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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視角雜志》2015年第六期
(一)國內學者主要采用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我國學者在過度自信的測度方面也有諸多研究。余明桂等(2006)首次使用了企業景氣指數作為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當景氣指數大于100時,表示企業所處狀況趨于上升或改善狀態,表明企業家對未來持樂觀的態度,反之,表明管理者持悲觀的態度。郝穎、劉星和林朝南(2005),葉蓓和袁建國(2008)是將管理者股票持有量作為管理者是否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閆永海和孔玉生(2011)采取股票期權的測度方法將持股不變或者增持股票的管理者定義為過度自信。毛雅娟(2011)則基于心理學依據的研究方法來測度CEO過度自信心理的偏差。
(二)對現有文獻的評價國內外學者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測度方法是否適合我國國情有待進一步探究。股票期權這種衡量方法在我國并不適用,主要因為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股權激勵的比較少。由于相關信息和數據獲取困難,媒體報道、消費者情緒指數以及管理者持股數量變動,也都不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企業景氣指數雖然獲取容易,但它代表的是一個行業所有企業家的信心程度,所以也不是一個理想的指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并購次數、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五個指標來衡量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
二、過度自信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樣本的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的樣本來自滬、深A股2010-2013年間1428家上市公司。本文所使用的CEO政治關聯的數據是通過手工搜集得到的,其它的公司財務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當一家公司同時滿足4年的5個度量指標時才會被列入樣本范圍,所以,剔除掉ST企業、ST*企業,剔除掉數據缺失的樣本,最后剩下890個樣本。
(二)變量定義隨著國內外學者關于CEO過度自信研究的增多,CEO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也更具創新性。主要的替代變量有以下幾種:股票期權(Malmendier和Tate,2005);商業媒體對于CEO的評價(Brown和Sarma,2006);消費者情緒指數(Oliver,2005);企業景氣指數(余明桂等,2006);CEO的相對薪酬(Hayward和Hambrick,1997);企業盈利預測偏差(Lin、Hu和Chen,2005;姜付秀等,2009);并購的頻率或次數(Doukas和Petmezas,2006);CEO的個人特征或身份(Barros和Silveira,2007;江偉,2010);政治關聯。本文考慮到在中國上市公司中數據的可獲得性和衡量的準確性,借鑒前人的經驗,選取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并購次數、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五個指標分別衡量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然后將這五個指標加總形成一個新的變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從總體的角度對管理者過度自信做出一個較客觀的描述。本文選取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均為0-1變量(非過度自信定義為0,過度自信定義為1),變量定義如下:CEO相對薪酬:若CEO相對薪酬比高于行業中平均相對薪酬比則定義為過度自信,否則為非過度自信。高管持股比例:若高管出售公司股票次數比買進少則定義為過度自信,否則為非過度自信。并購次數:若CEO成功實施了一次以上的并購則定義為過度自信,否則為非過度自信。盈利預測:若CSMAR數據庫中查找到的公司盈利數值小于公司預測盈利數值則定義為過度自信,否則為非過度自信。政治關聯:若CEO曾在政府部門任職或在國有企業任職或擔任過人大代表定義為過度自信,否則為非過度自信。
(三)管理者過度自信描述性統計分析對890個樣本利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可以得出如表1所示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表。從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并購次數是這5個衡量指標中過度自信比例與非過度自信比例相差最大的指標。并購次數過度自信的樣本占61個,所占比例為6.9%;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829個,所占比例為93.1%;均值為0.07。從并購次數的角度看,2010-2013年深滬1428家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偏低,即絕大多數管理者非過度自信。除了并購次數,政治關聯和盈利預測這兩個衡量指標中過度自信與非過度自信的比例相差也較大。政治關聯中過度自信的樣本占134個,所占比例為15.1%;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756個,所占比例為84.9%;均值為0.15。從盈利預測的角度看,過度自信的樣本占292個,所占比例為32.8%;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598個,所占比例為67.2%;均值為0.33。從這兩個指標可以看出,2010-2013年深滬1428家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較低,這和上文用并購次數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得出的結論一致。從CEO相對薪酬的角度看,過度自信的樣本占450個,所占比例為50.6%;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440個,所占比例為49.4%;均值為0.51。該衡量指標過度自信占比和非過度自信占比相近,但非過度自信相對較高,這與上文的結論不一致。從高管持股的角度看,過度自信的樣本占387個,所占比例為43.5%;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503個,所占比例為43.5%;均值為0.43。非過度自信占比相對較大一些,可以看出2010-2013年深滬1428家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較低,這與上文的結論一致。
(四)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分析將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并購次數、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等五個0-1變量進行加總,形成一個新的變量,即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該量的最小值是0,即當這五個變量均取0時,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為0,代表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程度較低。該變量的最大值是4,而不是5,說明最多只有4個變量同時取1,而沒有5個變量同時取1的情況,4代表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程度較高。對這890個樣本利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得到如表2所示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統計表。從表2可以看到,過度自信程度為1和2的樣本數最多,所占百分比分別為38.0%、38.7%,這兩項加起來占比76.7%,可以看出大部分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為0的樣本所占比例為12.6%,而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為3、4的樣本所占比例分別為9.7%、1.1%。從這些百分比的相對大小,可以得出結論,即2010-2013年深滬1428家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較低,只有10.8%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高于平均水平,有89.2%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低于或等于過度自信的平均水平。用這個加總的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程度得出的結論與前文用五個指標分別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得出的結論相似,說明這個加總的變量也可以較好地刻畫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
三、結語
本文通過對前人文獻的梳理發現,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指標有很多個,本文基于中國國情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數據處理操作的可行性,選取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并購次數、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5個指標衡量管理者的過度自信。通過搜集2010年至2013年4年間深滬1428家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現用并購次數作為衡量指標,過度自信與非過度自信的差異最顯著。此外,用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作為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過度自信與非過度自信也有較大的差異性。因此,本文判斷基于中國國情下,并購次數、盈利預測和政治關聯是管理者過度自信較好的衡量指標。而對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的統計分析顯示,過度自信與非過度自信差異并不顯著,所以,CEO相對薪酬、高管持股比例雖然是過度自信的一個衡量指標,但可能并不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用單一變量作為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本文還試圖用一個綜合性的指標衡量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本文將上述5個變量加總形成一個新的變量作為一個綜合性指標衡量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通過對數據的整理分析可以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的取值范圍為0-4,0表示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較低,4表示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較高。從表2可以看出,10.8%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高于平均水平,有89.2%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低于或等于過度自信的平均水平。過度自信與非過度自信所占比重有較大的差異,而且這個綜合性指標所得出的結論與分析單一指標所得出的結論相符,因此本文認為,基于我國國情,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這個綜合性指標也是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一個較好的變量。通過搜集2010年至2013年4年間滬深A股1428家上市公司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相關數據,發現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不同。從單一衡量指標來看,并購次數中,過度自信管理者占比6.9%,非過度自信管理者占比93.1%;政治關聯中過度自信的樣本占134個,所占比例為15.1%;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756個,所占比例為84.9%;從盈利預測的角度看,占比32.8%;非過度自信的樣本占比例67.2%;均值為0.33。從綜合性指標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來看,有一成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高于平均水平,有九成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低于或等于過度自信的平均水平。所以,本文得出結論,2010-2013年滬深A股1428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不顯著,即絕大多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較低,只有約為兩成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較高。本文雖然對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有一個較好的描述,但仍存在些許不足,本文將在以后的研究中繼續對過度自信這一課題做更為深入的探討與研究,期望能夠對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現狀做出更加全面的闡述。
作者:吉林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組 單位:吉林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