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水平對人口流動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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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口流動可能會對流入地的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往往可以從人口流動對于勞動力輸入地區的經濟總量擴大具有促進作用，以及人口流動有利于加強中心城市與其他地區的聯系溝通，從而促進區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角度立論。而考量人口流動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則多數能夠從流動人口整體素質不高，以及人口流動可能造成輸入地城市基礎設施服務趨于緊張，從而影響城市正常社會經濟生活秩序等方面找到經驗證據。一言以蔽之，在協調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過程中，要追求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就必須要力爭實現各地區之間人口、資源與環境等要素的分配格局在空間結構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均衡狀態。在研究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過程中，由于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兼而有之，學者們并不囿于某種特定的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普遍而言，學者們多使用計量經濟分析方法來支持自身的經驗研究。然而，對于人口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可能影響，也有部分學者嘗試使用經濟學以外的分析方法如運籌學等純粹意義上的應用數學工具開展研究。

馬金龍和李莉利用來自寧夏固原市的樣本，通過計算灰色關聯度等方法針對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無獨有偶，劉美蓉和蔡果蘭也嘗試運用灰色系統理論研究流動人口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通過對于既往研究結果的回顧不難發現，中國的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研究人員長期關注的重點議題。但是國內學者在思考二者的關系時，往往出于針對經濟增長模式或經濟發展結構闡發政策建議的考慮，而更多地將目光集中到人口流動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上?？傮w而言，國內研究人員對于流動人口在微觀層面的遷移決策機制缺乏足夠深入的經驗分析，而更加傾向于作出某種政策判斷，即針對某一地區的人口流動政策加以調整，以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盡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國內外學者試圖從各個層面（尤其是微觀層面）剖析遷移狀態發生改變的原因，并產生了一系列極具價值的研究成果。概括來看，影響人口遷移決策的因素可以總結為制度因素、經濟因素以及個人和家庭特征因素等三大類別。

圍繞著制度因素對于人口流動的影響，學者們普遍試圖從戶籍制度、工資制度、土地所有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角度出發展開探討。蔡昉研究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認為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安排對于潛在的勞動力轉移行為起到了抑制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預期收入還是人力資源稟賦的差異，其對于轉移勞動力的解釋都是不夠充分的。朱農的研究表明，由于城市的初始資本存量較少，對于政策制定具有絕對操控權的城市會在發展初期對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的過程持抗拒態度。然而，隨著城市資本持續積累過程的推進，轉移自農村的勞動力能夠為城市創造的產出也在相應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允許更多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城市將取代后者原本的政策選擇，而成為新的最優策略。事實上，這恰恰與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演變過程以及人口流動規模的變化傾向呈現出越來越多的一致性。經濟因素對于人口流動的影響較為明顯，基于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影響的需要而構造的理論模型表明，在可以對遷移決策產生正向影響的諸多因素中，收入差距往往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但受限于之前提及的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依然相當有限。蔡昉研究了本地農村人均收入與全國農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對于遷移的影響，結果表明這一比率的上升將對遷移決策起到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

此外，人均生產性資本將可能對遷移持續的時間產生影響。經驗結果表明，人均生產性資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遷移的持續時間增加約2%。在現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或多或少地都會考慮到個人和家庭特征對于人口流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性別被視為決定遷移決策的重要變量之一。事實上，與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更傾向于遷移。趙耀輝發現相對于男性，女性遷移的概率可以減少約7%；與上述結論相近的研究表明，相對于女性，男性可以增加30%左右的遷移概率。類似的觀點得到了大量來自經驗證據的支持?；橐鰻顩r是決定遷移決策的又一重要變量，很多學者都觀察到已婚狀態對人口流動的負向作用，這主要是由于相對于未婚人口而言，已婚者往往要面臨更高的遷移成本。從既有的研究結果來看，其影響的大小介于2.8%到10%之間。

二、模型構建

在研究人口流動的可能性時，勞動經濟學家往往訴諸“推力—拉力”理論。該理論認為，遷移行為發生的原因是遷出地與遷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埃弗雷特（EverettS.Lee）。他認為，影響勞動者遷移的因素包括四種：遷出地的因素、遷入地的因素、中間阻礙因素和個人因素。每一個地區都同時存在某些吸引人的因素和排斥人的因素，勞動力的遷移正是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在實際的經驗研究過程中，由于數據獲取的難度和研究方向選擇的不同，學者們多將目光集中于“推力”或“拉力”因素中的某幾個甚至某一個。本文在研究人口流動的過程中，嘗試探討經濟發展水平對于前者所造成的可能影響，即更多地著眼于影響人口流動的推力因素。如何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是研究人員在嘗試進行此類經驗分析時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具體而言，在涉及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大體上采用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部分學者直接采用衡量經濟發展的絕對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長率等）構建模型，這種處理方式多見于依據宏觀加總數據所進行的研究。利用全國范圍的宏觀數據來反映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往往可以使研究對象的特征得到更為直觀的呈現。就基于微觀數據的經驗研究而言，學者更多地通過引入虛擬變量的方式將經濟發展水平轉化為分類變量或次序分類變量來加以考慮。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微觀調查，因此考慮引入表示不同地區的指示變量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從而便于同其他類似研究的結論進行橫向比較。在研究人口流動的實證研究中，放入回歸模型的主要自變量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人均耕地、人均生產性資產、城鄉收入差距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農村戶籍人口的流動問題時，研究人員之所以試圖將人均耕地等涉及農業產業的指標放入回歸方程，目的在于以此作為衡量過剩勞動力的變量?；谖⒂^數據特征和經驗分析的具體需要，本研究考慮將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之所以要加入年齡的平方項，是考慮到齡對于遷移狀態改變的影響有可能呈現出某種非線性的關系。此外，受限于樣本結構等制約性因素，刻畫婚姻狀況僅使用了一個旨在衡量是否有過婚姻經歷的虛擬變量。而對于有過婚姻經歷的被調查者所可能存在的細分狀態（如離異、喪偶等），模型不再過多給予討論。由此可見，在估計流動概率的過程中，選擇logit模型抑或是probit模型，主要依據在于對εi所服從分布的不同假設。而在實際的經驗研究過程中，學者往往同時采用這兩種不同的模型進行分析，以期對于它們的回歸結果進行比對和相互印證?？偠灾诳紤]人口流動的狀態時，無論采用哪種模型，關鍵在于對影響觀測個體流動概率的因素加以把握。考慮到本模型的研究變量和必要的控制變量，式（4）和式（8）中的βX可以表示為：本模型所選取的解釋變量及其處理依據如前所述，這里進一步加以明確。X1、X2并非根據主觀評價標準分類，而是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參考東、中、西部地區的分類方式呈現，以增強與其他同類研究的可比性；X4代表年齡的平方項，用以控制年齡與遷移決策之間所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考慮到樣本的代表性，X7作為虛擬變量在反映婚姻經歷方面較為簡約，并未也無必要將數據所可能反映的不同婚姻狀況完全呈現；此外，模型沒有特意加入任何農業產業指標，同樣是出于樣本結構考慮，即數據觀測值并非同質，其同時包含了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的被調查對象。

三、數據與實證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01年進行的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調查（CULS）。調查的時間跨度為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調查地點涉及上海、沈陽、武漢、西安以及福州等五個大中型城市。受必要的數據清理過程影響，實際分析中所使用的樣本，觀測值總數為9128條記錄，其中流動人口2975人，非流動人口6153人，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通過對于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不難發現，東部地區人口在非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中部地區在流動人口中的比例首次超過了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人口無論是從流動人口來看，還是就非流動人口而言，其比例均相對較??；年齡方面，平均來看，流動人口年齡相對于非流動人口要年輕23歲以上；就性別比例而言，男性占到了流動人口的六成左右，且占比份額超過了其在非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受教育年限通常視為人力資本積累的變量，從這一角度看，平均來講，流動人口在受教育年限方面要低于非流動人口約3年；就婚姻狀況而言，從未有過任何婚姻經歷的人口在流動人口中的占比，要明顯高于其在非流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根據2001年的調查數據，利用logit模型對人口流動狀態的改變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貧w結果顯示，模型所涵蓋的研究變量及控制變量均高度顯著，且方向基本與人口流動理論的經典解釋以及既有的經驗研究結論相吻合。但是，回歸結果中依然存在值得注意之處。年齡對人口流動影響的回歸系數為正，而年齡的平方項系數為負。這表明年齡對于人口流動的影響確實存在著某種非線性關系。具體說來，隨著年齡的增加，人口流動的可能性存在著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然而年齡平方項的回歸系數雖然顯著性水平很高，但其絕對值相對較小，這說明上述非線性趨勢勢必要在一個相當長的年齡跨度中才能得以顯現。而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某些年齡的組間差異不甚明顯的觀測對象時，這種趨勢有可能被平滑掉從而不易捕捉。

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的估計系數為負，且絕對值較小。這表明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對于人口流動的可能性存在微小的負面影響。受教育年限往往被視為人力資本積累的變量，受教育年限長的個體通常被認為流動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是人力資本質量的優勢可以幫助其在更大范圍內的勞動力市場中保持競爭力。然而必須注意到，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經歷從二元經濟結構向新古典世界轉型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影響人口流動的首要微觀因素顯然并非個體的人力資本質量。恰恰相反，人力資本積累較為薄弱的個人反而會因難以在本地實現正規就業或出于謀求自身物質福利水平改善的訴求而選擇流動。就模型的研究變量而言，表示地區的虛擬變量被視為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變量，并以中部地區為參照組。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相應影響的前提下，相對于中部地區而言，來自東部地區的個人選擇流動的對數發生比要低0.58。具體而言，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條件下，東部地區個人流動的發生率約相當于中部地區的56%（二者的發生率之比為0.56：1）。而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前提下，西部地區的個人，在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的前提下，其流動的對數發生比要較后者低1.01。西部地區個人流動發生率，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后僅相當于中部地區的36%左右。回歸結果顯示，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可能性，中部地區居首，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人口流動的概率最小。東部地區的人口，因其所處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故而流動的意愿相對較弱，這在理論或經驗解釋上均比較明顯。但西部地區盡管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表現更加不容樂觀，其人口流動的可能性反而較中部地區小，這一結果是值得關注的。

我們知道，自然環境與資源稟賦的劣勢是制約西部地區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約束性因素。然而利的環境條件又會反過來導致必要的物質基礎建設變得更加困難，從而降低包括人口流動在內的一系列可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方式得以實現的可能性。加之配套的政策建設與制度安排在短時間內難以一蹴而就，這就進一步降低了西部地區人口———尤其是確實存在流動意愿的人口———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如何通過必要的物質建設與政策傾斜使得經濟較不發達地區的發展進程提速，優化跨區域的勞動力市場配置人力資源的能力，必將成為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務必直面的重要議題。此外，由于logit模型與probit模型比較而言，主要差異僅僅在于二者對隨機誤差項統計性質的理解不同。logit模型假設誤差項服從邏輯斯蒂分布，而probit模型則對于誤差項的分布作出正態假定。因此，根據2001年的調查數據，本研究同時利用probit模型對人口流動狀態的改變進行估計，其結果由表5加以呈現。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其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與logit模型相比方向均相同且數值差異不大，顯示出模型的估計結果較為穩健。在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中還加入了解釋變量對人口流動概率邊際效應的呈現。值得注意的是，連續型變量的邊際效應是通過均值來加以計算的，而對離散型變量而言，其邊際效應衡量的是與對照組流動概率的差異。通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流動選擇的邊際影響來看，在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的前提下，“身處東部地區”這一因素使得個人選擇流動的可能性降低了約8%，而來自西部地區則導致流動的概率下降了11%左右。這一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上述logit模型的分析。換言之，分別使用這兩種不同的模型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影響人口流動的過程中得出了相類似的結果。

四、結論及相關探討

本研究由實際調查數據出發，從微觀層面探討了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于人口流動的可能影響。研究發現，在全國范圍內，中部地區在流動人口輸出面占有最為顯著的份額。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給予中部地區人口較為可觀的推力影響，促使其出現流動現象；另一方面，來自地理位置方面的優勢以及日益改善的交通運輸條件，同樣在客觀上提升了將人口流動意愿真正轉化為人口流動過程的可能性。但不容忽視的是，長期的人口流動，尤其是人口輸出過程對于這一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改善而言，其影響未必總是積極和樂觀的。因此，中部地區意欲在長期內實現對于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的趕超，同時謀求自身經濟的長遠發展，就必然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方面尋找著力點。

從西部地區的情況來看，盡管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而言處于較為不利的位置，卻并未表現出更具規模的人口流動。除本身的人口基數較少以外，究其原因，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薄弱以及政策幫扶導向力度不夠是較為明顯的限制性因素。當然，由于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與持續存在慣性，加之自然資源與環境條件的種種制約，傳統的依靠人口流動改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經驗對于西部地區而言是否獨立適用，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命題。然而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講，惠及民生的投資建設和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對于實現西部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而言，其所能夠發揮的長期性和基礎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誠然，本研究在方法論意義上亦不可避免地存在進一步改善的空間。由于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微觀調查，因此對于流動人口宏觀特征的把握難免會存在代表性有所欠缺的遺憾，因而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嘗試引入更多的宏觀加總指標，以期更加直觀地反映人口流動影響因素的結構性特征。此外，受限因變量模型固然可以通過分類原則使得關鍵變量的信息得以較為清晰的呈現，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會同時面臨降低數據精度的風險，因此在面對以連續變量刻畫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需要時，勢必要訴諸于更加細致的定量分析過程。

作者：李邢西單位：北京物資學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