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危機理論背景下宏觀經濟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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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再次受到了各國的強烈關注。學術界運用馬克思經濟理論對危機進行深刻的解讀，揭示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馬克思經濟理論在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學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們廣為接受。雖然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和我國當前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有所不同，但細細品讀馬克思危機理論對理解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有一定啟示意義。在馬克思經濟學框架中，經濟危機源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供求失衡導致市場自發性出清功能失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由兩個層面組成：第一個層面是交易方式創新和虛擬經濟發展導致了對實體經濟的偏離。虛擬經濟的發展給生產和消費帶來巨大的伸縮性，使生產和消費可以突破實體經濟的限制而虛假的增長，這進一步加重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第二個層面為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的不同部類由于難以同時實現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而導致的社會再生產難以為繼。馬克思用社會總產品來分析資本的運動過程，社會總產品在物質上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為生產性消費的生產資料，第二部類為生活性消費的消費資料。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第一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產資料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第二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活資料的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
二、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美國金融危機是發端于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貸款供應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階層發放房產抵押貸款，貸款供應商通過資產證券化，以次級抵押貸款為基礎發行大量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將風險分散給其他投資者。當美國政府調控經濟連續提高利率，房產價格持續下降，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上升，導致基于抵押貸款的證券市場價值大幅縮水，市場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危機由信貸市場擴展到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將原有金融產品反復打包并發行新的衍生產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桿效應，經濟繁榮時放大賬面資產規模和利潤，造成金融衍生產品的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規模，創造了大量虛假需求，進一步加劇了過剩。2007年美國的GDP約14萬億美元，全球GDP約為56萬億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規模多大400-500萬億美元。從危機的發生過程來看，美國金融危機和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偏離實體經濟有關，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第一層次。
我國當前的經濟情況則和美國危機發生前的經濟情況有所不同。當前美國的經濟呈現出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虛擬經濟的特點，美國的金融危機與金融創新過度、金融衍生品過度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短，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創新層次不高，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還遠遠沒達到美國的程度，且還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如果說美國金融危機更多是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一層次，而我國當前則更應該警惕由于部門失衡、結構性因素而導致的第二層的危機。改革開放后3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長，似乎并沒有出現西方那種經濟衰退的跡象。但其實多年的高速增長累積了巨大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結構性矛盾才是我們應該高度關注并著力去解決的宏觀經濟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有可能演變成結構性危機，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缺乏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步入發展中國家陷阱，陷于長期的低增長或衰退泥潭。當前的結構性矛盾具體表現為：經濟結構，偏向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產業產能結構，偏向制造業及其產能過剩，服務業發展滯后；資金流向結構偏向國企、房地產和美國債券；人口結構偏向老齡化、低端化、教育貶值；城鄉結構偏向城市；地區結構偏向東部。
這些結構性矛盾，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如經濟結構失衡，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國通過國外市場消化內部產能的空間變小，而內需不足，國內市場還不能形成對外部市場的有效接替，這會進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資的路徑依賴，加劇了產能過剩，錯過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國內消費的時機。產業產能結構失衡，導致部分行業形成嚴重的過剩，甚至整個行業面臨虧損，如鋼鐵行業。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出臺的4萬億投機及地方的配套投資計劃，擴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大了這些資源型產業的需求，為這些行業積累了巨大的產能。同時一些能夠創造眾多就業的服務業及一些決定我國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卻一直發展滯后。產業產能結構失衡，造成了投資的低效率，損害了我國的長期供給產能。資金流向結構失衡，制約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降低了經濟的活力，不利于就業擴充，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形成房地產市場泡沫，還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形成擠占效應。經過30年的改革之后，國有成本占社會資源在60%，創造的GDP是28%，而解決的就業只有6%，占社會資源不到40%的民營資本，解決的就業在90%以上，創造GDP在62%。
我國下一階段的產業升級，走出依靠生產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長，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撐，而人口結構的失衡老齡化、低端化，嚴重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上的結構性矛盾，使我國經濟運行比例失衡、不協調嚴重，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制約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結構性問題為何長期懸而未決呢？縱觀近幾年我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我們實際上走入了一個循環怪圈，由于國外宏觀經濟低迷，為了保增長，出臺刺激性政策，大力啟動政府投資計劃，加大了對投資的依賴，造成產能過剩、國內消費市場難以培植起來，將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推遲了下來，隨著經濟體規模越來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解決。因此，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三、應對的政策選擇
針對我國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供給與需求，結構優化的角度去考慮，化解我國的結構性矛盾。
（一）設計啟動和振興國內消費需求的一攬子方案。縱觀一些世界經濟強國的發展史，強國經濟的長期繁榮無不是建立在強大的國內需求之上，如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強大國內消費需求支撐的經濟才是可持續的、平穩的，才是真正的經濟強國，能夠保持對外界風險的強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機發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復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邊際消費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響個人消費能力，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創造有利于民營經濟大繁榮的市場環境，出臺一系列民營經濟大繁榮的扶持政策，鼓勵它們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健全民營經濟進入某些行業的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向居民和企業實行結構性減稅；另一方面要著力關注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應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步伐，解決看病難、上學貴、住房貴的問題，使居民在消費之時無后顧之憂，方能釋放出消費潛能。
（二）從供給因素方面，要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結構性矛盾。走出“結構性怪圈”，需要靠創新驅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找到利潤增長的源泉。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刺激政策，雖然能顯著地減少外部危機的沖擊，但具有短期效應，同時會拖延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時間，使結構性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在創新驅動方面，熊彼特的理論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它認為創新浪潮在市場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無上的作用，新的創新浪潮出現時會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的繁榮。因此一方面，我國政府應加大對關乎未來的戰略性產業的支持和引導，確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方面保持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業家群體誕生、發揮作用的市場環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創新、支持創造的政策體系。
作者：梁豐單位：四川財經職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