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依據的金融監管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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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審慎監管的維度解讀

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的常規解釋是融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經濟低谷期，抵押物價格下降，此時，信息不對稱表現在，即便融資方是具備盈利能力的項目，也難以滿足必要的融資需求。一旦經濟開始回暖，抵押物價格上升，融資方通過外部杠桿融資刺激經濟繁榮乃至過熱。所以，金融體系成為經濟周期的金融加速器。ClaudioBorio，CraigFurfineandPhilipLow（e2001）認為，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主要源于市場參與者對隨時間而變化的風險的不適當反應所致。而這些不適當的反應主要是由于風險隨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無法有效測量。風險測量的困難往往導致風險在經濟繁榮時被低估，在經濟衰退時被高估。因為在經濟繁榮時期，信貸過快增長，抵押品價值膨脹，存貸息差被人為壓低，金融機構持有相對較低的資本和撥備。在經濟衰退時，風險和貸款違約率則被人為高估。從較長周期來觀測風險有利于金融機構的穩健，并緩解金融對經濟的強化作用。

二、宏觀審慎監管的法理依據

（一）金融創新過度導致了系統性風險的加大金融創新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提升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利用適度的銀行體系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杠桿效應。但是，一旦金融創新超出金融體系的承受能力和監管主體的約束能力時，會出現創新過度的亂局。而金融創新的本質要求是把風險轉移給有承受能力、承受意愿而且能夠管理這些風險的合適的金融投資者。此時，過度創新就偏離金融創新的初衷，單個金融機構作為金融衍生品的設計者，只關心自身風險的轉移，對“受讓”風險的投資者或交易對手的風險承受能力并不做考察。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沒有通過金融創新的原始功能得到降低，而是在金融產品鏈條中不斷傳遞，并通過衍生品的杠桿效益放大風險，將風險“傳染”給產品的所有參與方。當金融體系內的風險集聚到一定程度時，會導致誘發危機，并系統性破壞金融體系。原來出售風險的金融機構和風險轉移過程中的每一個承接方都會因此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而對實體經濟而言，金融系統性風險所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在某些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金融系統性風險面前都難以維持原有的功能，經濟產出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下跌。因此，金融創新必須對應宏觀審慎監管，在風險監測的基礎上平緩金融風險的波動性。

（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源于金融市場的同質化金融市場具備合理流動性和穩定性的前提是擁有大量目標迥異且預期穩定的市場參與者，即市場中的異質性。而如今的金融市場卻充滿了嚴重的同質性。金融市場同質性的主要表現是，金融機構在資產利用和投資方向上主要集中于某個行業或產品。例如在2000年美國IT泡沫前期，金融資本積聚在互聯網行業中；2008年次貸危機前期，金融資本的投向主要是次級抵押貸款的產品和房地產行業，換言之，金融機構的風險敞口在泡沫形成期間逐漸過度集中于特定一個或多個行業或產品。一旦特定行業或產品因為經濟環境影響出現不景氣或貶值的現象，例如美國IT泡沫的破裂、次貸危機中房地產價格的下跌、次級抵押貸款的折價拋售都對金融機構造成受到了嚴重的創傷。羅伯特•希勒認為交易市場一旦流動性過剩，將誘發非理性行為，并受到自我增強的羊群效應和動量效應（momentumeffects）的影響，此時，金融機構作為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會呈現趨同局面，最終將某一類金融資產的價格推高為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集聚高峰。所以，金融市場的同質化風險是指規模迥異的市場微觀主體基于同一制度規模要求、按照相同或相近的思維模式或認知模型預期而采取相同或類似的行為，這些行為在系統內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無法彼此抵消，所以形成了金融系統內部的正反饋環，從而強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會催化金融泡沫的膨脹，并在負的一面加劇金融危機沖擊的惡性循環，正負兩方面都使系統缺乏收斂性，放大了金融系統的波動性。如果市場參與者均采取趨同投資行為，隨著同質化風險的加劇，金融系統風險也在正反饋環的作用下不斷放大。

（三）順周期性加劇了金融體系的波動順周期性表現在，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動態作用，放大了實體經濟周期的波動并引起或加劇金融體系的不穩定。現代金融體系中諸多因素對金融體系具有顯著的順周期性影響，由于順周期性具有內生特征，所以順周期性成為金融機構可持續增長的最大威脅：其一，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在經濟上行周期相對樂觀，投資項目財務狀況和信用評級都較為良好，資金投放會提升市場流動性；其二，經濟下行期間金融機構的反向操作會加劇流動性欠缺的市場的緊縮性。

（四）影子銀行系統的擴張與監管真空影子銀行系統（ShadowBankingSystem）又稱為平行銀行系統（ParallelBankingSystem），通常是從事放款、接受抵押、通過杠桿操作持有大量證券、債券和復雜金融工具的金融機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來一直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通過高杠桿投資放大利潤，刺激金融系統的信用擴張和風險承受，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五）多頭監管誘發監管套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各類金融機構在業務上開展了激烈的競爭，金融需求趨向多元化和復雜化，不同類別的金融機構之間業務相互交叉、滲透，不同行業的金融機構推出的理財產品同質性很高。在此情境下，單純的機構監管開始突顯不足，也就是縱向規制將導致不同機構開展的同種業受到差異化的監管。然而金融“混血”產品（hybridproduct）的不斷涌現，突顯了監管重疊（duplicateregulation）與監管真空（regulatorygap）等問題。監管重疊中，不同監管部門所的監管規定互相矛盾的情形并不鮮見，而且金融公司經常發現自己必須接受來自于不同監管者的重復監管。在次貸危機中，監管真空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金融衍生品到底由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還是美聯儲來監管，難以從法律中尋找依據。監管重疊和監管真空為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行為（RegulatoryArbitrage）提供了空間，誘導金融機構選擇監管寬松的監管者，形成了競擇監管者行為（Regulator-shop-ping）。

三、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理論

（一）監管成本以JulianR.Franks,StephenM.Schaefer,MichaelD.Staunton(1998)為代表將其分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執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由監管當局（政府及準政府機構）在制定和實施監管措施過程中承擔的雇員費用和日常運作費用，也即金融監管的行政成本。與直接成本相比，金融監管的執行成本則相對復雜，主要包括被監管者為監管所支付的成本。HowellE.Jackson(2005)在直接成本和執行成本基礎上引入了罰金、酬金和交易費用（Sanctions,FeesandTransferPayments）的概念。國內的學者則習慣于將金融監管的成本劃分為直接成本的間接成本。第一種是分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執行成本（ComplianceCost）都應歸為直接成本，并且認為間接成本應該是由道德風險（MoralHazard）、逆向選擇（AdverseSelect）和社會經濟福利的損失所構成的。第二種是將金融監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設施、組織運作以及監管人才的培訓及培養歸入直接成本；把由于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入，對被監管金融機構業務人員的激勵、金融機構的業務發展以及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等方面有所遏制，從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失作為金融監管的間接成本。第三種將監管成本分為兩類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顯性成本包括監管機構執行監管過程中所耗費的資源與被監管者因遵守監管條例而耗費的資源；隱性成本是指被監管者因為監管措施而改變原來行為方式造成的福利損失。

（二）監管收益監管收益通說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金融監管提升被監管機構的盈利水平，金融監管的功能發揮與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成正相關關系；第二是金融監管提升金融體系的總收入，監管通過保護充分有效競爭、防止壟斷和欺詐行為及避免系統性風險，以增加整個金融體系的收入；第三是金融監管提升社會總體福利。

（三）成本—收益的理論的缺陷毋庸置疑，金融監管的成本和收益難以量化。第一，間接成本和機會成本難以量化。這兩種成本有三個特點：其一，具有明顯的預算軟約束的性質，與直接成本的預算硬約束性恰好相反；其二，由于隱性支付從而令人難以察覺，在具體計量上也存在巨大困難，特別是其中的機會成本和由于道德風險而引發的間接成本更難以估計；其三，間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相比于直接成本而言可控性較差。第二，收益難以量化。衡量金融監管的收益比成本更為困難。因為不存在與金融監管直接成本相對應的直接收益，監管收益往往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顯現，即便顯現，也難以準確量化，譬如監管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保護投資者利益，需要一定周期方能顯現效果，此時要去量化穩定和保護效果本身的收益，一方面難以衡量，另一方面，由于這些效果是由包括監管、市場主體自律、宏觀經濟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產生的，所以難以剔除其他變量。

四、金融監管的邊界有效性理論

（一）成本-收益理論的改良鑒于金融監管的成本和收益難以量化，可以通過評估監管目標的完成程度來測算其與成本支出之間的比例，若能同樣有效地完成目標，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當然優于成本較高的方案；若在監管成本相同的前提下，目標的完成比例越高，監管有效性也就越高。所以，運用有效程度與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有效程度/成本”的最大值）來替代成本—收益理論中收益與成本之比的最大化（即“收益/成本”的最大值）。監管的有效性，即目標的完成程度替代了收益分析，規避了收益測算中的關鍵難題。

（二）邊界有效性理論的質疑運用有效性理論測算監管邊界時，還需要考慮金融環境的動態發展、金融機構的物理延伸、金融業務的指標增長及金融交易的復雜程度等多種因素，所以，變量的增加也相對提高了有效性測算的難度和周期。此外，還需要監管當局及時針對金融環境的波動做出反應。但反應的彈性高低卻取決于金融監管的法治化程度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復雜性程度，而精密的立法程序和復雜的監管體系都將降低金融監管的反應彈性。

作者：趙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2009級經濟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