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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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實證檢驗了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結構優化，提高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勞動力相對占比可以顯著降低城鄉之間人均工資收入比，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減小中、西部各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但在東部地區卻呈現出擴大效應。

關鍵詞:

人力資本結構；全要素生產率；城鄉收入差距

中國經濟發展正在轉入新常態，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動力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經濟新常態下，城鄉收入差距如何調節，必須首先厘清人力資本結構與技術進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因此，本文將人力資本結構、技術進步引入城鄉收入差距分析框架之中，并使用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與分析，考察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與效應。

一、文獻綜述

人力資本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影響。庫茲涅茨(Kuznets，1955)認為低收入社會的勞動者大多受教育水平低下，主要從事農業工作，隨著勞動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分布不平等會隨之加劇，農業社會的城鎮化進程會加快，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會擴大［1］。然而，卡諾依等人(Carnoyetal．，2013)經過實證數據的檢驗，發現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型理論在一些地區并不適用，勞動力的教育分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并不大［2］。在中國，由于城鄉教育差距的長期影響，陸銘和陳釗(2004)以及陳斌開、張鵬飛和楊汝岱(2010)認為城鄉之間人力資本積累存在明顯的城市化傾向，導致城鄉間人力資本積累與結構存在顯著的二元特征［3－4］。馬丁•卡諾依和羅樸尚(2013)認為雖然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城鄉間教育分布更加平等，但是由于城鄉人力資本結構存在差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時伴隨著教育收益率的升高，城鄉間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反而加劇［5］。此外，侯風云和鄒融冰(2005)認為由于政府投資的城鄉差異，人力資本結構具有明顯的城鄉差異，其收益也表現出巨大的城鄉非對稱性，在市場理性選擇的作用下城鄉收入差距必然持續擴大［6］。因此，郭劍雄(2005)提出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決定因素，是城鄉間人力資本的差距［7］。

技術進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視角。奧特等人(Autoretal．，2006)基于有偏技術進步理論，考察了有偏技術進步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發現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是導致美國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8］。阿西莫格魯(Acemoglu，2007)也通過借鑒技術進步偏向思想，重構了有偏技術進步模型，分析了美國勞動力市場技能溢價變動，發現技術偏向型技術進步會提升技能型勞動者的相對工資，進而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9］。彭國華(2005)使用省級數據分析了中國1982—2002年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收斂檢驗，結果表明TFP解釋了中國省區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并發現是TFP而不是要素積累對省份收入差距起關鍵決定作用，且TFP的收斂導致了收入的收斂，因而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分析是更好地理解地區收入差距的必要條件［10］。楊新銘和周云波(2008)利用1995—2005年分省數據進行了面板分析，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城鎮技術進步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縮小作用，而農村技術進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不明顯，原因可能是農村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的不相匹配［11］。劉鳳良和易信(2013)基于中國1999—2008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從偏向型技術進步的視角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引起資本和勞動要素邊際生產力提升非對等，致使資本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更為有利，因而由城鄉要素積累差異所導致的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被偏向型技術進步進一步放大［12］。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諸多學者在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與影響因素過程中，研究視角已經涉及人力資本結構與技術進步，但并未對人力資本結構、技術進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機理進行探討。而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發展更加注重人力資本結構優化與技術進步驅動，分析這兩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所產生的影響，就顯得更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本文嘗試建立人力資本結構、技術進步與城鄉收入差距據之間的關系模型，并對兩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所產生的具體效應進行分析。本文剩余部分的結構安排是:第二部分構建面板回歸模型，并設定模型變量含義;第三部分首先平穩性檢驗本文數據，然后回歸檢驗省級面板數據，并對影響機理進行探討;第四部分歸納總結研究結論。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阿西莫格魯(Acemoglu，2007)從柯布－道格拉斯CES生產函數出發，構建了一個連接經濟技術前沿與勞動力供給同工資形成關系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數據說明本文選擇2002—2012年作為樣本期間。若不特別說明，本文所使用的省級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以及各地歷年統計年鑒。本文整理相關數據得到2002—2012年30個省級區域的面板數據(西藏自治區由于數據缺失嚴重，故不包括在內)，進行面板回歸實證檢驗。在面板回歸模型(6)中，GAPit為被解釋變量，定義為城鄉人均收入比，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計算得到。解釋變量設定如下:LABit表示人力資本結構，定義為城鄉勞動力中大專及以上從業人員比重與高中及以下從業人員比重的比值。TFPit為全要素生產率，本文采用DEA方法通過曼奎斯特指數分解法分別計算獲得。其中，投入數據包括物質資本存量與人力資本存量。物質資本存量估算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測算公式為:Kit=Iit+(1－δit)Kit。公式中Kit表示省份i第t期末的物質資本存量，Iit表示省份i第t期的新增固定資本實際投資，δit表示固定資本經濟折舊率。本文采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作為新增固定資本的估算值，δit取無差異固定資本經濟折舊率9．6%，分別測算城鄉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數據使用城鄉平均受教育年限。產出數據使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與城鄉總人口的乘積作為代替。此外，由于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既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技術水平，也可以反映地區人力資本狀況，所以本文選擇城鄉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作為控制變量。在全要素生產率測算過程中，資本類數據均使用GDP環比指數平減為2002年不變價實際值，以消除各年價格因素影響。各省級區域城鄉全要素生產率的統計概況，見表1。為了比較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地區間差異，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劃分方法，將30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海南、山東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市;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重慶、內蒙古、青海、新疆、寧夏11個省市區。各個地區的主要變量的數據概況見表2。由上表數據，可以發現:(1)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區的西部地區，城鄉人均收入比的平均值為10．78，遠高于東中部地區及全國平均水平，在2004年新疆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全國的最大值46．26，即城鎮人均工資收入是農村人均工資收入的46．26倍。2002—2012年，東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均值為4．61倍，中部地區為6．64倍，全國層面城鄉收入差距的平均值為7．412倍。(2)城鎮人力資本結構均值表明，東部地區大專及以上學歷勞動力比重與高中及以下學歷勞動力比重的比值最高，西部地區略低，中部地區比例最小。而農村人力資本結構的均值表明，東部地區農村中大專及以上學歷勞動比重與高中及以下學歷勞動力比重的比值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大體上是中、西部地區的3倍多，中部地區居中，西部地區最低。(3)2002—2012年，城鎮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東、中、西部地區依次降低的階梯狀趨勢，而西部地區農村TFP水平略高于中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TFP水平低于東部地區。(4)城鎮生均預算內經費均值表明，東部地區最高，大體等于中、西部地區的2倍多，西部地區略高于中部地區。農村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在中、西部地區表現出高于城鎮地區生均經費的特點，東部地區農村生均經費則低于城鎮地區，并且接近中、西部地區的2倍。西部地區農村生均教育經費高于中部地區，中部地區農村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全國最低。

三、面板數據實證檢驗

本文選擇LR似然比檢驗與沃爾德檢驗，對面板模型(6)進行異方差檢驗，檢驗同方差條件是否成立。檢驗結果見表3。為了消除異方差對面板模型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選擇使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回歸。在面板數據處理分析過程中，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一個基本問題。豪斯曼檢驗假定在原假設“H0:ui與xit，zit不相關”成立的情況下，隨機效應模型是最有效率的，即RE(隨機效應模型)比FE(固定效應模型)更有效。但是如果原假設不成立，則RE不一致，需要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而無論原假設成立與否，FE都是一致的。本文使用Stata12．0軟件進行豪斯曼檢驗，以此為基礎選擇效應模型。

使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對各個地區所選擇的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對雙對數面板模型(6)進行實證檢驗，各個變量的估計系數見表4。根據雙對數面板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1)城鎮人力資本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各地區以及全國層面的城鎮人力資本結構的優化，提高勞動力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占比可以顯著縮減城鄉之間人均工資收入比，加入城鄉生均教育經費控制變量后縮減作用系數有所減小，但仍然有利于減小城鄉收入差距。其中對中部地區各省份的縮減作用最為顯著且影響系數最大，在東部地區的影響程度小于中部地區，在西部地區這種縮減作用不顯著。(2)農村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可以顯著縮減各地區呈現收入差距，但是加入生均教育經費控制變量后，中部地區的縮減作用發生逆轉，呈現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趨勢，只有東部、西部以及全國層面的農村人力資本結構在加入城鄉生均教育經費前后的影響方向保持一致，均表明提高農村勞動力中大專及以上學歷與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相對比例可以顯著減小城鄉間人均工資收入差距。(3)城鎮地區TFP對中、西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顯著小于0，說明在中、西部地區城鎮技術水平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城鄉人均工資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減小作用，加入控制變量后縮減作用的程度有所減小。而東部地區城鎮技術水平的改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擴大作用，雖然這種拉大效應并不顯著。(4)農村地區TFP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較為復雜。對中、西部地區以及全國層面的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全要素生產率具有縮小作用，但加入城鄉生均教育經費作為控制變量后，中、西部地區農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減效應發生逆轉，表現出擴大收入差距的趨勢，盡管系數估計結果并不顯著。東部地區農村全要素生產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則一致地體現為顯著的擴大影響。(5)城鎮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具有顯著的縮減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全國層面與東中西地區的面板模型估計中其系數均顯著小于0，說明提高城鎮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可以顯著縮小城鄉間人均工資收入比，且縮減程度最顯著的是在中部地區。而農村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系數在各地區以及全國層面均大于0，表明農村生均教育經費的提高，反而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特別是在中部地區。統計結果表明，城鄉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表現出與直觀預期截然相反的作用方向。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縮減作用，提高城鎮與農村勞動力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相對占比可以顯著降低城鄉之間人均工資收入比，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技術進步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減小中、西部地區各省的城鄉收入差距，但會擴大東部地區各省份的城鄉收入差距。城鄉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似乎與常識相反:提高城鎮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可以減小城鄉收入差距，提高農村生均經費反而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并且，加入城鄉生均教育經費作為控制變量后，人力資本結構與技術進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會在中、西部地區發生效應逆轉，呈現擴大收入差距的趨勢。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如何在強調人力資本水平優化與技術創新的要求下，同時兼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及調節城鄉收入差距，即在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促進技術進步過程中，可以同時兼顧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調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政策參考意義。因此，基于面板回歸結果與研究結論，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應對措施:(1)注重高等教育發展的地區公平。中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地區不均衡問題，是制約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結構優化的瓶頸。重新配置高等教育資源的成本極高，且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但可以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更加注重教育公平，進一步適度擴大招生規模，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特別是要擴大中、西部地區生源規模，以彌補因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帶來的機會不公平問題。同時鼓勵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員在中西部地區就業，以提高地區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勞動力比重，優化人力資本結構。(2)促進中西部地區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與技術水平的提升，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財政支持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對外貿易，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與管理知識，以促進地區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中，尤其需要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發展地區特色經濟，拓寬對外貿易渠道，在帶動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配套開展農村地區人力資本再培訓，輸血與造血，雙管齊下，持續促進農村地區技術水平的提升。(3)提高農村地區工資收入水平。實證結果顯示城鄉生均教育經費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與直觀預期相反，并且中、西部地區在加入城鄉生均教育經費的影響后，人力資本結構與技術進步的縮減作用發生效應逆轉。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地區工資水平過低，農村地區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勞動者選擇在城鎮地區就業，導致農村人力資本收益外溢，且技術進步緩慢，最終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因此，提高農村地區工資收入水平，是控制人力資本外溢，促進技術進步，減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

作者：馬磊 單位：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