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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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州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摘要:

在總結有關“建黨初期”時間劃分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提出個人的觀點，認為“建黨初期”是指從1919年5月爆發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的這段時間。對研究“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文獻，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客體、載體以及路徑四個方面進行梳理，以期能夠呈現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樹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歷史探索。而這就需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風格的比較研究，將構建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關鍵詞:

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和時代化的歷史縮影。對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研究，有利于在厘清我黨指導思想和根本宗旨的基礎上回答“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為什么會選擇中國共產黨”這一歷史問題。

一、關于“建黨初期”的時間界定

以“建黨初期”為篇名在中國知網上進行精確檢索，找到91篇文章。最早的相關研究始于1979年，而研究黨的歷史分期的相關書籍和文章更是不勝枚舉。文章和著作的內容主要集中于相關歷史人物在建黨初期的思想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對具體歷史事件的作用研究、建黨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意識形態建設研究、黨建工作研究以及史學研究等方面。學者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對“建黨初期”的時間界定也各有差異。為了能夠盡可能全面地呈現我國學術界對這一歷史時期的劃分，筆者對不同學者關于“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早期”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等時間界定分解為“建黨初期”的上限和下限進行歸納和分析。

(一)關于“建黨初期”上限的研究

觀點之一:以的爆發為時間起點。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更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與此同時，隨著的不斷發展，運動的主力軍已由學生隊伍擴展到工人階級，因而工人階級得以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國際視野之中，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群眾基礎?；诖?，不少學者將1919年5月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起點。正如方立江和陳答才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史，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涵義的歷史時期，國內學術界一般指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1］，而李良明更是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時限界定問題時直接點明“我國學術界在時間上限的看法上比較一致，即從1919年開始”［2］。此外，胡華于1979年主編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上冊)》也是持相同觀點。由此可見，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這一時間起點也成為學術界的主流思想。觀點之二: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立為時間起點。一個政黨的創建和發展難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籌劃和準備時期。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立正是這一階段的歷史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組織基礎。雖然各地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和綱領，卻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必不可少的助推器和重要組成部分;從其性質和特征而言，更是中國共產黨在各地的早期雛形和地方組織。因此，不少學者將陳獨秀在上海主持建立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即1920年8月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起點。徐信華根據其研究對象，在分析共產黨早期報刊現存資料以及具體革命形勢差異的基礎上，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立作為其研究的時間起點，在其著作中指出:“本書選擇的時間范圍是從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為止。”［3］觀點之三:以中共一大的召開為時間起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學者認為只有當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的那一刻起，才拉開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帷幕?；诖?，相關學者將“建黨初期”的時間起點定于1921年7月。此類觀點可參見于王世勇和白貴一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對私營經濟的認識及政策演變(1921－1936)》、黃天華的《中共早期歷史中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以1921－1927年四川為例》、劉景和劉吉發的《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路徑疏厘》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等。

(二)關于“建黨初期”下限的研究

觀點之一:以中共三大的召開為時間節點。持此類觀點的學者又可分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1923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不再屬于“建黨初期”的時間范疇之內，而應歸屬于“大革命時期”的歷史范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年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一編第三章在探討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活動時，就將其探索范圍集中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后至中共三大召開之前，這一歷史時期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而將中共三大的召開歸入了第二編“黨在大革命時期”。因此，這一觀點持有者將1923年5月作為“建黨初期”的下限;胡繩1991年主編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持與此相同的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共三大應歸屬于“建黨初期”的歷史范疇。胡華于1979年主編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上冊)》中就將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劃分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對于此類觀點，在倪興祥分別于2004年和2006年編著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辭典》以及方立江和陳答才的研究中也可窺見一斑。雖然這兩種觀點在時間節點方面稍有差異，但這兩類學者的共同之處在于認為“大革命時期”是對“建黨初期”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歷史階段，是兩個具有鮮明特征的歷史時期。正如王曉嵐研究員在其著作中提及“在建黨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中共黨報發行的主渠道是書店和學校的號房”［4］，由此可見，王曉嵐研究員也認為“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是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觀點之二:以中共四大的召開為時間節點。中共一大的召開，通過了黨的綱領;中共二大的召開，進一步區分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中共三大的召開，確立了黨的統一戰線策略。但是卻有學者提出中共三大的召開并沒有完成建立一個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完結工作，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不應該以中共三大的召開作為終結?；诖?，齊衛平和張玉菡最新提出將中共四大的召開時間，即1925年1月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節點。他們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共四大提出將中國共產黨確定為“‘群眾性政黨’的建設目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方式新思路，為迎接嶄新的國民革命做好了準備。到這時，才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真正完成了建黨的任務”［5］。這是學術界對建黨初期時間節點的新提法。觀點之三:以大革命的失敗為時間節點。1924年－1927年期間爆發的大革命運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在大革命運動中向廣大群眾彰顯了自身的組織優勢和提高了其政治威望，為黨逐漸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诖?，將1927年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節點在學術界也獲得了較多學者的認可。劉景和劉吉發明確定義“建黨初期(即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到1927年大革命結束)”［6］，而葛傳根在《建黨初期的宣傳工作與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得失》一文中就探討了1921年－1927年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實踐工作，可見二者對“建黨初期”的歷史劃分是一致的。將大革命的失敗，即1927年7月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節點的還有徐信華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楊榮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早期思想政治工作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等。

(三)筆者對“建黨初期”的時間界定

學者在探討“建黨初期”或“中國共產黨早期”相關問題時更傾向于將時間設定在1921年－1927年。筆者結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一邏輯主線，將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起止時間定為1919年5月的爆發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召開。的爆發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準備。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因此在建黨之前必須要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基和廣泛的群眾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在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僅僅局限于為數不多的先進知識分子群體，而爆發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受眾范圍由極少數知識分子擴大到了工農群眾。也曾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說起可能更好”［7］，這就為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提供了時期的劃分依據。因此，將1919年5月作為“建黨初期”的時間起點具有一定的歷史依據。遵義會議的召開清算了黨內錯誤的思想路線和主張，使中國共產黨由幼年走向了成熟。由于缺乏實踐經驗和理論基礎，共產黨在成立之初曾犯過思想錯誤，使黨處于瀕臨滅亡的邊緣。但是遵義會議的召開，“在極端危機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8］由此可見，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國共產黨處于幼年時期，缺乏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外關系和事務的實踐經驗，正是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不完善和不成熟的表現。而遵義會議召開之后，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成熟，并帶領中國工農紅軍取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中具有關鍵作用的“延安時期”。據此，將遵義會議的召開作為“建黨初期”的下限是合理的。

二、關于大眾話語體系的研究

在中國知網以“大眾話語體系”為主題進行精確搜索，僅找到11篇文章。對“大眾話語體系”進行系統研究始于郭劍敏(2001年)，其后的學者更多的是探討大眾話語體系的建構途徑。

(一)關于大眾話語體系的內涵研究

郭劍敏于2001年的《新寫實小說的平民意識》一文中，將“大眾話語體系下的平民意識表達”作為新寫實小說平民意識的表現之一。郭劍敏在界定其文章所指的“大眾”和“話語體系”含義的基礎上指出“世俗化的小說語言、平視型的敘述視角和生活流式的敘事結構”構成了新寫實小說大眾話語體系的三個方面。這在一定意義上將“大眾話語體系”等同于“敘事風格”，將“大眾話語體系”的主要內容定位于語言、結構和視角三個方面。而姜喜詠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大眾話語體系”是要“實現理論體系、教材體系、教學體系的更緊密銜接、融合與統一”，這是大眾話語體系區別于理論體系的關鍵所在。

(二)關于構建大眾話語體系的意義和路徑研究

何珍將“建構大眾話語體系:提高馬克思主義對大眾的親和力”作為工農兵學哲學運動對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歷史經驗，強調我們應該通過“重新梳理傳統馬克思主義話語，剔除不適合時展的話語表達方式”、“批判性繼承傳統文化話語”和“批判性提煉日常生活話語”構建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9］楊榮在分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眾話語的當代困境的基礎上，將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作為構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眾話語的有效途徑之一。而要形成多層次和立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則需要從整合資源、把握傳播規律和加強監督三個方面著手。姜喜詠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其在分析了理論體系和大眾話語體系差異性的基礎上，論證了學術性和大眾化的辯證關系，認為“大眾話語體系的建構，即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方式與風格的徹底中國化，逐漸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學術話語體系，運用多種文化藝術和媒介形式，創造豐富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大眾文化形式”。［10］通過對以上學者相關研究的分析，不難看出“堅持與時俱進”和“立足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國學者構建大眾話語體系的主要途徑和原則。

三、關于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研究

我國系統地研究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學者主要有楊榮、徐信華、李軍林、陳桂香和李萍等。在中國知網中以“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篇名進行精確搜索共有文章3242篇，然而其中研究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相關文章卻不到100篇。根據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在建黨時期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相關研究，將其按照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客體、載體以及路徑研究進行歸納。

(一)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研究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構建者，根據學者們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可分為“實施主體”和“受眾主體”兩大類別，而針對不同學者的研究可以將之歸納為單一主體論和雙主體論。

1．單一主體論

單一主體論者堅持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施主體還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眾主體都是一元化的。實施主體主要是指中國共產黨早期知識分子，而受眾主體主要是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即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正如徐峻指出:“知識分子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承擔者”“前后，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的采借者、傳播活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傳播內容的主要發出者。”［11］其在著作中更是進一步指明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主要包括時期的左翼骨干，如、蔡和森等人;原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此外，有學者認為廣大人民群眾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眾主體。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眾主體是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象。李萍指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受眾主體由‘精英’延伸至‘普通民眾’”［12］。李軍林根據實施主體的政治立場和傳播意圖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眾主體進行了不同的區分。

2．雙主體論

雙主體論者堅持中國共產黨早期先進知識分子既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施主體也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眾主體。因為早期先進知識分子要向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前，自己首先必須要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因此早期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知識的過程中是受眾主體，但是在向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是實施主體。例如肖華平認為“20世紀初極少數先進知識分子，他們既是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也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受體”［13］。

(二)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客體研究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客體是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概念。學者們關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客體研究，實際上就是要解決“把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實現大眾化”和“用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來化大眾”的問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前提和條件。我國學者認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內容上有不同的側重點。陳桂香認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比較全面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和主要內容，但他們比較重視的無疑是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14］徐峻則認為在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學習的主要內容。王良青和王同起也持相同觀點，他們通過對早期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宣傳，回答了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化什么”的問題。而李軍林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論述，他認為:在從十月革命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這一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理論，二是關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向共產主義發展的原理”;而在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后，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則注重于宣傳理論知識和成功的實踐經驗。

(三)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載體研究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載體是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構建媒介，我國學者對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載體研究主要集中于報紙期刊、馬克思主義社團和補習社等方面。

1．報紙期刊是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要載體

關于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載體研究，學者們的意見較為統一，他們都認為報紙雜志是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媒介。正如丁守和、殷敘彝和張伯昭指出:“僅后的半年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報刊達兩百多種，分布地遍布全國各主要省會城市?！保?5］徐信華在其著作《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就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報刊作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傳播媒介進行系統研究，并詳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部分早期經典報刊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的歷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徐峻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語境與現實價值》中也進行了相關闡述，李軍林在探討《共產黨》《勞動界》《勞動音》《勞動者》《先驅》等報刊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傳播的作用過程中明確表明“報刊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唯一大眾媒介”，［16］孫衛芳也對《勞動周刊》《工人周刊》《山東勞動周刊》等報刊在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奠定了早期報刊的載體地位。

2．馬克思主義社團是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載體之一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各種宣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和學會不斷出現并逐漸興起，徐峻在其著作中列舉了1920年3月由在北京大學指導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及新民學會、互助社和覺悟社等社團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作用，以此論證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方式。徐素華在其著作《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史》一書中就系統闡述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創建和發展歷史，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將“研究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普及與一般”作為其第二大任務。［17］除此之外，侯靜在其文章中指出:“左聯先后于1930年、1931-1932年、1934年展開了三次大規模的討論，涉及到了大眾化的語言、形式、體裁、內容、技術等較深層次的問題，對文藝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保?8］除了專業性較強的馬克思主義社團和學社之外，“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以及“政治夜?！钡妊a習組織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研究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現路徑是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具體體現，我國學者對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研究集中于時期、井岡山時期和中共蘇區時期。

1．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路徑研究

既是建黨初期的時間上限，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行廣泛傳播的歷史標志。因此，學者們關于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時期。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時期在時間上有所重疊，在此將二者進行歸納和總結。蘇銳和王海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基礎、載體和主陣地三個方面著手，指出要“實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翻譯理論著作與多種傳播方式相結合”和“建立學生社團與創建學習機構相結合”。孫謙則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通過建設宣傳保障機制、培養宣傳隊伍和豐富宣傳形式的途徑使民眾能夠“聽得到”馬克思主義;通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注重宣傳教育方法的途徑使民眾能夠“聽得懂”馬克思主義。簡而言之，學者們對期間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創辦通俗刊物、組織學習社團等方面進行探索。

2．井岡山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路徑研究

我國部分學者將井岡山時期視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邏輯起點，因此也有不少學者對井岡山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路徑進行研究。馬福運在探討井岡山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現路徑中提出，應通過組建黨組織、開展斗爭、進行實踐和加大宣傳四個方面著手推進。劉家桂在論證井岡山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邏輯起點的基礎上，指出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一樣的方式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歷史進程，如針對干部，通過“開辦紅軍教導隊、干部訓練班及創辦黨內刊物等”途徑;針對紅軍隊伍，通過“啟發式教育、舉辦政治訓練等”方式;針對廣大群眾，通過“開辦學校和采用標語、宣傳畫等形式”。簡而言之，井岡山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路徑研究主要體現了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和原則。

3．中共蘇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路徑研究

中共蘇區主要是指20世紀30年代的贛南和閩西地區。譚獻民和黃建國認為在中共蘇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內容主要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綱領，并在研究中共蘇區民眾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明確文化宣傳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在中共蘇區的主要特征和重要途徑。胡盛華也持相同觀點，將教育作為中共蘇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要途徑。陳始發則進一步明確了在中共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出版理論書籍和成立學習組織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梁小軍則從深入調查、滿足需要、加大宣傳和尊重群眾四個方面總結了中共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途徑。簡而言之，在中共蘇區，中國共產黨是通過理論教育的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

四、研究述評

(一)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我國學術界對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然而卻對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形式———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缺乏系統研究。一是對建黨初期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內涵、路徑、意義和歷史經驗等研究較多，卻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話語風格的系統研究。在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主體的話語風格研究方面，學者們主要集中對的大眾話語風格進行了具體分析和研究，其他關鍵歷史人物的大眾話語風格研究較少;此外，在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載體的話語風格研究方面，學者們更多的是將傳播載體作為豐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途徑進行籠統地研究和論述。如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作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載體，學者在對相關報刊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更多的是研究報刊對馬克思主義具體內容的宣傳或者是將其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途徑進行論述，而較少將報刊在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的語言特色、風格形式等進行分析和總結，這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反映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風格的特點和當代借鑒意義。二是對時期和建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研究較多，卻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語境的比較研究。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具有相應的歷史語境，而不同的話語語境，會制約著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概念和風格的形成。在建黨初期、延安時期、建國初期以及改革開放時期等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的具體任務和歷史使命都不盡相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會隨著具體實際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形成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因此，在研究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中，要將話語語境作為重要因素加以考慮。

(二)深化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研究的途徑

1．加強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風格的比較研究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求群眾能夠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而建黨初期的“群眾”包括早期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等堅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有群體。由于不同的社會群體其知識結構、文化水平以及社會要求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就要求針對不同的群體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如中國共產黨早期中央報刊、青年學生報刊以及工農報刊等正是針對不同社會群體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歷史進程的不同載體，理應加強關于建黨初期不同載體和媒介在對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風格的比較研究。除此之外，也應加強不同歷史時期的大眾話語風格的特征研究，對此加以比較分析，彰顯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與時俱進的品質。

2．加強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語境的比較研究

“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9］，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取決于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程度。然而，中國的具體實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也在不斷前進。這就需要我們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中，要注意結合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將馬克思主義大眾話語語境與當時的具體實際相聯系。如將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和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建國初期等不同的歷史階段的差異性進行對比分析，探索在不同歷史時期黨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容和途徑的相關規律，以促進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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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曉華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