、親屬、老鄉等從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為仍提供相應幫助，如幫忙做飯、照料生活、記賬、購進原料、甚至偶爾或多次實施幫助制售食品行為的，或以犯罪所得為家庭主要生活來源的其他家庭成員，也應按照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對犯罪的實施、完成和保持犯罪后的不法狀態提供幫助)區分責任、予以定罪處罰。為了準確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體，還應當準確理解“食品”本身的含義。由于《食品安全法》與《刑法》銜接不暢，關于食品的概念定義不一，使依照《食品安全法》應受行政處罰的生產經營者中的一部分在《刑法》中卻找不到按照犯罪處罰的主體依據。根據《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食品即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目前，在國際上，通常用食物鏈來涵蓋食品從種植到消費的全過程。食物鏈是指生產或制造某特定食品所需的、從初級生產到最終消費的所有操作步驟及其順序和相互關系，范圍包括從初級生產、生產、加工、包裝、儲藏、運輸、銷售或制售到最終消費的所有環節。［2］按照這一定義，食品這一概念還應當包括種植業產品和養殖業產品。關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概念，學者們已做了廣泛論證。有學者主張嚴格解釋，也有學者認為，應聯系《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擴大外延解釋:食品包括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物品，即原料、配料、食品添加物質、成品、制品以及按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以食用為目的的物品。［3］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2002年兩高針對非食品原料的司法解釋正是對《刑法》中食品概念進行的合理的擴大解釋，［4］符合保護食品安全這一法益的立法宗旨。為了避免放縱犯罪，筆者建議:基于對食品概念的正確理解和適用，圍繞危害公民生命和健康的食品的一切犯罪行為，即從食物鏈起點直至末端的初級生產、生產、加工、包裝、存儲、運輸、銷售到最終消費的所有環節均應被《刑法》囊括進去。例如為生產提供原材料的行為在行為明知的狀態下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以一個法定刑較重的罪名更有力地打擊各種違反食品安全規則的行為，對其他行為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5］

(三)完善犯罪主觀方面規制的建議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的調控存在立法時間短、實踐效果差、經驗不足等問題，在犯罪的主觀方面入罪標準過高，認定標準過于單一。放眼全球，食品安全問題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難題，適合現階段中國國情的域外觀點主要有以下兩個。1．嚴格責任。所謂嚴格責任，即不問主觀過錯的刑事責任，對某些犯罪的構成不要求一般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就可對其行為定罪處罰。如美國《聯邦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普遍遵循嚴格責任標準，只要出現危害食品安全的結果，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都推定為主觀上有過錯，都要對行為承擔刑事責任。2．過失入罪。在明確規定食品安全犯罪的國外刑法典中，該類犯罪構成要件主觀方面除了故意可以構成犯罪以外，大多數國家對過失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也做出了處罰規定，如丹麥、挪威、意大利、芬蘭等國家。與之相比，我國刑法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方面只對故意做了規定，并未對過失危害行為予以規定，相對于日益嚴峻的食品安全保護環境，此種規定很難適應形勢的要求，保護范圍過于狹窄，水平遠低于域外發達國家，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事實上，完全有可能存在行為人確實不知某種非食品原料所具有的毒害性特征，這種過失行為若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后果，僅承擔行政或民事責任恐怕會對違法者有所放縱，使案件的刑事處理變得捉襟見肘，只能通過適用其他類似罪名做出處罰。［5］我國現行《刑法》有必要仿照域外發達國家做法進行必要的立法完善或以司法解釋、附屬刑法的形式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方面認定中存在的問題一一作答，以便于準確認定犯罪，減少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首先，考慮到食品安全可能會產生危及生命的嚴重后果，以法律的形式對某一類嚴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確立嚴格責任，可避免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主觀故意進行大量繁瑣、毫無意義的查證與論辯。在處罰時也可擴大財產刑和資格刑的適用，甚至可借鑒民法的舉證責任倒置，由行為人提供證明自己無罪或罪輕的證據，藉此督促行為人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避免嫌疑人以“并不知情”為由推卸責任。其次，過失入罪不失為解決我國現階段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方面要件現存問題的一劑良方。對過失行為造成嚴重損害后果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視損害結果的嚴重與否設定相應的處罰，有利于扭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入罪標準過高的現狀。過失不應成為犯罪嫌疑人免予定罪和刑事處罰的擋箭牌，而只是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唯有如此，才能使食品相關從業者時刻繃緊安全這根弦，做到唯安全是瞻。第三，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嚴懲“地溝油”犯罪活動的通知》的主觀認定標準，考慮適度放寬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標準，并統一推定明知原則、具體標準、適用條件及補救措施，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

(四)完善犯罪客觀方面規制的建議立足于對《刑法》本身進行整體考量的角度，建議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觀行為方面的規定作出如下調整:1．在立法上，對《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進行調整，增加具體行為方式。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調整為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存儲、持有、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具體罪狀描述為:“在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存儲、持有、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加工、包裝、運輸、存儲、持有、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處…刑。”前已述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不僅僅是對食品安全管理秩序的破壞，同時是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侵犯。因此，有必要擴大《刑法》調控范圍，將生產經營各環節都納入到《刑法》調控范圍中，從而有力打擊危害食品安全各類犯罪，對食品安全提供更為嚴密的保護，同時也是對風險社會呼喚風險《刑法》要求的回應。2．可考慮在原有食品安全犯罪涉及的三個罪名以外單獨設立不作為型犯罪罪名。筆者認為，在食品安全環境日益嚴峻的當下，《刑法》理應對《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做出回應，針對不作為方式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設立不作為型犯罪，將生產經營者違反食品安全法的規定，不履行相應的法定義務，且造成重大危害后果的行為予以刑法化，是及時而有必要的。如考慮增設“拒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將食品的生產者、銷售者拒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促使生產經營者積極預防、減少危害結果的發生，這樣既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有利于食品安全刑法規制體系的完善。3．對《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進一步明確，彌補法律滯后現象。時至今日，食品安全問題已日益受到各方關注，然而，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現有司法解釋仍有很大局限性。在國家加大對食品安全案件打擊力度的大形勢下，筆者呼吁兩高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規范此類刑事案件的辦理，并建議新司法解釋重點包含以下內容:(1)就《刑法》第一百四三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的“其他嚴重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等明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標準，使司法認定有據可依。(2)重新劃定鑒定機構，明確鑒定校準。根據新的法律規定和行政職能劃分重新確認對《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中嚴重危害性的司法鑒定機構，保證執法機關正確把握食品安全類犯罪情節的認定。(3)在法條描述或新司法解釋中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方式，在現有形勢下力求全覆蓋。(4)比照辦理“地溝油”類案件司法性文件中的有關規定，規范危害食品安全類案件中對于贓證物缺失情形下的處理辦法。(5)參照《食品安全法》相應的技術規范，對“食品”概念進行適度擴大解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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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燁，李森．國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考察及啟示［J］．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12(1)．

作者：王碩蕾 單位：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