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下的經濟發展方式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下的經濟發展方式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馬克思主義學刊》2017年第2期

摘要:生態危機是全人類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在探索解決之道的過程中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重視。其中生態危機中最為明顯的是工業化進程中的碳排放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碳排放大國之一，碳減排任務刻不容緩，壓力巨大。在回顧了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以及國內外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生態問題中的碳排放問題，選擇經濟增長、能源消耗、碳排放進行了協整分析，最后依據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和我國目前的現實給出了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可能方向。

關鍵詞: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經濟增長;碳排放;協整分析

一、引文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凸顯，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縱觀世界歷史，人類對生態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生態被忽視階段———生態受到重視納入一國經濟發展框架階段———生態問題凸顯階段，如何協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生態環境問題隨著工業化進程開始顯現出來，但是并沒有嚴峻到今天的地步，馬克思在其著作中雖然并未提出“生態經濟”這個概念，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關于生態經濟的體系，但是卻散落著和生態經濟思想相關的概念和理論用以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和“排泄物”的增加，造成地球的生態環境被嚴重地破壞。隨著工業化發展的深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以解釋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對能源等自然資源的需求，加之長期以來的粗放型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我國面臨的生態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尤其是能源消耗和大氣污染問題突出。本文試圖從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出發，與中國生態問題中最為嚴重的碳排放現實相結合，采取統計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的現狀，同時使用計量經濟學協整分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正如吳易風教授所講;“在經濟理論中恰當地運用數學方法，可以使正確的理論和科學的研究成果表達更為準確和精確，可以更好地檢驗結論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地增強研究成果中的結論。”［1］以理論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在理論上驗證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在實踐上說明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處理好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實現低碳綠色的可持續發展。

二、文獻綜述

(一)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回顧

馬克思的著作中并沒有直接使用“生態經濟”這個概念，也并沒有對其進行過系統的論述，但是在其著作中卻散落著生態經濟思想，主要包括三個主要方面:自然與社會生產的辯證統一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生態經濟的影響、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經濟的構想。

1.自然生態與社會生產的辯證統一關系。馬克思用勞動將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聯系起來，其在《資本論》中指出:“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2］“作為其中的第三個同盟者的，只是一個幽靈———勞動，這只是一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它在這里所表示的意思來說，只是指人用來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人類生產活動。”［3］馬克思認為生產方式和自然生態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也相互影響。一方面自然生態是影響社會生產力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其中自然生態影響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馬克思又將自然生態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生活資料的自然生態，包括土壤的肥力、漁產豐富的水域;第二類為勞動資料的自然生態，包括金屬、煤炭、森林等。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自然生態對勞動生產力的約束開始弱化，但是自然生態仍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反過來經濟增長和生產方式也不斷影響著自然生態，“勞動生產率也是和自然條件聯系在一起的，這些自然條件所能提供的東西往往隨著由社會條件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少……我們只要想一想決定大部分原料數量的季節的影響，森林、煤礦、鐵礦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2］

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對物的使用價值的需求已經異化為對剩余價值的無止境的追求是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通過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殖民統治，掠奪黃金和白銀、占有原材料和礦產資源:曾經噴涌出白銀山巒的波托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是由于殖民者的掠奪，最后一點點閃光的東西都沒有，“西班牙人甚至用小掃帚把礦井掃的干干凈凈”［4］;巴西東北部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區，但是卻由于殖民者迎合世界市場的需求將此地區變成單一產品的種植地，最后土地的衰竭使得該地區陷入了貧困;不發達國家的地下礦產資源之于美國，猶如空氣對肺的重要性一般，美國向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就是掠奪其他國家的自然資源，主要是礦產資源;資本主義在大工業時期，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加快了第自然環境的掠奪，馬克思繼承了威廉•配第“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思想，論述了資本主義對自然生態的破壞集中體現在對土地的破壞力上:“破壞著人和土地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耗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1］除了對土地的破壞，資本主義生產還嚴重依賴于能源的消耗，以能源和原料的大量投入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導致了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和“排泄物”的產生。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片面的，單一的追求利潤最大，不惜犧牲自然生態和環境為代價促進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物質和能源之間的斷裂，最后不可持續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后達到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而炸毀。

3.馬克思對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的構想。首先馬克思構建出經濟發展和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即“合理地調節物質變換”。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資變換。”［2］實現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其次馬克思提出了物質循環的思想，其提出可以城市和鄉村聯合起來對生產排泄物和消費排泄物加以利用。最后馬克思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創新的作用，馬克思指出:“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指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1］，但是同時馬克思也指出這種科技創新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否則科技創新只能作為資本進一步掠奪自然生態，造成生態危機的“幫兇”。

(二)國內外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研究概況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生態危機的顯現，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得到了重視，并以北美為中心形成了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這一流派。美國學者霍華德•L•帕爾森斯(HowardL•Par-sons)和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BenAgger)開創性的研究了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其中帕爾森斯(1977)在《馬克思恩格斯論生態》中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關于生態經濟的思想進行了選編，明確了馬克思的生態經濟的基本觀點和對生態問題的意義。阿格爾(1979)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首次提出了“走向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消費與受到威脅的環境之間的危機關系。法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安德烈•高茲(1980)在其著作《自然的敵人》，美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JamesO’Connor)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1998)以及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在《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2002)中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性質，指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本質使然，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無限增長的貪婪使得人和自然發生異化，“人類按‘唯利是圖’的原則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為少數人謀取狹隘機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與自然界發生沖突，同時也與特定的社會和歷史制約發生沖突。”［5］認為只有“生態社會主義”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唯一道路。國外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已經深刻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與生態之間的關系，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論證了生態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但是生態馬克思主義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批判資本造成的生態危機，但是卻未看到資本的正面效應，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的“文明化趨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是長期的過程，在短時期內應該利用資本的正面效應解決生態危機問題，除此之外，生態資本主義并未論述社會主義社會資本和自然生態之間的關系問題。

生態環境惡化也是長期以來我國所面臨的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生態經濟思想的學者也很多，主要集中在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研究以及對當代的意義的研究兩個方面，關于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研究方面，國內大部分學者認為馬克思并沒有系統的生態經濟思想，但是馬克思的生態經濟思想散落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及《資本論》等著作中，主要體現在生產力理論、物質變換理論、物質循環理論之中。周玉梅(2005)從馬克思的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內在聯系出發，進而將自然資源分成非再生的自然資源和有限的自然資源，指出要實現自然資源的增量，提出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6］錢箭星、肖巍(2009)從馬克思的物質循環理論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導致了“無法彌補的裂縫”［7］，這是現在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的實質，同時思考對我國的啟示，進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合理地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化，以“荷蘭病”為借鑒，不能為了眼前經濟利益采取竭澤而漁的方式掠奪自然。丁任重、何悅(2014)考察了馬克思的物質變化相關理論認為我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城鄉的地區發展不平衡，造成了我國能源資源的嚴重消耗，生態環境惡化，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8］楊樂(2016)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觀說明了資本批判對于唯物史觀構建的基礎地位，同時也反映了馬克思的生態觀與共產主義理論的密切聯系。［9］除此之外，黃娟(2009)從馬克思主義生態經濟中國化的角度，研究了我國關于經濟生態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當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生態經濟思想是生態生產力論對自然生產力論的創新，循環經濟對物質循環理論的創新，生態科技觀對生產力觀的創新以及實踐價值。［10］

(三)碳排放、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實證文獻

隨著經濟增長，特別是石油危機爆發以后，各國開始認識到能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是稀缺的資源，對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筍大量產生。國外的主要研究有KraftJ和KraftA(1978)基于短期動態關系對美國1947－1974年的GNP和能源數據進行因果檢驗，其結論為GNP是能源消費的原因，但是能源消費不是GNP的原因，也就意味著美國對其國內的能源進行保護不會影響美國的經濟增長。［11］Erol和Yu(1987)將能源消費與英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法國、德國六個國家的真實收入之間進行因果檢驗，發現不同國家能源消費和真實收入之間并不存在一致的因果關系。［12］以上的研究僅涉及到短期的動態因果關系研究，隨著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的發展，可以進行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長期的均衡關系。Nachane(1988)將Engle－Granger應用到11個發展中國家和5個發達國家進行協整檢驗，其結果為各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13］隨著能源消費，環境惡化問題凸顯，學者們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引入到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中，Galeotti和Lanza(2005)研究了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生態污染之間的關系，得出了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倒U型”。［14］2005年之后，單位根檢驗在計量中的應用，提高了數據的有效性，在這樣的背景下，Lee根據1975－2001年的數據研究了18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的關系，得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能源消費到經濟增長都僅僅是單向的因果關系。［15］

關于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的研究，從國內來看主要有范中啟，曹明(2006)認為系統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之一就是在各個子系統之間建立一種穩定的協調發展狀態，其設計了一系列系統發展水平指標，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對經濟增長、環境與能源消費進行測度，結論為由于我國經濟結構進行了調整，能源—經濟—環境協調水平越來越好，但是明顯的能源與經濟增長的協調要好于環境與能源、環境與經濟增長。［16］趙愛文，李東(2011)利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得出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GDP對二氧化碳的彈性為0.36，并且在滯后期為4的時候，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17］張抒夢，董虹(2016)使用VAR模型建立了美國1950年－2013年的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證明了美國的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碳排放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但是文章本身的問題在于使用了非平穩的序列建立了VAR模型，與VAR模型使用的前提條件有出入。［18］王仲瑀(2017)利用脫鉤模型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研究了1995－2014年京津冀地區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京津冀地區碳排放和能源消費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但是能源消費、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并且京津冀地區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弱脫鉤的狀況。國內外學者對經濟增長、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研究給本文以很多有益的啟示。但是由于各位學者應用的方法和選取的數據的不同，也造成了研究結果的差異，本文立足于我國經濟發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現狀出發，研究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中三者的關系。

三、中國碳排放、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現狀分析

根據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各締約國達成基本共識: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生存環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而人類能源消費又是造成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未來世界能源消費結構將逐漸走向低碳化，2040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將逐漸降低至81%，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19%左右，在化石能源消費結構中，相對低碳的天然氣消費占比將提高至29%。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碳排放大國之一，在2015年6月提交給聯合國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中承諾: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50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我國來說，能源結構又以化石能源為主，而且化石能源的主要產生物即為CO2，因此從我國碳排放在世界中的地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能源消費、GDP與人口的關系以及我國化石能源消費的結構三個方面來刻畫我國目前經濟增長、能源消費以及碳排放的現狀。

1.碳排放總量全球第一，碳排放強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碳排放總量如圖1所示:在2003年和2006年陸續超過歐盟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國，2014年中國碳排放量達到93億噸，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9%。與此同時，如圖2所示:我國單位GDP碳排放量逐漸下降，2013年較2005年相比下降了28.6%;但是人均碳排放量6.8噸/人已經趕上歐盟，超過世界平均量5噸/人;2014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降至0.82噸CO2/千美元，但是遠高于美國的0.3噸CO2/千美元和歐盟的0.18噸CO2/千美元。總之碳排放總量快速增加，碳排放強度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低碳減排壓力巨大。

2.碳排放與化石能源消費、GDP增長呈正向相關關系。如圖3所示，從二氧化碳排放量來看，1965年－2002年，CO2排放量緩慢增長，從1965年的4.89億噸上升到2002年的38.34億噸;2002年－2014年CO2排放量快速增長，從2002年38.34億噸上升到了2014的92.24億噸，2015和2016年連續負增長，但依舊維持在91億噸的高水平上。從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來看，2003年－2010年，GDP增長較快，保持了穩定的兩位數的增長率，2014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GDP增速維持在7%左右，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我國GDP的增長，化石能源消費和CO2排放量也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呈現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EKC)的前半段，碳排放與化石能源消費、GDP呈正向相關關系，即中國的經濟發展一部分依靠了化石能源的消費。

3.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結構不合理。如圖4所示，我國化石能源消費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從能源結構來看，煤炭、石油、天然氣消費占化石能源總消費的比重1980年分別為75.28%;21.44%和3.28%，2016年比重分別為71.08%;21.79%和7.13%;煤炭消費的比重減少了4.2%，相應的石油消費比重增加了0.35%，天然氣消費增加了3.85%;與此同時，CO2的排放量自2014年之后也呈現下降趨勢，可以相信煤炭消費的減少和天然氣消費的增加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四、中國碳排放、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選擇與介紹

如果同時關心幾個經濟變量的關系，一般情況下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用單變量時間序列的方法分別對每個變量進行預測;第二種方法是將幾個經濟變量放在一個系統內來預測，使得預測相互自洽，這種方法被稱為“多變量時間序列”②，1980年由Sims(西姆斯)提出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即為多變量時間序列，此模型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由于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碳排放本身處在一個復雜的經濟系統中，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的方法將實際GDP、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納入到一個框架下，從而得出三者之間確定的關系。

(二)數據來源和使用

軟件本文選擇的樣本數據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到2016年，其中GDP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局2016年統計年鑒，單位為百萬美元;能源消耗最主要的為化石能源消費即一次能源消費，數據來源于BP2016年能源統計，單位為百萬噸油當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來源世界銀行官方網站，單位為百萬噸。使用的計量經濟學軟件為Stata/SE13.0。

(三)計量分析

1.序列平穩性檢驗根據圖3所示，GDP、能源消費與CO2排放量有明顯的時間趨勢，即是非平穩的，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使得數據更加平穩，對以上的三個變量數據取自然對數，得到lny1t、lny2t和lny3t。之后，防止出現時間序列的偽回歸現象，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時間序列的平穩性，lny1t、lny2t和lny3t，進一步差分后記為D.ln_y1t、D.ln_y2t和D.ln_y3t，如圖5所示，一階差分可能平穩也可能非平穩，兩次差分為D.Dln_y1t、D.Dln_y2t和D.Dln_y3t，如圖6所示，二階差分顯現出明顯的平穩性，本文繼續采取判別平穩性最實用的ADF檢驗方法。

2.協整關系檢驗一個經濟系統里，可以允許經濟變量是非平穩的，但是其線性組合可以是平穩的，表明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性的關系。由于lny1t、lny2t和lny3t為二階單整過程，符合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的前提條件。所以下面使用Johansen－Juselius方法對VAR模型的多變量系統進行協整檢驗，從而探究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3.Granger因果檢驗經濟中常常要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從一個變量到另外一個變量，還是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格蘭杰提出的檢驗方法是如果x是y的因，則可以用x的過去值預測y的未來值，但是這并不是真正的因果關系，僅僅是一種動態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僅適用于平穩序列或者是有協整關系的單位根過程，故可對經濟增長、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格蘭杰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說明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是經濟增長并非是能源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原因;能源消費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但是二氧化碳并非是能源消費的原因。這就意味著增加能源消費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促進經濟增長，這就需要在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經濟增長三個方面進行協調發展。

4.VEC模型傳統的VAR理論要求模型中每一個變量是平穩的，對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需要經過差分，根據ADF檢驗可知，所有變量的二階差分為平穩序列，再利用平穩序列建立VAR模型，但是進行二階差分后變量的經濟含義與原序列的經濟含義并不一樣，因此協整的發展解決了傳統VAR模型的局限，本文使用VEC模型，即可以看成是帶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首先判斷最優滯后期階數，然后進行平穩性殘差檢驗，給出協整函數關系。

五、研究結論

對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梳理中，發現蘊含著以生產方式轉變為核心的生態經濟思想，本文研究了我國1978－2016年期間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單位根檢驗表明對數后的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是二階單整的，隨后的協整檢驗表明三者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進一步的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是經濟增長的單向格蘭杰原因，能源消費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單向格蘭杰原因;構建VEC模型得出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費的影響，能源消費進一步分解發現能源結構影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針對以上的研究結論，要秉持“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完成我國對世界及其聯合國的承諾，實現經濟能源碳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給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調整產業結構，降低能源依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新的約束條件的變化，［19］其中碳約束就是其中之一，能源消費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必須依靠能源消費，所以在新的經濟形勢下，要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使得我國的產業向高端化、精致化、綠色化的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方向發展，降低能源依賴度。第二，優化能源結構，發展清潔能源。煤炭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基礎能源和燃料，對我國經濟增長曾經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也產生碳排放過多的問題，所以對能源結構的調整要實行“軟著陸”的方式，一方面短期內實行煤炭的綠色開采、清潔燃燒、清潔發電，改善原來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要加大對清潔能源的研究開發與使用，設立碳基金，激勵低碳技術的研究與開發。［20］長期上優化能源結構，用清潔能源代替原有的煤炭能源。第三，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在其本質上就是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理念，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和自然生態之間的和諧共存，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21］要遵循循環經濟的3R原則(Reduce、Reuse、Recycle)，先減少能源的使用量、再利用，最后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循環利用。第四，建立鼓勵低碳行為的政策體系。對企業實行區分行業區分地域實行碳稅征收，激烈企業高效利用能源，對能源企業轉型要實行一定的碳稅減免措施等等。第四，推行低碳消費市場，改變消費者消費模式。調整居民能源使用結構，推行能源價格改革，促進能源節約，與此同時，進行低碳宣傳，引導居民正確的消費觀念，自覺進行節能減排，環境保護。

參考文獻:

［1］吳易風．當前經濟理論界的意見分歧［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5］［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6］周玉梅．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思想［J］當代經濟研究，2005(05):19－21．

［7］錢箭星、肖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循環經濟引申［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4):94－101．

［8］丁任重、何悅．馬克思的生態經濟理論與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J］．當代經濟研究，2014(09):5－14．

［9］楊樂．自然與歷史的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生態觀的哲學路向［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6(8):98－103．

［10］黃娟．馬克思主義生態經濟理論的最近成果及其價值思考［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10):96－102.

［16］范中啟、曹明．能源—經濟—環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狀態的測度與評價［J］預測，2006(04):66－70．

［17］趙愛文，李東．中國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協整與因果關系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1(11):1297－1303．

［18］張抒夢，董虹．美國經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及能源消耗的動態關系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11):1－10．

［19］劉偉．經濟新常態與供給性結構側改革［J］．管理世界，2016(07):1－9．

［20］付允，馬永歡，劉怡君，牛文元．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03):14－19．

［21］王燕珺．基于馬克思生態經濟思想的循環經濟發展研究———貴州省經濟與環境的協調度分析［J］改革與戰略，2017(05):16－18．

作者：郭百紅；高文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