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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匯率制度安排及與財政政策選擇應在國際經濟環(huán)境與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中有長期準備與長遠打算。我國經濟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與財政政策選擇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剖析固定性質的匯率制度和管理浮動性質的匯率制度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的基礎上,認為撬動社會資本投資、實施積極財稅政策、樹立科學的消費觀和轉換出口結構及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是積極財政政策選擇的核心所在。
[關鍵詞]匯率制度;財政政策;相關性;分析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一國的“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穩(wěn)定”不可能同時實現(xiàn),根據其“永恒三角型”理論,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作為政策目標。因此,任何匯率制度的選擇都跟政策目標的取舍休戚相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新的匯率制度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共有八個分類方法。其中固定率制度分別是貨幣發(fā)行局制度、無本國法定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及傳統(tǒng)的釘住匯率制度;無區(qū)間的有管理浮動、爬行釘住、平行釘住、爬行區(qū)間浮動為中間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和固定匯率制度往往被稱作是兩極制度,這是相對于中間匯率制度而言的。匯率制度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從固定匯率向中間匯率演化,隨著國內國際金融環(huán)境的變遷,兩級匯率制度在許多國家被普遍采用。那么,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與匯率制度安排之間存在著的內在關聯(lián)性是需要探究的一大理論問題,對推動我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選擇和合理的金融秩序的構建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在經濟轉型中人民幣固定匯率與財政政策選擇分析
在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人民幣固定匯率與財政政策選擇之間存在著更為關鍵的內在聯(lián)系,分析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是構建適應當前經濟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構建的基礎。統(tǒng)一貨幣區(qū)是匯率制度安排的一種摸索。目前,對構成統(tǒng)一貨幣區(qū)的條件理論上眾說紛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才能執(zhí)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并且要求能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jié)措施。人民幣對進入貨幣區(qū)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水到渠成的,因為最佳貨幣區(qū)的形成能促進參與過生產專業(yè)化發(fā)展,從而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保持物價水平的穩(wěn)定、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實現(xiàn)國際收支平衡等有不可抹殺的客觀效果。一般而言,減少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是實行固定匯率的優(yōu)勢,對國際貿易和投資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是有害的。雖然針對發(fā)達國家,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增加交易成本來基本規(guī)避這種風險。而我國,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金融深度不夠,一旦發(fā)生匯率大幅渡動,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所存在的風險可能是毀滅性的。金融秩序和環(huán)境的差異致使我國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遵循經濟運行規(guī)律,可見,人民幣固定匯率與財政政策選擇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是緊密的,特別是在經濟轉型的新時期。
二、財政政策選擇下匯率制度負面效應的反思
(一)固定性質的匯率制度負面效應
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只有影響全球經濟的中心大國在高度開放的經濟下才能保持金融調控的獨立性,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將有可能喪失金融調控的獨立性的風險。在一般財政政策選擇下并不能有效降低固定匯率的波動性。從世界范圍來看,一些國家的貨幣處于“非均衡運動中”,但是從一國范圍看,這些國家的貨幣幣值在一段時間內是相對穩(wěn)定的。浮動匯率制是當今國際匯率制度的主流,特別是主要發(fā)達國家貨幣匯率是自由浮動的。固定性質的匯率制度就會釘住匯率,容易造成與本國經濟脫節(jié),導致了匯率對經濟的非均衡干擾。同時,釘住匯率客觀上加大了經濟體系的脆弱性,使不穩(wěn)定性的投機得到鼓勵。拿泰國經濟危機來說,顯要特征是一些大型的國際對沖基金開始介入泰國,它以“買空賣空”行為制造金融波動,而對沖基金是一種能夠在短期內控制遠遠超過自有資金的投機機構,所以使其產生蹂躪世界市場的效果。泰國政府當時處于兩難境地而猶豫不決,既不愿意采取有礙國內經濟增長的措施去減輕外匯儲備流失,又不愿意讓泰銖貶值,而投機者熱衷于狙擊泰國金融危機,在這場自我導人式的貨幣危機中表明政府無法控制局面時,匯率貶值最終成為現(xiàn)實,泰國的匯價就越來越難以維持。這說明非永久性釘住匯率又為游資沖擊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固定化匯率累積的抑制效應為國際游資的沖擊提供了實質經濟基礎,僵化的模式使這種浮動趨勢被人為抑制,容易產生金融信心的缺失。而另一方面又會進一步從國內市場加劇了對釘住匯率的沖擊,因為信心危機可能導致“羊群效應”。這種局面下,會迫使國家匆忙做出匯率的選擇,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無形之中增加了匯率變遷的經濟成本,產生較大的負面效應。
(二)管理浮動性質的匯率制度負面效應
管理浮動性質的匯率只可能在某些時候起作用,本質上不是一個持久穩(wěn)定的制度。它在一些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國家的實際運行中,極其容易異化為一定程度的釘住匯率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從實際運行情況看,本幣對美元匯率容易出現(xiàn)長時期穩(wěn)定的態(tài)勢,產生有積極意義的效果的難度增大。對外匯市場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以減少匯率波動時管理浮動性質匯率制度的特點,與此同時,政府在通貨膨脹、債權和債務的情況下會對匯率采取一定的干預舉措。可是,由于對于匯率的貶值浮動市場上發(fā)展中國家有一種雙重標準,它們對于匯率的調整很難達到理想的狀態(tài)。所以,市場完全相信發(fā)達國家,浮動匯率適用于這些國家,核心的關節(jié)點是他們會從貶值中受益。而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容易受到自我正名的恐慌機制的襲擊,不管這些經濟體有何區(qū)別,他們國家的匯率會大幅下跌。匯率適度貶值的努力最終使這些國家演變成為信心崩潰。因此,匯率市場就會通過自我正名機制實行貶值,對這些國家就是一場難以逃脫的災難,管理浮動性質的匯率制度負面效應不可避免地蔓延。
三、合理匯率制度安排驅動下財政政策選擇的對策探究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經濟增長下滑的威脅正步步進逼。這種態(tài)勢的形成是綜合因素疊加的結果,有國內外因素的影響也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原因。主動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可以從多方面入手:
(一)撬動社會資本,營造具有市場活力的投資環(huán)境
激發(fā)市場活力、撬動社會資本從而帶動銀行貸款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僅靠政府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在當前國家經濟轉型時期,很多地方市場活力縮藏起來,社會資本缺乏信心,銀行貸款畏懼風險。雖然我國主動選擇了諸多的財政政策,比如通過財政貼息的手段,但這不是治本之策,往往發(fā)揮的作用受到限制,根本所在是財政政策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資環(huán)境的易生長性。當前,私人投資者較為活躍,但在市場中選擇項目面臨的風險很多,部分是個人的,還有部分是準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個人的投資風險,政府有高度的社會的責任,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多管齊下,形成合力,通過規(guī)范相關稅費管理,完善相關政策法規(guī),改善與強化政府服務,放寬社會資本投資限制,簡化行政管控。從優(yōu)化投資環(huán)境上吸引與撬動社會資本投資,從而激發(fā)起更大的市場活力,為國家財政政策的選擇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樹立科學的消費觀,正確引導與促進國內消費
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但消費建立在實際購買力的基礎上,科學的消費觀是引導經濟健康發(fā)展的合理理念。正確引導與促進國內消費也是制定財政政策的基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清晰表明,虛擬的購買力必然催生出虛假的繁榮,要樹立科學的消費觀,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必須建立在現(xiàn)實的購買力基礎之上,否則會適得其反。[4]從當前社會發(fā)展的視角來看,促進消費應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公共醫(yī)療、教育的財政支出,推動與擴大國內消費;提高企業(yè)職工勞務報酬的稅前列支標準,增加低收人群體的工資所得;調整相關稅費政策,鼓勵經濟型消費;積極倡導旅游、文化、體育等服務性消費等等。健康合理的消費觀,是我國財政政策選擇在合理考慮之下作出的選擇,對政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有不可抹殺的效用。
(三)穩(wěn)妥有序地轉換出口結構及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財與勢不能號令一切。發(fā)揮財與勢的最大效應,才能在貧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處之。要在國際經濟發(fā)展格局中形成這一種局面,關鍵在于建立一種公平、均富的體制,由此釀成的民眾心態(tài)必然是和諧、平穩(wěn)的,穩(wěn)妥有序地轉換出口結構及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是一種有效的選擇。只要國際市場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圖,企業(yè)就具有擴大出口的動力,這是在外貿主體多元化的今天的一種必然態(tài)勢。因此出口結構的優(yōu)化調整需要堅持以企業(yè)和市場為出口結構調整的主體,不是政府單方面可以在短期內實現(xiàn)的,政府使政策引力和市場壓力形成合力,可借助“市場倒逼”機制,給企業(yè)和市場適當加以引導。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難以用經濟數(shù)據來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機到來之時,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基本面的穩(wěn)定,而不致被沖垮。事實上,穩(wěn)妥有序地轉換出口結構及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能充分發(fā)揮各級政府、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既實現(xiàn)經濟興盛,又實現(xiàn)文化繁榮,是與市場經濟并行不悖的,比如會影響國家匯率制度的安排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制定。
四、結語
總之,健全的財政制度以及有效率的市場基礎的配合才是匯率制度安排及與財政政策選擇相關性的節(jié)點,無論是哪種匯率制度,均需要合適的財政政策。匯率制度安排及與財政政策選擇應結合當前開放型經濟條件,特別是發(fā)展階段各異的發(fā)展中國家,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應依據國家的通貨膨脹程度、經濟規(guī)模、資本的流動性以及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等綜合因素,平衡取舍,這才是探究財政政策選擇與匯率制度安排的內在關聯(lián)性的真諦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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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迪.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設計與對策選擇[J].金融發(fā)展評論,2015(8)
作者:黃璜 單位:廣東工貿職業(yè)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