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文化創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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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性原則
從狹義的概念來說，企業文化創新就是企業對其他文化進行消化性融合，其目的是建設自身新的企業文化模式。企業文化創新并不是對各種文化簡單地進行拼貼，也不是否定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與矛盾，而是以開放的姿態將外來的文化要素納入本己的、正在建構的新的文化框架之中，并將這些文化要素進行變革，賦予其在新的框架中的新的意義和本己的功能。因此，深層的企業文化創新，必定是在本已框架中對各種文化的深層溝通和融會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創新引導著企業文化發展的方向。
從全球化維度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企業文化競爭使保持著自身傳統文化的民族面臨著西方現代性的挑戰，要想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須加強企業文化的創新，同時，這種創新必須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可以說，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興衰，全系于文化創新能力的高低。文化創新能力日益成為文化競爭力的內核。對各企業文化而言，真正的成功傳承也必然是以創新的形式對傳統進行超越性發展。
企業文化創新的實現，有賴于創新機制的實施。首先要冷靜地反思自身文化的優點和缺陷，其次，要深刻認識外來文化和新產生的本土文化要素的精神品格，第三，要開通文化融合的中介渠道，避免對不同文化要素進行任意嫁接。而這一切，都必須是在穩定而有序的社會環境中才能進行的，只有這樣，新的文化要素的生命力才會以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保留在新的文化模式中。
二、多樣性原則
從人類文化史看，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既存在著共性，又存在著差異性。這決定了不同文化之間必然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性，這是各種文化可以互相交流學習的存在論前提；而另一方面，人類的民族差異、社會存在形式的差異和個體差異，以及各種文化產生的特定背景，決定著人類文化的差異性。當具有差異性的文化相互交流時，文化不適應、矛盾以至沖突會發生。文化的差異性和客觀沖突，是文化得以存在和發展的保證。在差異和對立之中，產生著文化發展的動力，豐富著整個世界文化圖景。
文化的差異、矛盾和沖突，并不是文化發展的負面現象，而正好表現進行文化創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們必須辨證地對待全球化時代多彩紛呈的文化現象，既不能因為文化多樣性有積極的一面而對其不加限制和規范，也不能因其有消極作用而閉關自守、使民族文化處于封閉性的單一狀態。正確的態度是在肯定合理的多樣性的前提下，從文化多樣性中尋求不同文化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一面，做到求同存異。求同，就是努力尋找和擴大各國文化共有的價值觀，正視全球人民在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上的共同性，爭取在一些全球性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存異，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包括它們的地方性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容許多民族自身文化的豐富個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在承認自己民族文化價值的合理性的同時，對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寬容、理解和學習其優點的態度，只有這樣，全球各種文化才能呈現出多樣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動局面。季羨林先生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復雜性》一文中說：“人類必須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傳統，并且接受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各種文化之間才能進一步尋求相互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的文化理解和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因素。”這是我們的原則，也是我們的理想。
企業文化創新與社會文化建設是一致的。因此，企業文化創新決不意味著某一種文化能夠“同化”世界上的其他多種文化而取得“王者至尊”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文化都放棄自身的生存特性而最終任意地融合成一種偶然的單一文化，企業文化創新強調各種文化都要以開放的姿態，走出文化模式的對峙，更多地關注多種異質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所形成的仍然是多樣性的系統。同時，企業文化創新也意味著各種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補機會的增多。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實行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種流動主體性、多重自我與復合身份的多樣性概念，使文化在本土與異域、現代與傳統、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靈活地穿越與流變。
三、本土化原則
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兩個側面而言，一般認為，全球化推動著各種文化間的認同潮流，使人類的共識越來越多，使文化之間相互滲透和交融越來越普遍；而本土化則推動著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自覺，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路向有充分的認識和預料。事實上，全球化的確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文化語境，但是在這個語境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沖突和融合，很容易造成民族文化價值觀的迷茫和失落，尤其是在世界各國文化實力不平衡的情況下。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它既開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同時它也負載著發達國家，即文化實力雄厚的國家的實際利益和發展戰略。發達國家力圖通過向第三世界推行其文化模式、價值觀念，來謀取其經濟、政治、文化實力在全球的全面壟斷地位，從而強化沃倫斯坦所描畫的“世界體系”的中心與邊疆、既聯結又對立的模式結構。這對發展中國家無疑是一場苦難。
而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發展動力，對于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民族的意義上說，真正統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英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它意味著成千上萬未曾謀面的同胞之間的一種文化上的深刻認同和情感紐結。任何民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就都必須固守和發揚自己的傳統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頭腦，在國際文化交往中保持和發展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西方文化或者說美國文化作為一種地區性文化，它從某些側面也反映了人類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及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現代性特征；它提出、并回答了工業化社會出現的新問題；它積累了現代科學在一定歷史階段管理的豐富經驗；它取得的大量成果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一定積極意義。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人類文化在一定歷史階段進步的環節，也是人類的成果。但是，企業文化創新不能以西方文化為軸心和摹本，這是因為西方文化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它是近代西方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產物，它的地域特征就說明它并不具有無條件的普遍性，如果再以東亞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為參照系，更能看出，它并沒有包容全球文化的普遍性框架和整合能力。西方文化在經濟、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優勢，并不能掩蓋它自身的文化缺陷，因而它并不能成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非得接受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
在文化創新過程中的合理做法應該是：一方面要虛心學習西方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另一方面則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要強化民族文化自身的主體意識，要努力維護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個性。在一定意義上說，對民族文化的弘揚，可以使傳統文化獲得一種現代的闡發，這必然推動傳統與現代性的整合。
四、秩序性原則
在全球化環境中，文化在力量上的強勢與弱勢、在傳播技術上的先進與落后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國際文化關系中必然仍舊存在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不平等關系。美國當代哲學家路德·賓克萊在他的《理想的沖突一一西方社會變化著的價值觀念》一書中寫道，“在二十世紀，幾乎人類努力的一切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本世紀內，各種社會科學真正開始復蘇了。由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結果，出現了對人類行為加以控制的許多可能性，這就使許多人感到困擾。甚至在宗教領域一一一般被認為變化相當緩慢，……西方文明的傳統價值受到了攻擊，攻擊者不僅有先鋒派藝術家，而且也有許多對我們富足的社會感到幻滅的青年人。……正當我們在關于核時代價值問題方面最需要某種基本一致的觀點時，我們卻發現，不僅在各個國家之間，而且還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心理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中間都存在著重大的分歧。”針對這種矛盾和分歧，我們必須強調建立公正的國際文化秩序，這包括國際文化交往秩序和經濟中的理性秩序，以及國際社會的公共秩序等，如亨廷頓所言，“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但是這種秩序不是建立在武力或霸權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相互之間的理解和對話基礎上的，在這一點上，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具有較重要的思想意義。哈貝馬斯提出西方“世俗化社會”與伊斯蘭“宗教社會”應互相尋求文化——政治的理解，他說：“只有當世俗社會也能明白宗教語言的表述方式時，那種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釋的努力，才不會導致將宗教不公平排擠出公共生活，世俗的社會也才不會與自己重要的思想源泉發生隔絕。世俗的解釋與宗教的解釋之間的分解本來是模糊的。因此，劃定這個有爭議的界限的這項工作應該被當作一種合作，呼吁雙方也同時采用對方的視角觀察世界。”相互的理解，才有可能創造出多樣并存、共生互動的文化氛圍，從而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文化創新作為對失范文化或曰轉型期文化所采取的一種積極的改善策略，是文化發展的動力，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如希臘曾學習埃及，羅馬曾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的歐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國。通過這種學習和借鑒，人類文化才得以代代相續，形成為豐富的歷史傳統。”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以經濟學話語描述的人類文化整合過程。我們應該具體研究文化史上這些“學習”、“借鑒”、“參照”、“模仿”“仿效”等等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開啟我們進行當代企業文化創新的新思路。我們堅信，通過人們的共同努力，企業文化的創新，一定會形成具有新的生命力的21世紀的企業文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