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傷保險與用人單位侵權責任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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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論刊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對工傷事故中“免除用人單位侵權責任模式”的思考

（一）從用人單位過錯方面考慮——工傷保險免除民事侵權賠償的邏輯思維是有漏洞的，將工傷保險的無過錯責任代替民事侵權的過錯責任不利于用人單位積極遵守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工業大生產經常造成重大事故引發巨額賠償義務，為了使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勞動者獲得基本補償，工傷保險基金制度建立，工傷保險具有社會保險的性質，以社會連帶為理論基礎，目的在于保障勞動者的生存權，通常工傷保險只考慮維持勞動力生存及再生產，經濟補償不以賠償受害職工的全部損害為目的，因此對加害行為的懲戒和預防作用十分薄弱，是一種責任共攤機制，該機制以用人單位未違反法定或者約定義務及責任為前提，即用人單位無過失責任為合理基礎；而侵權損害賠償機制旨在矯正正義，以過錯為其基本歸責原則，并以對受害人全部損害進行填補為目的，有一定的懲戒性質，且損害賠償請求的范圍不僅包括財產上損害賠償，而且包括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用人單位有過錯，則上述共攤機制的合理基礎已經不存在，用工傷保險補償免除過錯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會對社會保險機制會造成重大損害，是一種經濟“搭便車”行為，工傷保險制度的合理性因免除侵權責任變異，公正性將受到質疑：如果用人單位違反法定義務，不履行法定的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忽視工作場所安全，由此造成工傷事故也僅承擔工傷補償責任，將導致不考慮造成工傷的原因，讓實踐中諸多與勞動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形同虛設，也導致在交納了工傷保險費后，用人單位消除安全隱患積極性和動力大大降低[4]。守法用人單位的成本反而加大，使其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免除模式實際上放任了工傷事故的發生，甚至起到鼓勵違法的作用，責任共攤的保險機制就演變為用人單位互相之間對違法行為的擔保，會對其他無過錯的用人單位產生不良的導向，用人單位在勞動安全衛生和工作環境保障方面缺少直接法益和經濟利益動力。“免除模式”排除侵權賠償法律機制的適用而無法發揮民事侵權法預防和懲罰工傷事故的功能，因此從用人單位的角度考慮，保留過錯歸責的侵權責任有助于使其真正在工傷事故的預防上產生利害關系，為了維護工傷保險制度的正義性，促進用人單位按照法定要求完善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環境，應該要求用人單位對于過錯侵權造成勞動者工傷承擔應有的民事侵權責任。

（二）從參保職工考慮——工傷保險免除民事侵權賠償不利于職工權利的完全保護，不符合工傷保險制度創設的目的第一，從保險的起源和性質上看，保險是一種經濟補償制度，根據保險法的一般原理，人身損害的賠償是無價的，受害人在保險人賠償后還可以要求加害人賠償，保險人賠償受害人后，沒有求償權，即受害人請求保險給付和請求加害人賠償不構成“雙重給付”。工傷保險是一種人身保險，同樣適用以上的“雙重給付”規則。第二，工傷保險制度創設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用人單位的民事侵權責任不能實現時給工傷職工以權益救濟，在工傷補償制度建立之后，因為保險的數額是固定的，與造成的損害沒有相對應的關系，很可能不夠填補工傷職工的實際損害；如果允許工傷職工于工傷保險給付之外，可同時向用人單位請求全部侵權損害賠償，對工傷職工最為有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工傷職工的利益，對無過錯的用人單位也不會造成額外負擔，在物質補償（賠償）上也區分受害的職工的過錯，否則有過錯的職工與無過錯的職工都適用一樣的工傷保險待遇，④不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第三，有工傷保險關系的工傷事故適用工傷保險法，沒有工傷保險關系的工傷事故認定為侵權行為而適用民法的做法，造成勞動者因其所在單位的差別適用不同的法律、享受不同的待遇，這與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打破用人單位所有制差別的宗旨相違背。第四，因為工傷保險不能賠償精神損害，所以工傷保險不能完全代替侵權賠償。我國民事侵權責任法的發展，特別是民事侵權責任法中人身傷害精神損害立法的發展使工傷保險與工傷民事賠償的數額差距逐漸增大，讓工傷案件中請求民事侵權責任中的受害人能獲得更多的損害賠償，最近幾年的案例顯示，未參加工傷保險的工傷職工通過民事訴訟獲得遠遠高于工傷保險補償的巨額侵權損害賠償，造成已參加工傷保險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在獲得救濟上有巨大差距，引起社會不公，實踐中已經開始出現在工傷補償外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⑤所以從受害職工的立場出發，不應剝奪受害職工因侵權行為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應當在獲得工傷保險給付之外，保留其獲得民事侵權賠償的權利。

（三）對反對“兼得模式”理由的質疑理論和實務界一般也或多或少地承認“免除”模式有上述的不足，但是認為“兼得”模式有兩個不能克服的缺點，因此還是采用“免除”模式：一是認為“兼得”背離工傷保險創設的目的，即用人單位既要承擔工傷保險費用的交納義務，還要承擔民事侵權賠償的責任，加重了其負擔。二是認為“兼得”模式與“受害人不應因遭受侵害獲得意外收益”這一公認的基本準則相違背，也與國際慣例和傳統觀念相抵觸，并有可能誘發工傷事故的道德風險。對于“兼得”模式加重用人單位負擔的這一認知，應該看到工傷保險是社會保險，其性質是社會保障，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只占工傷保險基金的一部分，⑥而且更關鍵的是該種繳費是用人單位承擔的社會責任，不應用其社會責任抵消其因過錯應承擔的民事侵權責任。“兼得”模式違背“受害人不應因遭受侵害獲得意外收益”，可能誘發工傷事故的道德風險的這一認知，則應該看到工傷事故造成的是職工的人身傷亡，而人身是無價的，因此構不成“意外收益”，另外工傷保險與民事侵權均為受害人故意免責，所以“兼得”模式也有免責規則以避免道德風險。工傷保險與用人單位侵權責任競合時，要看到工傷保險的社會保險的保障性質，切實把握其實質為國家的社會保障，才能厘清工傷保險補償與有過錯用人單位的侵權賠償責任的真正關系，在這一命題中找到保障人權，恢復社會正義的路徑。

二、回歸工傷保險的社會保障性定位，明確其為社會保障的功能

（一）社會保險的定位——一種國家和社會責任社會保障是國家為了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通過強制性立法，以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享受經濟發展的權利予以保障的制度[5]。社會保障被稱之為減震器或安全網，有消除或減少不安定因素緩解社會動蕩的作用，生存權和社會連帶思想是支持社會保障法最重要的基本理念。《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因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負責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馬克思認為社會保險是在社會化大生產所引起的社會風險下，分散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穩定的一種保障措施[6]。發表《正義論》的約翰•羅爾斯認為，社會正義的實質是按照正義的差別把福利分配給每一個相關的人，這些社會最低保障體現為家庭津貼、患病和失業的特別補貼以及更為制度化的分等收入補助(即所謂的負所得稅)，一個（和作為公平的善相應的）組織良好的社會自身就是一個社會聯合形式，這個社會聯合具有兩個特征：成功地實行公正制度是所有成員共有的最終目的；同時，這些制度形式自身被人們看作善[7]。因此，社會保險作為社會保障中的主要部分，也具有保險的一般特征，如貫徹“大數法則”和“群體調劑”的原則，依靠社會統籌基金來幫助遭遇風險的社會成員，社會保險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其保障水淮高于社會救濟，而且社會保險待遇的享受，不需要任何經濟狀況調查，以約定的可確認事件(如退休、得病、失業等)發生為條件，享受保險待遇[5]。應該看到，工傷保險作為一種社會保險，有社會保障的以上特性，它不要求享受待遇者無過錯，是對傳統過錯責任的一種補充，體現國家對弱勢群體的義務，是社會正義的最人性化關懷，屬于國家對公民的社會保障法律關系，與侵權責任法調整平等主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不一樣。因此，享受社會保險待遇如工傷保險待遇與請求有過錯用人單位侵承擔權責任不會產生雙重給付，在解決工傷事故時，應當設置工傷保險提供主要的保障來源，以鼓勵受害職工尋求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不應該限制工傷職工所享有的獲得賠償的最高限額。

（二）工傷保險中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替代責任的完善——我國工傷保險制度應該改變用人單位沒有按規定繳納工傷保險費時的責任承擔方法《工傷保險條例》第2、10條規定我國境內的用人單位(不論所有制性質，組織形式)都要按行業費率繳納工傷保險費，屬強制性規定，但是現實生活中很多企業并沒有經營許可證，更沒有上繳工傷保險費。國家安監總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各類生產事故死亡79552人，同比減少3648人，下降4.4%。而照此計算，平均每天事故死亡218人，傷亡數字依然龐大，事故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的70%[8]。這類職工本應屬我國的工傷保險重點保護對象，例如近兩年來媒體、大眾關注的我國頻頻發生的礦難，企業多是無證開采，更不會為礦工繳過工傷保險費。但《工傷保險條例》62條卻規定“用人單位末參加工傷保險，期間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即這類用人單位末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不能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請求給予工傷待遇，這種作法無疑把這類職工陷入救濟空白：一方面，職工處于弱勢地位，不能強迫用人單位上繳工傷保險費；另一方面，用人單位逃避繳納工傷保險費就是為了減少經濟成本，連國家強制性繳費責任都逃避，更別說讓其承擔更重的工傷保險替代責任，所以這一條規定是有缺陷的，我們可以通過責任追償制度方式完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先對工傷職工進行工傷待遇補償，然后由其對末繳費用人單位進行追償。綜上所述，在社會保險法和侵權責任法競合時，我們需要看到社會保險法絕對不是侵權責任法止步的界限，而是侵權責任法因為過錯歸責不能保障弱勢群體（特別在弱勢者有重大過失時）的有益補充；更要明確工傷保險的國家保障責任性質以及過錯規則在預防工傷事故的先天優勢，發揮侵權責任法在預防和制裁工傷事故的應有作用，厘清工傷保險補償與有過錯用人單位的侵權賠償責任的互為補充、相互促進關系。

作者：周蕓蕓單位：云南省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