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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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是馬克思思考正義問題的思想史前提，他既肯定了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歷史進步價值，同時又批判了它的歷史局限性。一方面，作為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基礎的權利平等原則相對于前現代社會的等級與特權制度，相對于政治權力對私人生活的滲透和干預，體現了人類歷史的偉大進步；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權利平等原則只是形式或法律上的正義，不是實質上的正義，且作為重要論據支撐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的非正義。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態度對當代中國具有重要啟示：一方面，要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自由主義的權利正義在市場經濟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收入差距過大等社會問題，我們應該通過制度設計和具體措施，逐步向實質正義推進。

關鍵詞：自由主義；權利；形式正義；實質正義

伴隨著公平正義問題的日益突出以及當代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學術語境的烘托，近年來馬克思正義理論及其當代意義成為國內學術界炙手可熱的焦點問題，產生了大量學術成果，卻鮮有對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傳承關系的專門系統研究。筆者認為，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是馬克思正義理論的思想史前提，馬克思是在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研究與批判中闡發自己的正義理論的。馬克思既肯定了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歷史進步價值，同時又批判了它的歷史局限性。今天，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對當下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如何正確分析和評價這種影響的利弊得失，直接關系到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理解和建構。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肯定和批判為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如何看待自由主義的歷史進步性、歷史局限性和內在矛盾性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進步性的肯定

馬克思認為，在現代市民社會以前的任何社會形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表現為以血緣、地緣、性別為基礎的自然關系。每一個人都被固定在一套穩固的社會關系中，不能自由地脫離共同體加之于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他們只是作為具有某種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發生關系，如作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農奴等等，或作為種姓成員等等，或屬于某個等級等等。”(113)每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和角色都是由個人在共同體內的地位決定的，沒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即便在古希臘城邦社會，其決定戰爭與和平、參與審判、討論城邦事務的權利亦不是基于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基于特定的公民身份。但公民的身份并不是自由選擇的，而是由城邦共同體決定的。按照霍布豪斯的看法，中世紀的社會結構采取的是封建等級形式，在這樣一個由不同階層所編織的等級鏈條中，每個人都有他的主人，必須聽命于上一個等級。

因此，每個人都屬于等級鏈條的一個環節，根本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權利存在的空間。針對中世紀的等級制度，自由主義批判了人與人之間非交互性的奴役和支配關系，立志使每一個人獲得自由權利，因而具有顯著的政治解放意義。17~18世紀興起的自由主義思潮是與當時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市場制度相匹配的意識形態，它由霍布斯和洛克奠定理論基礎，以個人主義為前提。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主張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平等保護；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只是作為“守夜人”保證每一個人公平的自由競爭。市民社會的歷史出場使近代自由主義逐漸介入正義問題，其基礎和核心是個人權利平等原則，因此，與古代社會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德性正義大異旨趣。雖然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權利平等原則只是形式正義，還不是實質正義，但相對于中世紀的等級制度，卻是人類歷史的偉大進步，人們憑借這種形式正義獲得了諸多平等的自由權利。在現代市民社會存在著無數規則條文，這些規則條文從形式上來看都是正義的，但這種形式正義作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遮蔽甚至是支撐著社會生活中的嚴重不公，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闡述了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這一人的解放的歷史進程，并把對自由主義的分析和評價放在政治解放的視域內，高度肯定了自由主義在世界歷史上的進步意義。

“政治解放當然是一大進步；盡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內，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74)在政治解放的限度內，自由主義形式正義的歷史進步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積極倡導和平等保護。洛克認為，人類生來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果沒有經過本人的同意，無論任何人都不得被脫離這種狀態，從而受制于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4]每個人必須平等地受到限制，平等地享有權利。自由主義正義理論以個人自由權利為首要目標，其基礎是每一個人自在地享有普遍權利這一天賦觀念。以這種天賦觀念為根基，政治社會的建立依賴于每一個自由人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替他人做出決定。出于理性的考慮，人們放棄一部分權利，通過契約的方式把這些權利委托給國家和政府，其目的是防止彼此傷害，實現更大的自由權利。個人自由和權利成為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首要原則和現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成為反抗中世紀等級特權的一把利劍，因此，近代自由主義者都把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平等保護作為一項中心任務。可以說是否有助于保護或促進個人自由權利成為自由主義判斷一個制度和規則正義與否的尺度。如果能夠促進個人自由權利，在自由主義看來就是正義的，反之，則是非正義的。自由主義理解正義的這種思路在當代自由主義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貫徹，無論是諾奇克基于個人自由的最低限度國家，還是羅爾斯的平等自由原則，都表明正義是與個人自由和權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在馬克思看來，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可以做任何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權利，相較于前現代社會的等級與特權制度，相較于政治權力對私人生活的滲透和干預，形式上不受約束的自由平等權利無疑體現了人類歷史的偉大進步，因而馬克思在尖銳批判的同時又高度肯定了自由主義所引領的政治解放是迄今為止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第二，對個人權利所引發的利益沖突進行補救與調和。自由主義所伸張的個人自由和權利為每一個人開辟出廣闊的活動空間，但卻由此帶來了利己主義的極度膨脹、財產的不正義分配以及普遍性價值的瓦解等。正如黑格爾所言，現代市民社會是個人主觀自由和抽象權利活動的疆域，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面對這種時代狀況，休謨和斯密都把正義看作補救性的社會價值，并建構了協調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正義體系，以彌補市民社會的內在缺陷。在對正義和仁慈的比較中，斯密和休謨都突出了前者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正義構成了社會存在的真正基礎，“與仁慈相比，正義更是社會存在的基礎。沒有仁慈，社會可以存在于一個令人不舒適的狀態之中，但是不正義的盛行一定會徹底摧毀社會。”

可見，與仁慈相比，正義更是作為一項基本規范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行，缺失正義對市民社會的補救，一定會使市民社會遭到徹底摧毀。如果把正義看作對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調節與補救，盧梭的公意、康德的公共法權、黑格爾的作為普遍理念的國家等，也都間接地觸及了休謨和斯密語境中的正義問題，因為它們大致也都致力于這一目標。自由主義立足于市民社會的歷史出場所建構的正義體系，盡管在馬克思那里只是一個低階正義理論，因為馬克思是立足于超越市民社會的“人類社會”思考正義問題的，但是補救性的正義體系仍然具有歷史進步價值，這主要體現在補救性正義的調節對象——市場經濟是人類無法逾越的一個階段，它為進入“人類社會”不斷地創造條件。第三，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所提倡的基本權利既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又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和保障。自啟蒙運動以來，古典自由主義對自由、平等、財產權等基本權利進行了卓有建樹的系統論證，但這并不是說有了自由主義之后才有對這些基本權利的訴求，而是現代市場經濟本身首先孕育出了產生這些權利的可能性，而后才有自由主義對這些權利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證明。自由主義正義理論之所以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占據主流地位并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也主要是因為這種理論反映了市場經濟對權利的基本訴求。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基本權利既是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的產物(并不是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又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盡管這些基本權利所表征的只是形式正義。“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

(199)自由和平等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產生的，其最重要的現實基礎是市場經濟中的交換關系，交換關系確立主體之間的自由和平等，每一個人都是自愿進行交換的，在交換領域不存在奴役現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意味著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無法逾越的經濟形態，并進行了一系列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那么我們對建基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自由主義就不應該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而應該積極吸收其關于自由權利學說的合理成分，加深我們對市場經濟的本質、運行機制的理解。例如，自由主義伸張的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一人權……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183−184)。

正是由于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處理自己的財產，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供求機制、價格機制、自由競爭機制、資源配置機制等市場機制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否定私有財產這一基本權利就等于否定市場經濟，所以，馬克思說這種個人自由及其應用構成了現代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概言之，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歷史進步價值主要體現在對個人自由權利的論證和辯護迎合了現代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對權利的基本訴求，而市場經濟的世界史意義就在于它是通達普遍人類解放的無法逾越的經濟形態。因此，當代表德國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貶低和反對自由主義時，馬克思給予了尖銳的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馬克思充分看到了自由主義的世界史意義，看到了當時的德國要遠遠落后于自由主義已經占支配地位的英國和法國，而自由主義所伸張的一切自由權利正是德國要積極爭取的。但是，根據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精神，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所以在指出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歷史進步價值的同時，馬克思又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世界觀立場對其歷史局限性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自由主義的補救性正義與馬克思所期望的正義在根本上屬于兩個異質的范式。

二、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局限性的批判

在對自由主義的研究與批判中，馬克思展開了自己對正義問題的思考，因此，從思想史的內在邏輯演進看，與自由主義有著理論上的傳承關系。馬克思正義理論的獨特貢獻就體現在與自由主義的區別上。其區別表現在，自由主義的正義只是形式上或法律上的正義，而馬克思的正義超越了形式上或法律上的正義，是一種實質正義。在引領啟蒙運動的過程中，自由主義開出了自由、平等、財產權等基本價值并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論證和辯護。但在馬克思看來，自由主義隨即陷入實踐的困境，它不僅無法兌現其所承諾的這些人道主義的基本價值，反而使這些價值淪為為資本主義事實的不平等進行掩蓋和辯護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不僅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這一自由主義的制度形式進行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動力學機制的非正義性，而且還進行了意識形態批判以揭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所伸張的自由、平等、財產權等人道主義價值觀念的形式性、虛假性、非人道性。立足于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權利的激進批判，盧克斯指出，“馬克思關于人權含義的觀點是狹隘而又貧乏的，即使他關于18世紀晚期人權的觀點也是如此：它僅僅把人權看成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生活矛盾的表征。”[7]美國學者R.G.Peffer也認為，“由于把權利的觀念和利己的觀念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可能誤解了這個觀念，或者至少沒有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權利觀念留下可能性。”[8](325)這實質上是對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權利觀念的誤解。馬克思對權利的批判并非是對一般權利的批判，而是對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權利話語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古典自由主義的這些權利觀念，并不意味著他拒斥這些權利本身的價值，作為啟蒙運動的繼承者，馬克思已經把這些價值內化在其政治哲學當中。事實上，馬克思一生都在為工人的自由權、平等權、生存權、勞動權等進行著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努力，他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多重批判來還原這些價值的真正普遍性的，而不是被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所壟斷。如果以個人自由權利為基本參照系拷問馬克思正義理論對當代社會的啟示，我們很容易發現對個人自由權利的維護是與當下中國市場取向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對權利的實踐訴求是相融通的，改革在教育、醫療、就業、司法等方面的不正義現象，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在事實上獲得平等的權利。馬克思并不反對自由主義訴求的權利本身的價值，反對的是這些權利在資本邏輯統治下的實現方式與言說方式，反對的是權利實現能力的不平等，反對的是這些權利所體現的形式正義與事實上的非正義形成的巨大反差。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平等權利在口頭上是被承認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而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所關心的，是使絕大多數權利平等的人僅有最必需的東西來勉強維持生活，所以資本主義對多數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隸制或農奴制所給予的多一些”。

事實上，一些馬克思研究者，如約翰•普拉梅內茲正確地理解了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權利的批判：馬克思本人相信權利，如果馬克思被問及人是否應當享有這些權利，他一定會作出肯定的回答。馬克思只是認為18、19世紀的社會現實是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享有權利，權利在本質上維護的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得大多數人不可能實際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盡管資產階級錯誤地認為一切階級都可以享有這些權利，但事實上只有在無階級社會中，所有人才可能真正地享有這些權利。(328)一般而言，自由主義通過對機會平等、程序平等、自由競爭等權利的強調說明市場經濟分配制度的正義性。它假定如果市場參與人之間存在著平等的權利，那么其導致的收入分配的任何不平等都可以被認為是正義的。建立在交換領域的權利平等原則之所以在實質上是非正義的，就在于它作為重要論據支撐著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收入分配的虛假正義性，支撐著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社會機制，支撐著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正義性。正如美國學者漢考克所認為的那樣，法律對契約自由的界定，使資本家和工人在交易時擁有平等地位，沒有任何法律強迫勞動者接受不公平的待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勞動者與資本家擁有同樣的自由可以就工資和工作條件討價還價，因此，從表面上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收入分配無論差距有多大都是正義的。與他們平等的形式自由相比，工人享有的實際自由要遠遠低于資本家，因為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往往因為困窘的經濟境況而被迫簽訂明顯低于自身價值的工資契約，而資本家則沒有類似的經濟壓力，對他來說可能僅僅意味著少雇傭一個合適的工人，而對工人來說可能意味著無法持續獲得基本的生活資料。交換領域的形式正義與生產領域的實質非正義產生了巨大反差。交換領域的形式正義使資本家堅持買者的權利，盡量延長工作時間，而工人也要堅持作為賣者的權利，盡量把工作時間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起決定作用。”

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批判發現，自由主義權利正義理論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在它的掩飾下，由于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工人與資本家發生了實質上的非正義，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馬克思在對自由主義權利原則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批判的同時明顯地訴之于兩個更高的處于不同位階的正義原則：貢獻原則和需要原則。國內學者王新生、國外學者埃爾斯特、金里卡、胡薩米等都曾深入地論證了在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中存在著一個從低到高的正義原則序列：權利原則、按勞分配原則和按需分配原則。當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還沒有發生變革時，與之相適應的正義原則就不可能被推翻，盡管該原則存在著許多弊端。一方面，馬克思用貢獻原則批判了資本主義權利原則所導致的實質非正義；另一方面，又用需要原則批判了貢獻原則，貢獻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形式正義原則。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看，貢獻原則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仍然是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權利平等原則，還不是實質正義原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按勞分配原則進行了集中論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貢獻原則消除了因階級差別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導致的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這一不正義現象，但貢獻原則這一分配標準仍然是不公平的。一是因為它把“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看作“天然特權”，二是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勞動者家庭負擔的不同。勞動者不同等的“個人天賦”是由遺傳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并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個人天賦”高的人因此而獲得較多的社會財富是不公平的；勞動者家庭負擔的差異往往也是由諸種偶然因素導致的，多數情況下并不是他們自愿選擇的結果，因此，勞動者實際收入的不平等也是不正義的。所以，貢獻原則主張的權利平等，即每一個人都用同一個尺度計量，只是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一種有限進展，它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還不是實質上的平等。在完整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形式平等的權利被超越了。

當馬克思敏銳地分析了貢獻原則的弊端時，他預設了一種更高的正義原則：作為實質正義原則的需要原則。由于需要原則的理想性、超越性，再加上馬克思對之論述過于簡潔，這個著名的正義原則引起了許多爭論和非議，并被賦予了多種解釋。這些爭論和非議針對的往往不是這個正義原則的合理性，針對的多是這個原則在當下以及可預見的未來實現的可能性。如德沃金、阿尼森、埃爾斯特、杰拉斯都已經表明，奢侈需要的問題使按需分配成為一種渺無希望的烏托邦。布坎南甚至并未把需要原則看作正義原則，在他看來正義原則只適用于稀缺條件下的社會生活，不適用于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那里，需要原則與貢獻原則一樣都是歷史性的正義原則，只有通過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歷史條件來說明它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埃爾斯特等人之所以把馬克思的需要原則看作抽象的正義原則，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理解馬克思通過論證社會條件的歷史性為需要原則辯護的特殊方式。在對貢獻原則進行總體說明之后，馬克思緊接著論證了需要原則產生的具體社會條件：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已經消失；勞動成了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而不是謀生的手段；每一個人都得到了全面發展；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

實現按需分配的社會條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是一項長期的共產主義事業。由于認識到與需要原則相匹配的社會條件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才能達到，柯亨認為應該充分研究社會主義的正義原則，并做出了不俗的努力，在以規范理論重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義的過程中，堅持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并把平等看作社會正義的首要原則。與權利原則和貢獻原則形式上的正義相比，需要原則的超越性突出地體現在它雖然在形式上是非正義的，但在實質上卻是正義的，因為它立足于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盡管馬克思尖銳地批判了貢獻原則所蘊含的權利平等的形式性，但是這種批判并沒有使馬克思拋棄所有形式的權利，正如阿尼森所言，他拋棄的只是資產階級的權利視野而不是權利本身。馬克思的需要原則隱含著一種新型的權利：自我實現的平等權利或者說每個人都能夠根據自我實現的需要平等地獲得主客觀條件的權利。由于每一個人的個性存在著差異，因而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不同的。馬克思反對平均主義，因為有些人獲得的報酬可能會少于他們的自我實現所需要的。權利原則和貢獻原則之所以在事實上是非正義的，原因在于沒有考慮到每個人的個性特殊性，而需要原則并不是這種形式性的正義原則，因為它沒有按照同一的標準衡量不同的個人，而是充分考慮到每一個人的特殊性。權利原則和貢獻原則的一個共性就是它們簡單地把人當作勞動者而忽略了人的其他方面，從而把人視為一個抽象的、內容貧乏的、單向度的人，而需要原則的正義性恰恰體現在它顧及到每一個人的個性，以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為價值目標。需要原則用真實的平等取代了形式的平等，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因而是一個實質正義的原則。

三、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揚棄的當代啟示

30多年來，不斷深化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極大地促進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因此關于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學術爭論已經銷聲匿跡。由于市場經濟的產生及其發展與自由主義的親緣性，以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為宗旨的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資源被廣泛引入，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呈現出復雜的局面，發揮著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的系統論證迎合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個人權利的訴求，為社會轉型以及市場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提供了重要推動力；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所伸張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還只是一種形式正義，它們與市場經濟的聯姻導致了收入差距過大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顯然與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相沖突。因此，如何理性地對待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雙面影響，將仍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重溫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歷史進步價值的肯定和歷史局限性的批判無疑會開啟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當代視域，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收入差距卻迅速拉大。但我們也不可能僅僅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等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就要取消市場經濟。“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它的主要方面是積極的，市場經濟體制把中國推上了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我們怎么能放棄呢？其二，人的目標是多元的，解決兩極分化僅僅是我們所有的目標中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們不可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棄其他目標于不顧。”

既然市場經濟是必須的，那么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即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就應該得到政府的切實尊重和保護，這與自由主義并無二致。但是，由于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的廣泛運用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收入差距過大等社會問題，因而應該通過具體制度設計限制這種形式上的正義，逐漸向實質正義推進,以盡可能為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提供社會條件。因此，馬克思對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揚棄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效應。首先，政府應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能平等地保護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馬克思反對的是資產階級視野中的權利及其運作模式，但并不反對權利本身對個人和社會的積極價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已被普遍地表征為對現代性的追逐，貢斯當所說的現代人的自由權利也日益成為我們所要辯護和捍衛的核心價值。在收入、住房、教育、醫療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的當代中國，社會正義的宗旨是平等地尊重和保護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顯然與自由主義對權利正義的思考并無二致，因此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與當代中國對正義的訴求并不是相互隔絕的，而是具有很高的關聯度。不公正的事情往往表現在人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平等地尊重和保護，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或官員缺乏尊重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意識，濫用公共權力，侵犯個人基本權利。最近幾年來，比較突出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合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對公民私有財產權利的侵犯，由此造成的被拆遷人自殺的事件屢屢見諸報端。

事實上，2001年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2011年又頒布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對地方政府的征地拆遷作了詳盡細致的規定，限定了征收的范圍，規定了補償的標準和程序，明確了相關法律責任，嚴令禁止暴力拆遷。對公民權利問題的侵犯之所以如此突出，根據現實情況來看，其原因在于：第一，嚴重缺乏公民權利意識；第二，對領導干部政績的考核缺少維護公民權利的尺度；第三，對公共利益缺乏明確界定，致使大量侵權行為打著“公共利益需要”的旗號，其實質都是為了一己私利；第四，在利益的驅使下，某些官員與開發商勾結，進行權錢交易。[12]公民權利問題已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矛盾的聚合點，如何使每一個公民權利都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是當前政府面臨的重要任務，也是每一個有良知的研究者的致思方向。鑒于公民權利問題產生的原因，我們認為應該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形成自覺的法權人格，使公民能夠理性地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另一方面，不僅要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明確法律責任，而且要建立健全事后追責制度，以杜絕某些人的僥幸心理。

其次，切實尊重和維護機會平等原則，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自由主義通過政治解放所能達致的機會平等原則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基本條件，當前我們國家進行社會管理的任務之一就是消除政治特權對機會的壟斷，消除通過生產資料的占有對機會的壟斷，以確保每一個人參與市場和國家管理的機會平等，使機會平等的“原則”與“實踐”不再相互矛盾。根據當下的基本存在經驗來看，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當代中國都沒有完全實現機會平等原則。哈耶克曾對計劃經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批判的根本依據是計劃經濟會導致對人的奴役，對市場經濟的百般推崇，其原因在于市場經濟能夠帶來機會平等。但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是不可能完全做到機會平等的，自由主義所提出的機會平等的原則不可能在實踐中被完全實施，這一點哈耶克本人也看到了，“在一個自由企業的制度下機會不是均等的……因為這種制度必須以私人財產和遺產(雖然這或許不是同樣的必要)以及由兩者所造成機會差別為基礎的。”

與西方市場經濟相比，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基本宗旨是不僅要繼承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而且要克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使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能夠得到切實貫徹執行，從而在事實上惠及每一個人。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不但在努力實現自由主義的形式正義，而且致力于改善“原則”與“實踐”間的相互矛盾，因為我們實行的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為機會平等的切實貫徹創造了可能性。最后，我們也要看到古今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市場經濟的正義只是形式正義，即便做到了完全的機會平等，也會引起實際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實質上的非正義。馬克思本人也深深知道，即便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正義也仍然只是形式上的正義，平等權利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框架里，還無法實現實質上的正義。他警惕我們注意這種形式正義的弊病，要積極地創造條件向實質正義過渡。我們之所以在市場經濟之前加上“社會主義”，就是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治療市場經濟形式正義的弊病，從而實現把每一個人的“個人天賦”和“家庭負擔”考慮在內的實質上的正義。我們不僅要強化程序正義(司法正義、機會平等)，而且也要把起點正義和結果正義納入到我們的視野中，通過具體制度設計和其他保障措施限制形式正義，積極推進以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為宗旨的實質正義。

我們近年來也確實采取了多項措施，例如，實施最低工資，減免農業稅等，但效果不盡理想。一些實質正義問題依然比較突出，例如，由于農民工子女沒有城市戶口，其子女并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教育資源；高房價導致城市青年人的貧困，如若沒有父母資助，很難在城市立足；高等教育提供的獎學金覆蓋面太低，使一個農村家庭花費幾十年的積蓄供應一個大學生顯然不符合我們的基本正義期許等。面對這些實質正義問題，馬克思并沒有現成的答案，一些學者提出了“三次分配”的概念具有重要啟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按照貢獻大小進行善品的分配。“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通過稅收、法律、政策等調節收入分配，建立健全公平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從而使所有人能夠獲得過上幸福生活的基本條件。“三次分配”是富人們在自愿的基礎上通過捐贈等方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財富以幫助窮人提高生活水平。

馬克思提出的以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為宗旨的實質正義雖然是一個理想，但我們應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的優勢，通過積極促進三次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努力地向實質正義邁進。馬克思對自由主義的形式正義的辯證揚棄，為我們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重要啟示：一方面，我們要看到以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迎合了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對權利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為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充分實現植入一種新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主義的形式正義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不可避免地帶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社會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在完善形式正義的前提下，通過制度設計和具體措施，不斷克服自由主義的形式正義所帶來的弊端，逐步向實質正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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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飛 單位：重慶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