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關系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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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國24家商業銀行2008—2016年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基于銀行規模和銀行性質的視角，實證分析了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與不同性質商業銀行績效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表明：多元化經營對商業銀行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銀行性質是影響銀行規模調節作用的重要因素，銀行規模對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分別發揮著正向、負向調節作用，對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進一步研究發現，反映資本實力和經營風險的控制變量對調節作用的影響存在差別。研究結論可為銀行業的經營管理及金融體制改革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多元化經營；銀行規模；銀行性質；銀行績效；調節效應

一、引言

長期以來，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始終占據主體地位，關系著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然而，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逐步加快、金融脫媒的加劇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我國銀行業面臨著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在區域擴張和信貸規模受限的影響下，商業銀行逐漸呈現出規模緩增、利潤下滑和風險加劇的特征。為提升自身競爭力，我國商業銀行開始積極實施業務轉型，嘗試以多元化經營模式來拓寬利潤渠道，告別了傳統的存貸利差盈利模式。據統計，國有四大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由2008年的16.96%上升至2016年的29.80%；股份制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由2008年的11.73%上升至2016年的20.07%；同時根據我國銀監會和銀行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商業銀行總資產181.7萬億元，同比增長16.6%。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增速由高至低分別為城市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機構、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型商業銀行，增速分別為23.98%、16.72%、14.89%、8.3%。由此可以看出各商業銀行規模增速較快，雖然具有規模經濟效應，但規模的迅速擴張究竟能否提升商業銀行管理水平，開展多元化經營是否能夠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績效仍存在一定的爭議。因此，本文基于銀行資產規模和銀行性質的視角，以我國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不同性質下商業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同時引入反映銀行資本實力和經營風險的控制變量，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對調節作用的影響程度，以期為我國商業銀行客觀審視多元化經營問題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對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且多數是基于非利息收入或多元化指數單一指標來衡量多元化經營程度，國內學者也分別基于不同的視角對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進行了深入研究。關于商業銀行多元化與績效關系的研究結論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具有正相關關系。一方面通過多元化經營，商業銀行可以拓寬業務渠道，提供更加廣泛的金融產品、業務及服務，從而有利于產生范圍經濟和規模效益。同時，多元化經營下可以促進銀行業各項業務共享人力、市場、信息等資源，從而有效降低銀行的平均經營成本。另一方面，銀行傳統利息收入業務容易受到市場利率和宏觀經濟的影響，而非利息收入主要是以費用收入為基礎，相比利息收入更能穩定銀行盈利結構。Aggeler和Feldman（1994）研究認為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可以開辟銀行新的收入來源、穩定銀行經營利潤、提升銀行績效。Köhler（2014）研究表明非利息收入對零售銀行和投資型銀行的影響有所不同，其中非利息收入更能穩定零售銀行利潤。冉光和和肖渝（2014）考察了市場勢力和商業銀行多元化績效的關系，研究表明高市場勢力下多元化經營能夠促進商業銀行績效的提升。王曼舒和劉曉芳（2013）通過對我國14家上市銀行回歸分析，認為只有控制成本費用，多元化經營才能促進銀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姚志剛和譚余夏（2016）以我國16家上市銀行為樣本，研究表明多元化經營與國有控股銀行績效具有負相關性，而與非國有控股銀行績效具有正相關性。

二是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具有負相關關系。認為短期內非利息收入增加份額能夠抵消利息收入減少的份額，而長時期增長的非利息收入成本也逐漸抵消了多元化經營所帶來的收益；同時，多元化經營為銀行內部人員獲取私人利益提供了便利，并造成銀行管理層的不協調，從而降低了銀行的管理水平；此外，非利息收入波動性較大，銀行高管缺乏多元化經營經驗和比較優勢，無形中增加了銀行的經營風險。Stiroh（2002）研究發現多元化經營不能提高銀行績效，原因在于銀行管理者不具備非傳統業務的比較優勢和經營經驗。薛超和李政（2014）基于資產和資金來源的視角驗證了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的關系，認為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具有負相關性。阮坷和何永芳（2015）基于公司治理結構和內生性視角考察了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的關系，認為加大銀行非利息收入不利于提升銀行經營績效。

三是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具有非線性關系。李志輝和李夢雨（2014）立足于收益與風險的視角，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門限模型，實證檢驗了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通過梳理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關系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可以發現，由于銀行所處的國家制度、宏觀經濟狀況、銀行性質不同以及學者們研究樣本選取和模型構建等方面存在差別，因此研究結論也存在一定的爭議。目前，國內學者分別從成本費用、市場勢力、經營風險、公司治理結構以及金融自由度等角度考察了多元化經營對商業銀行績效的影響。同時，學者們普遍認為不同資產規模的銀行對多元化經營績效的影響也存在差異。但多數學者是以銀行性質作為銀行規模的劃分標準，這種劃分標準實際上是銀行性質的反映，導致銀行資產規模所具有的內生性特點被忽略，難以反映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績效的內在影響。此外，多數學者僅以非利息收入或多元化指數單一指標考察了多元化經營對銀行績效的影響，導致研究結論缺乏可信度。因此本文從銀行規模和銀行性質視角出發，分別以非利息收入和多元化指數指標衡量銀行多元化經營，以深入探究不同性質下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程度與銀行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同時引入反映銀行資本實力和經營風險的控制變量，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對調節作用的影響程度，以期更加全面地揭示銀行規模對不同性質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的內在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關于多元化經營對銀行績效影響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種理論：一是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理論。該理論認為多元化經營可以擴大銀行規模、增加機構數量，也可以為銀行帶來優秀的人才配備、更好的信息資源以及便利的資金融通，從而產生協同效應，降低銀行平均成本，增加銀行經濟效益。二是資產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通過多元化經營，商業銀行可在多種金融產品中進行資產負債組合，有利于銀行結合自身風險水平選用適當的金融業務，從而達到分散經營風險的目的。三是市場控制理論。該理論認為多元化經營能夠提升銀行市場占有率，進而增強市場競爭力、提高金融產品及業務的集中度，能夠有效地對金融市場經營環境實施控制，從而獲得成本優勢和長期穩定利潤的機會。隨著金融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利率市場化也在不斷推進，銀行多元化經營也在不斷發展。一方面銀行非信貸資產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銀行表外業務也在不斷地擴大，且部分銀行表外業務超過了表內業務。2017年1月，中國銀監會召開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會議，會上表示將不斷鼓勵銀行改革轉型，以適應銀行集團化、多元化、綜合化經營需求。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該注重由傳統利息盈利模式向多元化盈利模式的轉型?；诖耍疚奶岢黾僭O如下：假設1：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

2.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根據現有文獻研究結論可知，銀行規模是影響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除了考察多元化經營之外，也應關注銀行規模對銀行多元化績效的影響。理論上來說，一方面，當銀行規模擴大后，其風險控制能力會相應地提升，因此可能導致多元化經營對銀行穩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有所降低，但是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增加銀行的破產風險。黃雋和章艷紅（2010）以美國為例，研究了銀行規模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的影響，認為銀行規模與經營風險存在先增后降的非線性關系。另一方面，規模越大的銀行在多元化經營的過程中越容易通過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產生協同效應，且銀行規模越大，其管理水平、金融創新和信息獲取能力也會相應地提升，進而增加銀行經濟收益。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關系具有重要影響。對此，少數學者也在解釋變量與銀行規模的交叉項方面展開了研究。Gunawan和Effendie（2014）考察了股權結構和銀行規模對印尼銀行價值的影響，認為銀行規模顯著影響股權結構與銀行價值的關系；劉傲瓊和劉新宇（2017）引入多元化經營與銀行規模交叉項，認為銀行規模不同，其多元化業務對銀行系統性風險影響也存在差異?；诖?，本文提出假設如下：假設2a：銀行規模對非利息收入與銀行績效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假設2b：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程度與銀行績效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我國上市銀行較少，銀行業信息披露有限，同時我國農村商業銀行數據的可獲取性較低，其多元化程度較低，且銀行規模變化幅度較小，因此本研究未涉及我國農村商業銀行。從銀行存貸款總額和市場價值來看，國有大型銀行在我國銀行業中占主導地位；股份制商業銀行整體實力僅次其后；城市商業銀行近幾年實現了整體跨越式增長，但受到地域、規模、資本實力等因素的限制，與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本文選取了24家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對象，其中包括國有銀行6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7家，城市商業銀行11家。截至2016年12月底，24家樣本銀行存貸款市場份額分別占全國的85.18%和82.82%，因此樣本選取具有代表性。同時，考慮到樣本數據的完整性以及2008年后金融危機對商業銀行的影響逐漸弱化，本文選取2008—2016年我國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為提升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本文對樣本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剔除研究期內指標數據大量缺失且無法搜集的樣本，并對數據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經過上述操作，本文最終選取了2008—2016年24家商業銀行的216個觀測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萬得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根據銀行年報進行補充，數據分析采用Sta-ta14.0、SPSS22.0軟件。

（三）變量選取與度量

1.被解釋變量。選取總資產收益率（ROA）衡量銀行績效。總資產收益率可以全面反映商業銀行全部資產的運營能力與獲利能力，且ROA越高，說明銀行績效越好。

2.解釋變量。本文將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并購或控股等形式開展銀行業務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業務，如證券、保險、基金等業務；二是指通過銀行內部金融產品創新與研發，為客戶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并收取手續費等，拓展非利息收入。目前關于我國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的文獻中，多數學者選取非利息收入占比或多元化指數指標進行衡量。非利息收入在銀行收入中比重逐漸加大，非利息收入的增加使得商業銀行初始獲利空間有所提升，增加營業收入，進而提升銀行收入結構多元化程度。借鑒Lepetit（2008）的研究，本文采用非利息收入占比（NII）作為銀行多元化衡量指標之一。然而，由于會計核算口徑缺乏一致性，銀行很大一部分非利息收入源自利息收入的讓渡。為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本文同時選取多元化指數（DIV）作為解釋變量。目前衡量多元化指數有三種方法：一是專業化比率（SR），SR指標是指銀行最大業務收入占比，SR指標越小，則多元化程度越高。二是熵指數（EDI），當熵指數為0時，說明商業銀行經營業務單一，EDI指標數值越大，則多元化經營水平越高。三是赫芬達爾指數（DIV），主要從銷售收入角度衡量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程度。一方面專業化比率（SR）指標只考慮到商業銀行的最大業務收入占比，未考慮將其他業務收入影響納入測度之中。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各項業務收入差距較大，而熵指數法難以減小這種差距，且我國銀行業收入結構信息披露有限，EDI指數難以準確反映我國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情況。因此，本文選取赫芬達爾多元化指數（DIV）作為解釋變量。

3.調節變量。由于本文選取的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方面差異較大，且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規模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引入銀行規模（SIZE）作為調節變量，探討銀行規模對不同性質商業銀行多元化程度與銀行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

4.控制變量。商業銀行績效還受資本實力、經營風險以及宏觀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但考慮到各銀行所處宏觀經濟環境相同，本文未考察宏觀環境因素對銀行績效的影響。因此最終選取權益比率（ER）、凈息差（NIM）、存貸款比例（LDR）、成本收入比（CIR）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率（NPL）作為控制變量。

（四）模型構建

參考方杰和溫忠麟（2015）的調節效應檢驗模型，如果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回歸斜率的大小和方向）隨第三變量的變化而變化，則稱第三變量在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起調節作用，此時稱第三變量為調節變量。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

統計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樣本均值來看，國有商業銀行組的總資產收益率最高，均值為0.0121；城市商業銀行組的總資產收益率最低，均值為0.0104；國有商業銀行組的規模（SIZE）最大，均值為12.9412；其次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組，均值為12.0461。在多元化經營方面，三類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分別為0.2222、0.2007、0.1102，多元化指數均值分別為0.3190、0.2741、0.1892，可以看出各大商業銀行逐步實現多元化經營模式。從極小值、極大值以及標準差來看，三類商業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銀行規模以及多元化程度存在較大差距?，F實情況表明，商業銀行規模越大，銀行的多元化程度也相對較高，多元化經營可能更容易產生規模經濟效應。但從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三類商業銀行規模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對三類商業銀行進行分組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由表3各主要變量的皮爾遜（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發現，銀行規模、非利息收入占比與銀行績效均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多元化指數與銀行績效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假設1得到初步驗證。同時，觀察控制變量可知，反映商業銀行資本實力的權益比率、凈息差與銀行績效均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反映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存貸款比率、成本收入比以及不良貸款率與銀行績效均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三）回歸結果分析

1.多元化程度對銀行績效的回歸分析。本文首選對模型進行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回歸分析，并通過Hausman檢驗對兩種回歸結果進行比較。檢驗結果顯示chi（2）值為46.44，P值在1%水平上顯著。因此本文選擇固定效應對以上模型進行分析。多元化經營與銀行績效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非利息收入占比（NII）、多元化指數（DIV）系數分別為0.309、0.228，與銀行績效（ROA）均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即非利息收入占比、多元化程度越高，越能促進商業銀行績效的提升。因此，假設1成立。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開展多元化業務可以實現金融產品創新，進而提升市場占有率、增強市場競爭力、增加銀行收益。另一方面開展多元化業務有利于優化銀行內部資金配置，降低資金運營成本，實現最大化效益。同時，所選取的控制變量均在1%水平下發揮了顯著作用。非利息收入占比數據組中權益比率和凈息差的系數分別為0.259、0.556，與銀行績效顯著正相關；存貸款比率、成本收入比以及不良貸款率系數分別為-0.153、-0.429、-0.095，與銀行績效顯著負相關；多元化指數數據組中權益比率和凈息差的系數分別為0.251、0.523，與銀行績效顯著正相關；存貸款比率、成本收入比以及不良貸款率系數分別為-0.120、-0.438、-0.085，與銀行績效顯著負相關。

2.銀行規模調節效應分析。為了深入探討銀行規模對不同性質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將多元化經營分為非利息收入指標和多元化程度指標，根據方杰等（2015）的做法，采用分層回歸方法進行驗證，回歸結果如表5、表6所示?；貧w模型中F值均在1%水平上顯著，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1.972，說明模型可行性較好，且各變量間均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由表5所示，總樣本模型（1）和（2）中，銀行規模對總樣本非利息收入占比與銀行績效關系起到正向調節作用（a=0.159，P<0.01），假設2a在總樣本中成立。對模型2進行分組回歸發現，銀行規模在不同性質銀行中有著不同的調節作用。在國有商業銀行中，NII×SIZE的系數為0.509，并在5%的水平下顯著，銀行規模對國有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與績效關系發揮了正向調節作用。在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NII×SIZE系數僅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銀行規模對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與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較弱。而在城市商業銀行中，銀行規模對非利息收入占比與銀行績效關系發揮了負向調節作用（a=-0.030，P<0.01），表明擴大銀行規模，不利于提升城市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假設2a在城市商業銀行中未得到驗證。

通常情況下，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掌握著穩定的客戶資源、高額的市場份額以及先進的管理水平，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明顯，因此銀行規模對多元化經營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規模、多元化程度以及銀行實力方面皆存在較大差距，因此銀行規模的調節作用相對較弱。由于城市商業銀行規模和經營地域范圍有限，又受到國有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競爭壓力，加之金融產品自身的同質性，導致新業務的開展難以進一步深入市場。同時，城市商業銀行在技術、管理、金融創新以及業務操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盲目擴大銀行規模會造成資源浪費，增加經營成本，因而銀行規模對其多元化經營績效產生了負向影響。由表6可知，在總樣本中，DIV×SIZE的系數為0.127，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銀行規模對多元化指數與銀行績效的關系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假設2b在總樣本中得到檢驗。進一步對不同性質商業銀行展開研究發現，銀行規模的調節效應同樣存在差異。在國有商業銀行中銀行規模正向調節多元化程度與績效的關系（a=0.427，P<0.05），在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未發揮顯著的調節作用，即假設2b在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未得到驗證。而在城市商業銀行中，DIV×SIZE的系數為-0.141，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銀行規模同樣起到了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假設2b在城市商業銀行中也未得到驗證。

（四）進一步分析

根據表4可知，控制變量均在1%水平上對總樣本具有顯著影響，但其顯著性水平在表5和表6的分組樣本中均發生變化。為進一步探討其在樣本中的影響，依次對控制變量進行控制，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出，從影響程度上看，各控制變量中，權益比率（ER）、凈息差（NIM）以及成本收入比（CIR）在樣本中的系數值改變量較大。在非利息收入占比（NII）數據組中，控制權益比率、凈息差后，交互項系數分別下降32.70%、27.04%，控制成本收入比后，交互項系數上升39.62%；在多元化指數（DIV）數據組中，控制權益比率、凈息差后，交互項系數分別下降23.62%、20.47%，控制成本收入比后，交互項系數上升44.88%。上述變量不影響交互項的顯著性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反映銀行資本實力的權益比率指標和凈息差指標均能促進調節作用的發揮，而反映銀行經營風險的成本收入比指標則對調節效應具有抑制作用。其余控制變量對調節作用均未產生重大影響。五、結論與建議本文在證實多元化經營對商業銀行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基礎上，深入探究了銀行規模對我國不同性質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并進一步分析了控制變量對調節作用的影響程度，具體結論如下：（1）多元化經營與商業銀行績效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2）銀行規模對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但考慮銀行性質對調節作用的影響后發現，銀行規模對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與績效關系分別發揮著正向、負向調節作用，對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3）反映商業銀行資本實力和經營風險方面的控制變量對銀行規模調節作用的影響程度亦存在差異。

根據研究結論，結合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實際發展情況，對銀行開展多元化經營業務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逐漸面對資本市場發展和息差空間壓縮等多重壓力，以存貸款業務為主體的經營結構和以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難以為繼。加之，利率市場化改革又進一步激化了銀行業的競爭局面。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尊重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客觀規律，在深化銀行風險管理的同時積極實施業務轉型，選擇合適的多元化經營模式來拓寬利潤渠道。同時，要遵循多元化經營的客觀規律，及時掌握市場信息資源、完善客戶體驗的反饋渠道和機制，加強對客戶需求的把握及預測能力，加大金融產品、業務創新力度，開發具有更好市場前景的新產品和新業務，以滿足客戶對金融資產安全性、穩定性和盈利性的需求。

第二，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而言，銀行無論在資本實力、規模還是在市場競爭力、風險管理機制、人才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具有比較優勢，其銀行類金融產品和業務已具備核心競爭力。因此，國有商業銀行要充分發揮已有的規模和資源優勢，不斷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以更加多樣化的產品豐富收入結構。要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正確處理多元化經營過程中成本與收益的關系，通過多元化經營為國有銀行創造持續穩定的利潤來源。要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實施多元化與國際化并舉戰略，學習與借鑒國外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成功運作的經驗，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以便于更好地參與全球化金融競爭。

第三，對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可建立核心競爭力，適度擴大銀行規模，增強資產運營能力。一方面銀行規模的擴大必然帶來資產多樣化程度的增加，可以有效分散風險，提升其資本實力和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銀行規模適度擴大，可以降低盈利增長的波動性以及增強資源拓展能力。在傳統凈息收入減少的同時能夠從多元化業務領域增長中獲得彌補。此外，適度擴張規模也會帶來一定的成本優勢，使得整體經濟效益提升并產生相對規模經濟，從而促進銀行績效持續增長。因此，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應采取循序漸進的規模擴張原則，積極拓展高附加值中間業務，并加強同業合作，積極拓寬新型中間業務渠道和市場占有率，從而使得規模能夠有效促進多元化經營績效的提升。

第四，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而言，銀行規模較小、資源有限，目前正處于多元化經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資金實力、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缺陷，對業務風險管理與控制能力相對較弱，易受到多元化經營波動性的影響，而盲目進行規模擴張會造成機構組織體系繁重、管理難度加大、固定成本提高、內部控制水平降低、邊際效率遞減等現象，從而大大降低銀行績效。因此，城市商業銀行應結合實際，選擇自身最優規模。在多元化經營過程中，避免盲目進行規模擴張，精準市場定位，立足于地方，服務于實體經濟。可實施同心多元化經營戰略，不斷提升風險管理、信息科技、金融創新等能力，要充分利用傳統業務所積累的客戶資源，重點發展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和業務。對于發展前景較差、對銀行核心競爭力貢獻較低的業務進行剝離，在同心多元化可以提升其核心競爭力的前提下再逐漸向綜合型多元化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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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志勇1、2;李馮坤1;李宏揚1 單位：1..齊齊哈爾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哈爾濱工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