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漢語文學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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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化”(包括“地球村”)與“多元化”(包括“本土化”)、現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中心”與“邊緣”、主導文化與通俗文化等問題,似乎成了漢語文學理論界(本文主要討論中國大陸的漢語文學批評狀況)的主要論域。圍繞著這些論域,出現了不同的理論主張以及對它們的反撥,諸如關于“中華性”的理論構想,關于重建中國古代文論的主張,以及對所謂“全球化”、“現代化”、“現代性”的呼喚與擁抱。①實際上,這些論域所涉及到的問題之多,問題之重要,問題之復雜,遠非一兩篇文章所能言說清楚。在我看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些論域中,可以尋找到漢語文學批評界所面臨的真正困惑,以及探尋出路的基本路向。本文無意具體討論這些論域,而試圖就它們涉及到的一些關鍵概念和理論上的迷誤,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探討漢語文學批評界所面臨的真正問題與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主旨并不試圖進行理論上的建構,而在于對理論現狀的剖析和批判。在我看來,這也許比那些向壁虛構的“理論”建構要切合實際一些。我之所以使用“多元文化與漢語文學批評”這樣一個題目,是認為它可以較好地把上述似乎分隔的論域集合在一起,與此同時,它也可以揭示出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一在上述論域中,“全球化”與“多元化”是世紀之交的一個熱門話題(不僅僅在文學理論和批評當中)。然而,當我們在操著這兩個時髦的外來詞語進行言說的時候,大概很少想到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這兩個詞語的確切含義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無論它們的含義是指什么,它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實際情況相符,尤其是與當今中國特殊的語境到底在何種程度上相符。我們已經看到,不少中國學者對“全球化”的進程似乎堅信不移,甚至歡呼雀躍。我們也可以發現,在這種樂觀姿態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根本性的誤解:把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全球化”,理解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似乎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一體化的過程,這意味著全球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將全面趨同,而這種全球一體化是我們最終的走向和歸宿。從文化方面來說,他們把“全球化”理解為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一體化或者西化。在這種樂觀態度的背后,我們實際上可以隱約發現一種經濟決定論的簡單化路向。其實,這種態度,不僅誤解了“全球化”的含義,而且也夸大了“全球化”進程的力量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很容易使我們產生理論方向上的錯覺和迷誤,使我們把復雜的文化和文學批評問題簡單化。不錯,“全球化”的確是目前在世界范圍內發生著的一種進程;但它主要還是一種經濟方面的進程,其含義主要是經濟方面的,絕不能把它的含義任意擴大。“所謂‘全球化’,意指一批金融精英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整個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務業價格指數的升揚,使財富再度由本來就貧困的非西方國家流向本來就已經十分富裕的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跨國秩序,使國與國的界線名存實亡,勞動力和收入都由世界性的巨頭所控制。”②在我看來,對“全球化”的這種理解雖然不能說十分準確,但是基本上符合實際,它突出了“全球化”的經濟實質。多年來致力于思考和研究現代化、全球化與地方知識的普世化的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曾強調說:全球化并非同質化,也未必是一體化。固然,西化、西方化和當前的全球化都以動力橫決天下,因此都具有沖破界域和打開網羅的潛能……科技、信息、金融、貿易等全球化的趨向更是來勢兇猛。然而,全球化并沒有消解差異。水漲船高的比喻(一種樂觀的預言)不能掩飾貧富不均的距離在各層次(全球,區域,國家和地方)急速增大的現實。差別的導致異化、分離和歧視,使得地球村更多元多樣,更分崩解析。③杜先生的這段話,對于我們認真反思“全球化”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當我們把“全球化”定位于經濟領域時,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就不僅僅在于中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全球化”的進程。④更在于經濟方面的“全球化”對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有什么影響?不言而喻,這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恐怕至今還少有人全面研究過。由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經濟方面的“全球化”是否也必定意味著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全球化”或者已經“全球化”?或者說,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被“全球化”?顯然,對這樣的問題作簡單的肯定或否定的解答,都不是負責的態度。但是,對文化和文學研究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應當承認,“全球化”的確是我們在思考和研究文化與文學問題時的一個大背景。這樣一個背景的意義僅僅在于:它促使我們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的情況下來反思經濟與文化、文學、文學批評的關系,而絕不能以一種幻覺來代替現實。在另一方面,“多元化”也是人們熱衷于提及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除了其政治、經濟方面的含義外,也常有文化方面的含義。
幾年前,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被引進中國,似乎成了“多元化”言說的主要理論來源⑤。但是仔細考察,暫且不論“文明沖突”論與“多元化”的言說之間在實質上的差異,僅就文化上的“多元論”而言,理應有兩個不同層面:一個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多元”,另一個則是漢語文化圈內部的“多元”。區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對于我們的研究來說極為重要;同時,我們也必須認真研究“多元”的真實狀況。就世界范圍而言,中國學者在談到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時,其實心目中想到的往往是中國與“西方”⑥這兩個“元”,很少研究除“西方”之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回顧多年來的漢語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我們何曾深入研究過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同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之間的“多元”與“對話”?我們何曾深入研究過世界上那些經濟落后的國家與民族的文化?為什么我們心中就只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而少有其他民族和國家?我們的學者動輒援引的是亞理斯多德、柏拉圖、黑格爾、康德、索緒爾、海德格爾、德里達、福科等等,對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理論則視而不見。其實,這種狀況遠非始于今日。如果我們回溯歷史,實際上可以發現這種狀況源于近代以來時隱時現的中、西之爭,以及從未斷絕并交替出現的“中國中心論”與“西方中心論”。盡管學者們現在大都回避這一問題,但在中、西之間來思考和研究問題,始終是漢語學術界擺脫不了的“情緒”。這應當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面臨的實實在在現狀,即在世界范圍內,我們的視域基本上只局限于中國與西方這兩個“元”。倘若我們再仔細考察,把視域固定在中、西之間,一方面隱約折射出的是一種“天朝大國”心態或者是對本土傳統的鄙薄,另一方面隱約折射出的則是經濟決定論的簡單思維定勢。⑦
在漢語文化圈的層面上,由于話語權力的位移、知識分子角色的轉移、商品文化與通俗文化的沖擊、各種現代媒介的控制與操縱,倒是呈現了一種“多元”的局面,仿佛形成了一個失去“中心”的失重狀態。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所謂“人文精神”的呼喚,對回歸傳統“尋根”的焦慮,都可以看作是對上述失重狀態的回應。也有人把這種現象歸之于歷史轉型期必然出現的情形,或者稱之為“雜語共生”。通過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現狀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多元”的真實情景,比如純文學、先鋒文學、武俠小說、歷史小說、網絡文學、市井小說、言情小說、犯罪小說,甚至還有所謂“美女文學”等等,構成了“多元”的典型表征。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共同趨勢便是價值取向的失范,即我們到底以什么作為文學批評的理論支撐,似乎已經喪失了準的。無論我們對這種“多元”或“失范”的現象是贊成、歡迎,還是反對、批評,它都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和研究的,因為至少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這種局面還是一種要延續下去的趨勢。倘若我們堅持從現狀出發,從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本身的真實情況出發,便很容易看出:“全球化”或者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言說,近乎于一種理論上的幻覺或者虛構,是沒有多少實際依據的,或者說是一些人的一廂情愿。我們的確不能把它們作為判斷和評價當下漢語文化和文學批評的基本前提,不能由此制定出漢語文學批評的基本策略,不能把它們當作理論建構的基本依據。也許若干年后真的會出現全球文化的“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雙向互動,甚至有可能是健康的互動關系,但是,目前我們至少在漢語文化與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現實中,還沒有看到平等對話和健康的雙向互動關系的出現。
二從上述簡略的分析來看,我們感到,世紀之交的漢語文學批評和理論界所面臨的真正問題與困惑,并不是所謂“全球化”與“多元化”的沖擊和震蕩,倒是在漢語文化圈內部“多元化”的語境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深刻矛盾與困惑:學術上的“無根”狀態;擺脫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生活世界同理論建構的疏離;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沖擊之下的日益“邊緣化”;以及“現代化”焦慮癥。可以說,當今漢語文學批評和理論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與這幾個方面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下面,我想就這里提出的這幾方面的矛盾與困惑作一個概述。學術上的“無根”狀態。說漢語文學批評在學術上“無根”,很有可能會招來激烈的批評。然而,只要我們不是情緒化地對待這個問題,就會看到事實的確如此。這種狀況一方面起因于我們主動地背離傳統,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們對西方傳統的誤讀和隔膜。晚清以來,在“救亡圖存”和追尋“現代化”的社會語境中,我們一步一步地遠離和拋棄漢語文學批評的傳統,把傳統的價值體系、范疇體系、言說方式或者當作封建余毒加以批判,或者把它們當作過時的古董而不屑一顧。即便如人們所推崇的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理論方面也痛感自己的文化與當時社會語境的分離和矛盾,極力用西方的理論來切割、改造本土的傳統。在延綿一百多年的批判、否定和背離傳統的趨向中,有過兩次高峰:“五四”運動前后和1980年代前后。與此同時,我們積極地“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語),把外來的理論模式和游戲規則運用于一種并無其生存語境的文化之中。結果,造成了漢語文學批評在整體上的“異質化”。這種“異質化”是指:漢語文學批評的知識背景、知識譜系、學術規范伴隨著社會轉型而發生了整體性的切換,從學科劃分到知識形態,從言說方式到話語規則,都整體性地將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背景的“西學”移植過來;其典型特征是各種理念和主義先行;其結果是文學批評與理論的內涵和言說方式同本土生活世界的疏離,學者們的言說與現實的文學經驗、與人們的生存狀態相脫節,也與漢語文學批評的傳統相背離;原有的漢語文學批評的概念、范疇、術語等等,成了移植過來的理論框架和言說方式的“例證”、“注腳”。這樣,實際上造成了我們在漢語文學批評中在理論和實際兩個層面上主動地背離傳統,然而又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到外來的傳統之中。
在外來傳統之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兩個明顯不同的部分:始于前蘇聯、后又回歸馬克思主義原典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從歐美直接引進的古典和現代文學批評理論。前者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占據了漢語文學批評的主流,并且對改變漢語文學批評的基本格局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這種影響力至今依然可以隨處發現。后者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命運,但從1978年以來,漢語文學批評界幾乎完全處在歐美的陰影之下,我們把歐美的各種文學批評理論在中國全部檢閱和演繹了一遍,幾乎到了言必稱索緒爾、海德格爾、艾布拉姆斯、韋勒克、杰姆遜、福科、德里達、巴赫金、阿多諾等等的地步,他們的各種理論成了關于文學理論的權威性言說,似乎不知道這些的人就不配從事文學批評;文論中充斥著大量移植過來的術語、詞匯。這樣,我們似乎喪失了自主言說的能力,失去了自己的聲音,甚至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們很少追問過:那些在特定文化、語境和傳統中產生的批評理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適性?我們在援引它們時,是否存在著誤讀和實用主義的急功近利心態?例如,有人借俄國結構主義者普洛普分析俄國民間故事的方法來分析中國“”小說的敘事模式。⑨暫且不論早有西方學者批評過結構主義的致命缺陷,單就這種分析的結果來說,它到底對我們具有多少真正的啟發性?擺脫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當我們主動背離本土傳統之后,便把眼光盯住了歐美;歐美幾乎成了漢語文學批評的唯一參照系。而當我們發現歐美傳統在漢語文化圈內也并非靈丹妙藥之時,卻又回過頭來尋求本土的傳統。但時世變遷,語境改換,“傳統”早已變得難以辨認。一百多年來,我們總在中、西這兩個“元”之間來回運動。這或許是我們始終擺脫不掉的一個“怪圈”。劉小楓先生說:“從中國思想的語境來看,我覺得,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中國知識人尤其這一百多年來緊迫地感到的文化上或精神上的沖突問題。”他甚至斷言:“漢語思想的現代承負是從中國問題出發理解西方問題,再回頭理解中國的思想。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沖突,是二十世紀漢語思想的承負,下一世紀可能還無法擺脫。”○10這個說法所切中的,可能是我們并非愿意面對的一個重負。事實上,現在的我們,對中國和西方這兩個“元”都缺乏深刻的理解,以至于我們既無法真切地走進本土的傳統,又無法在西方文化中完全找到認同,更無法展開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交流。例如,美國的漢學家的注意力多半在古代中國文化之上,他們認為那些東西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中國學者則把目光緊緊盯住現代“西方”,試圖追趕世界“熱點”。也許,這種錯位是“異質化”的必然結果,而這個已經發生和仍在發生的漢語文學批評、乃至漢語思想的“異質化”過程,幾乎是不可逆轉的。
生活世界同理論建構的疏離。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學人,大概很少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學者們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基本上是從文本到文本,總是在種種文本當中循環。他們不太關心生活世界中發生的事情,或者認為那些東西與所謂“學術”沒有什么關系。我在哈佛大學時,曾同杜維明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反復強調,“五四”以來漢語學界的一個致命弊病,就是觀念、理論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學者們總愛陶醉在自說自話之中。他一直期盼能扭轉這樣一種局面。其實,在我看來,從事任何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尋求思想資源,但是,思想資源并非只存在于既往的文本之中,同樣也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我們所說的“傳統”,凝聚在“文本”里的觀念、思想、理論固然重要,而在現實的生存狀態中延續著和變化著的心理習慣、審美趣味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源頭活水”,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密切關注生活世界中人們的心理習慣和審美趣味的變化,從理論上把它們與體現在文本當中的“傳統”打通,并把這當作理論建構的一個基礎,毫無疑問是具有建設性的意義的。當描寫詹姆斯•邦德的系列通俗小說《007》風靡歐美之時,意大利學者恩貝托•艾柯便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試圖揭示這部小說在不同讀者層面上取得的成功。○11他是在西方第一個這樣做的知識分子,而當時大多數學者對這樣做都不屑一顧。艾柯不僅為結構主義理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關注點,而且也敏感到了《007》系列小說產生的文化語境明顯不同于《福爾摩斯探案集》產生之時的文化語境,并試圖將深奧的結構主義理論與生活世界聯系起來。雖然艾柯這樣做的效果本身未見得成功,但他的意圖卻是值得肯定的。當我們翻開如今在使用和流通中的各種教科書和學術著作時,隨處都可見到學者們的自說自話和在純文本當中游弋。有人稱當今時代是“學問家突顯,思想家退位”的時代。其實,這也是一個文本突顯、生活世界退位的時代。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沖擊之下的日益“邊緣化”。我們所說的“精英文化”,主要是指由文人們創造和傳播的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前,漢語文學批評界基本上是主流文化的一統天下,是話語權力的操持者。但自1978年之后,這種局面逐步改變,演變成了今日主流文化退居“邊緣”、通俗文化占據了大部分地盤的格局。
有學者用“卡理斯瑪”的崩潰來解釋1978年之后社會和文化格局的這種巨大變化,○12但這主要是1978年之后中國的社會生活的重心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轉向了經濟建設所造成的,而通俗文化的盛行則主要和商業化浪潮及其對文化的深刻影響有著直接關系。主流文化退居邊緣,精英文化喪失了曾經有過的社會影響力,文化產品的快速制造和即時并大量地消費,商業價值取代文化價值和人文價值,普通人審美趣味的鈍化和市井化,媒體介入商業炒作并牢牢控制著大眾趣味的取向,所有這些,都使曾經想以文學和文學批評干預社會生活、張揚人文精神、為社會提供價值和意義支撐的文人們感到無可奈何,進而退回到“純學術”的狹小天地中。一部分“先鋒”文學,或由于過度脫離本土的文化語境,或受到經濟因素與其他因素的影響而顯得“曲高和寡”。在這種景況下,文人和知識精英的迷惘與困惑是勢所必然的。也許,我們目前根本無法預見這種局面還會持續多久。“現代化”焦慮癥。實際上,自1840年之后,“現代化”的夢想一直是影響到中國社會和思想進程的一種時隱時現的重要力量。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追求,始終使文學和文學批評處在對漢語文化圈之外的強勢文化的追逐之中(雖然這中間因為像“”的特殊原因有過中斷)。而在1978年之后,這種追逐不斷升溫,使不少人相信文學和文學批評也可以像科學技術一樣實現“現代化”。作為這種“現代化”心態之表現的突出現象,就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膜拜。我們清楚地記得,當從來不被我們看好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相繼獲得了這項令我們夢想的獎項之后,曾經在中國文壇引起過不小的沖擊和陣痛,似乎我們的文化不僅不如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的強勢文化,甚至也不如經濟落后國家的弱勢文化。從這種“諾貝爾情結”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人們已經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線性進化論和非文學的價值尺度。按照線性進化論的思路,文學和文學批評應當像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樣,是不斷地從低級走向高級,是在不斷否定舊的過程中建設新的。這顯然忽視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總在不斷的積累和繼承中開拓新的領域和視野;而它始終是指向人的現實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是按照少數幾個瑞典學者的審美趣味和價值標準來頒發的,我們確實不能把它當作衡量一個民族的文學、文化的唯一價值尺度。重要的是,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文化,都同它們所產生的具體語境密切相關,因而,對它們的評價,也只能從產生它們的具體語境出發,由此建立衡量它們自身的價值尺度。此外,我們也看到,在對“現代化”的追求中,實際上存在的一個根本性的誤區是,不少人把文學和文學批評當作科學來對待,混淆了文學和文學批評與科學在性質上的根本差別。簡單地說,文學和文學批評是一種精神現象,是以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為對象,它們存在的理由在于,通過對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注和述說,來建構一個意義世界的一種價值尺度,從而為人們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支撐。而科學的對象主要是人自身以外的外部世界,它的對象是客觀的,它以求真為目的,力圖通過定性、定量、可操作的方法和手段,來達到揭示真理的目的,從而為人類征服和改造客觀的對象世界服務。盡管漢語文學界曾經爭論過文學“現代化”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實際上并沒有解決,并且一直在困擾著我們。
三從上述情況來看,在新的世紀到來之際,重要的是冷靜和全面地反思漢語文學批評面臨的真正問題與困惑,而不是急于建構什么新理論和新體系。應當承認,在過去20年的改革開放當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們并沒有及時地總結和分析這些巨大變化的前因后果,沒有把立足點牢牢地放在本土語境之上。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呼喚人文精神,倡導建立“中華性”,倡導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化,或者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后現代主義時期,在我看來,都是不切實際的,都是一些文人們的“自說自話”,缺乏堅實的現實生活基礎。
我以為,最重要的,首先是立足于對中國本土文化語境的分析,培養本土問題意識,提出針對漢語文化和漢語文學批評本身的實際問題。文化語境本身是一個各種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場”,除了社會歷史、經濟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外,本土的傳統文化、民間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等因素,外來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因素,都是構成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語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本身就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程。例如,被稱為“趙樹理道路”或“趙樹理方向”的文學現象(包括1940年代延安的秧歌劇運動和“”中的樣板戲),近年來在海內外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并且對它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13這種研究的可取之處在于,它明顯認識到了中國本土語境和本土問題意識的重要性,認識到了簡單套用西方文學理論無助于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關鍵的是,這樣的研究,對于我們反思和清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真實演變過程,確立我們自己的問題意識,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再如,被很多學者不屑一顧的“金庸小說現象”,實際上是文學批評學者們應當認真研究的本土文學現象,通過對它的認真分析和研究,可以獲得很多有益的啟示。不管我們承認與否,“金庸現象”其實早已風靡整個漢語文化圈,從青少年到成年人,從普通百姓到文化人,都可以找到為數眾多的“金庸迷”。“金庸現象”可以說是非常中國化的,無論借助哪種西方的文學理論,古典主義的也好,現代主義的也好,還是后現代主義的也好,恐怕都無法對癥下藥,切中問題的關鍵。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金庸和金庸小說是漢語文化本身的產物,金庸小說的眾多讀者也是漢語文化熏陶出來的讀者;但在另一方面,金庸小說和金庸小說的讀者們,又是在現當代漢語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與古代的武俠小說的讀者有很大的不同。從這樣的個案分析中,我們可以追溯現當代漢語文化語境變遷的軌跡,追溯漢語文化圈讀者審美趣味演變的軌跡,追溯主流文化與民間文化、通俗文化錯綜復雜的關系,并由此了解文學與當代社會大眾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活的關系。毫無疑問,這應當成為新世紀漢語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
其次,文學批評要走出困境,擺脫迷誤,應當對“傳統”進行認真的清理。這聽起來似乎不是什么問題,但是,我以為問題正在“似乎不是問題”之中。盡管我們已經對古代文化傳統和近現代文化傳統進行過不少研究,盡管我們自以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很了解,但如何把這些了解和研究同當代的文化語境結合起來,還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我們都知道,唐宋以來的儒家文化有“文以載道”的傳統。經過“五四”反傳統運動之后,“文以載道”的傳統是否被反掉了?實際上,它不但沒有被反掉,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再以不同的口號、主張、理論和面目出現。那么,這個傳統到底是如何演變的?這就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文以載道”大概是漢語文學批評傳統與西方文學批評傳統最大的不同之處,也可算作是最難以改變的“中國特色”之一吧!當然,清理傳統的目的,是為了理解現實的文化語境,確立漢語文學批評自身的問題意識。
我們已經提到過,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決不能僅僅注意到以文本形式傳承的傳統,更要注意到以心理積習、行為習慣和身傳口授積淀在普通人內心深處的傳統。在我看來,后一個方面不僅更為重要,而且也更加難以把握,然而它必須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例如,普通大眾對“大團圓”式的故事結局的偏好,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是否有了改變?如果有改變,是如何改變的?此外,我們還應看到,“傳統”始終處在動態的演變過程之中,因而就有“新”、“舊”之別和“新”、“舊”之間的演變與相互滲透。在前蘇聯文學理論影響下所形成的、在中國文學批評界主導了幾十年的那一套理論,是否與我們的舊傳統有著某種合謀關系?例如,經濟決定論的影響是否消除了?機械反映論的影響是否還存在?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在對當下漢語文化語境的分析和反思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始終把握住“劇情主線”。在我看來,這條“劇情主線”始終是中、西之間和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碰撞、交融與影響。陳平原先生曾說:“談論20世紀中國文學,很容易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學的刺激與啟迪。叫‘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也罷,叫‘東西方文化碰撞’也罷,叫‘中外文學交流及對話’也罷,著眼點都是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很難說是直接套用美國漢學家‘沖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因為從30年代起,探討這段文學歷史的中國學者,就基本上是采取這一研究框架。對于20世紀中國人來說,西方文化(文學)的挑戰實在太明顯了,以至單憑直覺就會將其置于思考的中心位置。”○14雖然陳平原先生的意圖是在呼吁人們注意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劇情主線”,但這條主線恰恰就在中、西之間和傳統與現代之間。既然我們始終無法擺脫中、西之間和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碰撞、交融與影響這條主線,那么清理這條主線,深入理解西方,反思中國,就是勢所必然的了。現在的問題在于,我們實際上對這幾個方面的了解和反思都遠遠不夠。作為漢語文化圈中的人,我們對西方的隔膜遠遠大于了解,畢竟那種文化對我們來說是“異質的”。同時,我們作為生活在現代文論語境中的人,對自己傳統的理解也遠遠不如自幼背誦“之乎者也”的我們的先輩們。打通這幾個方面,就成了走出困境的關鍵。如果我們在上述幾個方面真正取得了一些積極性的成果,那么再來談論重建問題,再來談論“中華性”一類的問題,就有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和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