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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鋼琴教育的發展

鋼琴教育被中國人所接受與當時興起的“學堂樂歌”有著重要的聯系。19世紀末期，維新運動的失敗及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使國人開始意識到國家的落后及學習西方的必要性。當時的統治階級內部的進步人士主張學習西方的文化科技，創立新式教育學堂，其中的鋼琴教育便成為學校開設樂歌課的重要內容之一。一些進步人士還希望通過開設鋼琴課來傳播新思想，以喚起新一代救亡圖存的意志。所以，清朝末期國內便開設了大量的新式學堂，并開設有樂歌課。中華民國成立后，當時的教育部門將樂歌課作為小學教育的必修內容，以對學生進行美育教育。由于鋼琴能較為直觀地反映音樂的交響性，便成為了當時音樂教育活動的重要伴奏樂器。由此可知，清末民初學堂樂歌的興起有效推動了鋼琴教育的發展。其實，在學堂樂歌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學校鋼琴教育模式，但僅僅涉及一些鋼琴教育活動，如早期的教會學校在傳播西方音樂文化方面不乏鋼琴教育內容。真正意義上以鋼琴作為學習對象的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的上海中西書院，該校在校規中明文規定在其8年的學習中都要學習鋼琴。上海的中西女塾還正式將鋼琴學習作為學校音樂學習的主要內容，選修鋼琴的學生人數占總人數的2/3左右，且學習時間一般不少于12年。［2］從此以后，全國各地的學校鋼琴教育逐漸發展起來，嚴修就曾創辦嚴氏保姆講習所，開設有鋼琴課，并為中國培養出了第一批幼教工作者。其實，早期的音樂教育完全是西化的，甚至連鋼琴老師也是由外國人擔任。在鋼琴教育的影響下，一些中國人開始利用業余時間跟隨私人教師學習，這便開啟了鋼琴社會教育的模式。當時的外籍教師是從事該項活動的主要力量，中國最早的音樂家幾乎都在這一時期接受過正規的社會音樂教育。

二、民國鋼琴教育的狀況及特色

(一)民國初期的鋼琴教育民國時期，系列新式學堂的建立對音樂文化的發展及普及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西洋的鋼琴自然成為中西新音樂形式的最佳工具。沈心工和李叔同便是當時鋼琴教育的杰出代表，他們赴歐留學，引進西洋音樂，開辟了中國新音樂教育的道路。當時的李叔同學成歸國后便在杭州的浙江師范學院教習鋼琴，培養了中國的第一代音樂師資。這一時期，意大利鋼琴家梅•帕奇在中國舉行了最早的鋼琴演奏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鋼琴在中國音樂生活中的影響。1921年，他還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支管弦樂隊，并親自擔任指揮長達20多年，跟隨其學習鋼琴的老一輩鋼琴家有于邊敏、張俊勇、周廣仁等。梅•帕奇注重手指的獨立性訓練，承續了歐洲現代鋼琴教法及演奏法的精華，并成為后來中國鋼琴家演奏的重要特點。與此同時，梅•帕奇還將當時最先進的鋼琴彈奏方法、教學思想傳入中國，極大地提高了中國鋼琴教育的水平，并培養了一大批著名的鋼琴演奏家，對中國早期的鋼琴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3］

(二)音樂教育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新風尚中華民國建立后，擔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向全國頒發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這些教育改革文件都將鋼琴教育作為新的課程標準內容，其提倡的美育教育成為了當時救亡圖存的政治要求，并很快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新風尚。隨著學堂音樂教育的興起及發展，西方近代音樂知識，如鋼琴、風琴等逐漸成為音樂教育的主要內容。1915年初，《科學》雜志發表的《和平進行曲》是第一首中國人自己創作的鋼琴曲，標志著中國鋼琴音樂、鋼琴教育的興起。自此，一些著名的音樂家開始在西方音樂理論指導下，以民間音樂為素材，創作出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鋼琴曲。這些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鋼琴教育教材，為以后鋼琴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特別是在當時還出現了專門的音樂教育機構，這說明專業化的鋼琴教育已初步形成。1927年，中國著名的音樂教育家蕭友梅在上海創辦了國立音樂學院，這是中國第一所近代音樂教育機構，說明專業音樂教育開始占據重要地位，對中國鋼琴教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時的俄籍音樂家查哈羅夫說:“中國的鋼琴教育正如剛出生的嬰兒，而中國學生的聰明與勤奮是其迅速成長的重要基礎。”［4］

(三)新文化運動時期鋼琴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的鋼琴教育得到進一步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迅速發展不斷需要具有一定專業水準的音樂人才，所以，在當時的北京、上海等地出現了各種新式的音樂社團，并在這些社團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第一批音樂教育機構，如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上海專科師范學校音樂科等，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鋼琴教育隊伍，如李翠貞、巫一舟、范繼森等都是近代中國第一代鋼琴演奏家。在中國鋼琴教育發展中，中國國立音樂教育學院的建立使鋼琴教育步入正常發展軌道，出現了大量的鋼琴專業人才，鋼琴教育正式進入實質發展階段。當時就有一個對中國音樂界有著重要影響的事件。1934年美籍作曲家亞歷山大發起了征集中國風味鋼琴曲的比賽，賀綠汀的《牧童短笛》獲得了一等獎，這樣的創作競賽在中國鋼琴教育史上還是第一次，《牧童短笛》也是中國鋼琴曲創作的里程碑。近代中國鋼琴教育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進步，正是有了專業的音樂教育機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促進了鋼琴創作的發展與進步。

(四)抗日戰爭對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影響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剛剛起步的鋼琴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上海淪陷后，汪偽政權在原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基礎上建立偽國立音樂院，一些不愿在國立音樂院從教的老師開始轉入陳又新創辦的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當時的國立音樂師專的師生們以其專業的素養代表著中國最高的音樂水平。國立音專的師生先后奔赴抗日前線參與戰斗，成為了中國鋼琴音樂教育的主力軍。1940年在重慶成立的國立音樂院逐漸成為大后方最著名的音樂學府，同時教育部還將原中央訓練團內的音樂干部訓練班搬遷至重慶，并正式改名為國立音樂院分院。重慶國民黨教育部還曾組建了青木關國立音樂院，雖然條件非常艱苦，鋼琴師資嚴重不足，但鋼琴教育活動卻始終沒有停滯。與此同時，根據地的音樂工作者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創作出具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作品，如瞿維的鋼琴曲《花鼓》等。總之，在抗日戰爭艱苦的環境下，中國的鋼琴教育仍在頑強生存，為以后中國的鋼琴教育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民國時期中國的鋼琴音樂文化

(一)民國時期鋼琴傳播者的重要貢獻李叔同是中國近代音樂藝術領域的奇才，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后，李叔同從日本歸國，先后在天津工業學校、上海城東女校等從事音樂教育，曾教授過鋼琴演奏、作曲及音樂理論等課程，在當時動亂的社會環境下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音樂專業人才。李叔同在音樂課上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每次上課前總是要給學生講授各種西洋樂器的知識，同時在教學上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針對鋼琴技巧特殊性問題，提出了“寧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練，滑則很難醫。”［5］民國初期，李叔同主要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執教，他不但傳授給學生鋼琴技巧，而且還在人生觀上影響學生，許多學生從此走上了鋼琴教育的道路。此外，曾志忞對中國早期的鋼琴啟蒙教育也有著重大影響。中國最早鋼琴文化實踐的教育者大多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優秀文化，他們均以教育家的身份從事音樂活動。

(二)民國時期鋼琴文化的早期形態與發展成熟民國時期的鋼琴教育發展中，專業音樂教育是最主要的動力之一，中國早期的鋼琴專業教育便是以北大音樂傳習所為中心的音樂機構中開展的。當時由蔡元培先生擔任會長，他還親自聘請中國第一位獲得音樂學博士學位的蕭友梅先生任教，對早期的鋼琴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開啟了中國鋼琴教育的先河。當時中國的學堂樂歌標志著近代音樂教育的開端及西方音樂文化傳播的重要起點，同時也使得鋼琴藝術、鋼琴教育在中國迅速發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的學堂樂歌開始進入“整理舊樂、發展國樂”的新階段，20年代的蕭友梅、趙元任便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音樂家在鋼琴音樂創作實踐的基礎上，對西方的鋼琴曲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創作出數量眾多、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鋼琴音樂作品，形成了中國鋼琴音樂創作的高潮，進而體現出中國新文化對音樂藝術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整個學校音樂教育質量、鋼琴演奏技術的提高，演奏人才的增加，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然而，這一時期的鋼琴教育無論是從體制、教學等方面仍處于初級階段。上海國立音樂院創立后，其學制采用歐美的學分制及技術升級考核制等形式，使得中國的專業鋼琴教育很快進入專業化、正規化的發展軌道，標志著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發展與成熟。因此，民國時期的鋼琴音樂文化是經過傳統文化的熔煉，最終成為一種具有中國文化內涵與底蘊的新音樂種類，對今后的中國鋼琴教育事業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熊旭賀丹為單位：樂山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