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公共性思想論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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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現實性公共利益的實現與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邏輯

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個體意義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總體意義上使共同體發展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才能保障公共利益實際地實現，這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馬克思通過批判資本主義對人的社會性的否定，指出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使“人反對人”;分工作為交換的條件，如果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自發，則會導致社會異化的各種形式;資本主義把“公域的”與“私域的”人、市民社會的“資產階級”與國家的“公民”區別開來。這些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公共生活的最終目的是資本的運動和增值，因此，現代公共生活的重建必須在超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條件下進行，這也可以理解為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超越。⑦馬克思寄希望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自由人的聯合體”中重建公共性。公共利益根源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和交往活動，產生于人們私人利益的相互實現中，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的自主自愿行為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人們交往實踐的聯合中。通過“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的穿針引線，可以將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簡約劃歸: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從現代性造成的公私分離的問題出發，以批判為主要研究手段創新繼承了前人公共性思想的相關理論，在實踐領域的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經驗性、實踐性的個人和共同體是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邏輯起點;對前人尤其是黑格爾思想的“三重顛倒”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構成了馬克思“公共性”思想邏輯過程中的一體兩面;馬克思承接其批判的成果，對理想的社會形態的指認做出重建“公共生活”的邏輯指向，回歸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有學者指出馬克思思想中的“公共性”觀念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特征:“它不是一種形而上學原則，而是從批判現實資本主義出發而產生的理想性取向。這一理想的最終目標是社會解放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真正的個體自由;它不是一種永恒有效的至善圖景，而是與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密切相關的具體的社會生活規范;它不是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而是具有“范導”作用的思想觀念。”⑧第一、二個特征直接體現了馬克思在面對重建公共生活的問題上的實踐性，而第三個特征伴隨著實踐的發展，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升華，中國當代的社會建設實踐可以理解為這一發展和升華過程。

二、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對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回應與超越

我國在新的歷史時期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需要遵循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原則性指導，同時，社會建設的實踐經驗將進一步豐富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內涵。自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來，社會建設已經逐步發展為一種政策范式，包括了具體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及政策模式⑨，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這就重申了和諧社會建設的政策目標，以改善民生為載體的政策工具和通過創新管理的實踐來實現的政策模式。改善民生體現了黨和國家在倡導社會建設過程中對公共利益訴求的回應，而創新管理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建設的實踐提出的新要求。

(一)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與保障和改善民生社會建設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實現為宗旨，明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點，可以說其站位高，但落腳實，關注的重點是在現實性的公共利益的實現。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當前我國社會建設領域，主要是指在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政策來解決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和社會安全等問題。⑩“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好生活”。瑏瑡可見，在我國的政策話語中，“公共利益”往往會上升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形式上是對公共利益現實性的承認。我國仍將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形成了利益多元的格局。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體現了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追求，但遠未達到自由人聯合體的狀態。尤為重要的是，政治國家是一種必要的存在。以部分人的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虛幻性風險，仍然存在，需要警醒。民生領域的利益關系同質性較強，這其中涉及的利益阻力較小，是民心所向的利益問題，具體包括“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五個方面。縱向來看，我國民生問題的解決思路，從全能政府計劃體制負責，發展到市場化改革及至當下基于民生問題解決的社會建設，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程度是逐漸攀升的，這就規避了現實條件下，公共利益虛幻性的部分風險。實踐也證明，自從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以來，我國政府在以民生改善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方面的力度明顯加強。具體地看，一是扭轉了過去一直推崇的社會市場化的趨向，二是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領域的責任。發展至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具體的改革部署與社會建設的民生領域也是對應的，即“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在政策實施領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生、老、病”等民生領域的新政密集出臺，體現出“讓民眾分享改革成果”的施政思路。民生問題關乎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我國當前的社會建設以民生問題的解決為基本任務之一，同時通過政策工具的設計劃定民生問題的具體領域和操作路徑，回應了馬克思關于公共利益現實性和虛幻性的思想:對以民生問題為代表的公共利益給予新時期條件下的政策確認，以社會建設的實踐路徑落實政策和凝聚改革共識;應用社會建設消弭政府公權、市場資本對公共利益現實性的虛幻代表。但以民生問題解決為己任的社會建設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施政思路，要充分動員社會的活力和保障社會功能的發揮，對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應該從實踐層面給予豐富和超越。社會建設的新思路一直以馬克思描繪的“公共生活”理想為旨歸，其實現的過程中，制度的創新和保障是必需的，這也是馬克思公共性思想中所沒有言明的。所以，社會體制改革勢在必行，而且它本身也是我國當前社會建設的題中之義的另一重要方面。

(二)現實利益關系與社會體制改革實踐“價值多元，利益分化”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矛盾的一種經典概括，同時“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團在廣泛領域與民爭利”等話語在全面推進改革的時代背景中成為對現實利益關系的典型寫照。以公共利益的漠視或公共利益的被置換等現象為基本特征的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困境，需要在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非制度性特點方面進行超越，即需在制度層面給予回應，所以在社會建設的政策框架中明確提出了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所謂社會體制，在傳統意義上是圍繞公共產品配置而進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國社會體制改革旨在建立由社會管理體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社會管理機制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具體的實施策略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的社會管理機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在這些原則性的政策話語中，核心體現了政府導向、社會賦權、法制保障在社會體制改革實踐中的重要性:公共利益的共受益性和同受損性，決定配置公共利益體制的導向功能還是需要政府來承擔，也只有在政府導向的層面，才能催生制度化的體制建設，這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源所在，當然，導向型的政府功能與全能政府的政治統籌具有本質的區別;現實性公共利益實現的要求使社會體制改革具有了明顯的社會賦權的特質，“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政社分開、權責明確”等集中體現了社會組織、公共參與等在改革中享有的賦權空間，在政府、市場分別主導或兩者合力主導的形式之外，社會體制的改革過程中終于突顯了社會元素，可以理解為一種主體賦權;公共利益的最大風險來源于被置換的虛幻性，法制保障制衡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各自的行為，同時協調了三者之間的關系。依據法治的原則和邏輯可以預防或修正“多數人的威權”或“少數人的暴政”。社會建設中的困難和阻力來自于公共性的困境，但困境不會自行消解，這是由“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志愿失靈”等的現實所證明的，所以，公共性不能僅僅停留在意識、觀念、藍圖層面，要對其進行制度化的超越。我國當代社會建設中的社會體制改革實踐回應了公共利益的這種發展需求，因此走上了制度層面的探索和創新路徑。

三、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公共性面向與策略

“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實現”鮮明地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公共性面向。馬克思關于社會的理論，指出了一種“最好社會”的圖景。毋庸置疑，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對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深具指導意義，而且當今中國的社會建設過程及成果，必將進一步豐富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更是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豐富。而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結構功能需要進一步突顯，以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為表現形式的社會行為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成熟。在馬克思的公共性視閾中，如何應用公共利益，激發社會的活力需要實踐的智慧和策略。以社會建設類比我國的市場化改革，“經濟人”的假設和競爭逐利行為，使市場的活力迅速釋放出來。社會建設，是與利益緊密相關的，但更有價值關切，集中體現為現實性公共利益的實現。實際上，廣義的公共利益闡明了公私利益之間的關系，短期利益、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有些情況下可以理解為私人利益的疊加，有些情況下是私利對公利的讓渡等等。想要激發社會的活力，需要公共性理論的指導，即我們還是要回到馬克思，雖然馬克思限于時空限制，未給我們指出實踐的路徑，但他富于遠見地提出了一種公共生活的理想，凝煉為其公共性的思想，是當今中國社會建設的依據和旨歸。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一方面是要解決關乎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民生問題，一方面要以政府導向、社會賦權、法制保障的路徑完成社會體制的改革。可見，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與其說需要一個確定的主體，毋寧說需要一個具有公共精神的環境氛圍，利益的解決實質要回歸價值問題或者說是馬克思語義中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的問題，公共教育與制度構建是應對這一價值問題的宏觀策略。公共教育，使國家成員具有公共意識與公共精神，以此營造公共環境氛圍。馬克思所指的公共教育是“國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員的辦法”，是“使他們成為國家的成員”;“把個人的目的變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變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獨立變成精神的自由;使個人以整體的生活為樂事，整體則以個人的信念為樂事。”國家共同體對公共利益的代表的現實性遠不及我們期望的理想狀態，比如馬克思認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狀態。但在追求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中，國家共同體承載著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功能，這種教育是以價值為導向的。現階段這種價值導向集中體現為公平正義的倡導，形式表現為解決好民生問題并讓人們更多地更平等地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另外，這種公共教育，也是為了使社會組織更加規范并使公眾參與更加有效。承接這種價值導向的公共教育，社會體制的制度建構仍然要為社會建設領域的深化改革而張目:因為實現利益的協調，才能應對價值的多元，尋找價值的共識，才能平衡利益沖突。非形而上學以及非定式的馬克思公共性思想特點已經使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獲得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共識，但在利益分配領域，需要制度的實踐來豐富馬克思倡導的公共生活的重構路徑。

作者：蔣卓曄時立榮單位：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