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結構與盈余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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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設

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董事會對盈余管理的制衡因董事會結構不同而有所差別。楊錦地等（2009）認為規模大的董事會在盈余管理上相對于小規模董事會具有一定優勢，規模大的董事會更能夠防范盈余管理。但是根據組織行為學的觀點，董事會規模過大會帶來董事會成員之間溝通和協調的困難，決策效率下降。而張利等（2011）認為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之間呈“U”型關系。LiptonandLorsch(1992)認為，雖然董事會監督能力隨董事會規模增大而提高，但是由此帶來的協調與組織過程效率損失將超過數量增加帶來的收益。Klein(2002)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和操縱性的應計存在負相關關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1:董事會的規模與盈余管理呈正相關。股票流通性的增強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劉立國、杜瑩（2003）認為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低，公司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可能性越高。梁杰等（2004）發現流通股比例與財務報告舞弊顯著負相關，增加流通股的比例有利于抑制會計舞弊。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2: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程度相對更小。

目前現有研究大多認為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會降低董事會治理效率，此外，證監會也建議將總經理與董事長的兩職分離作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一項重要措施。楊錦地等（2008）認為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由此本文提出:H3: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管理層持股會使得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加深，一旦公司治理結構難以保證會計盈余信息能夠真實的反映公司業績，管理層便會通過盈余管理來追求最大利益（張兆國等，2009）。此外，Yeoetal(2002)、Bedardetal(2004)也認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4:管理者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董事會召開會議是董事會加強對公司治理的一種途徑，一般來說，董事會召開的會議越多，董事會對公司事務的磋商也越頻繁，這也有助于加強公司治理。Vafeas(1999年)認為公司業績隨著會隨著董事會議次數的提高而增加，這主要是由于會議越頻繁董事會越有時間磋商公司治理等問題，進而會降低盈余質量。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來源本文選取了2008到2011年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刪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并且對部分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進行了剔除。最終得到的樣本共計7549個，所有樣本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研究采用SAS統計軟件。

（二）盈余管理計量本文采用了修正的JONES(Dechowetal.，1995)，分年度分行業對同期數據進行回歸，模型計量盈余管理具體模型如下。

（三）檢驗模型與變量定義為驗證公司治理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我們建立以下模型。考慮到盈余管理受公司績效、財務杠桿的影響，本文控制了總資產凈利率roa、資產負債率lev。

三、回歸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本文對相關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對相關系數進行了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結果表明流通股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絕對值水平在1%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相關。

（二）多元回歸結果分析采用檢驗模型4，本文對公司治理結構與盈余管理的關系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此外，高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關；最后董事會進行的會議越多，盈余管理程度相對更低；模型（4）中各個解釋變量與DA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相關，多元回歸結果支持了本文假設。模型中調整的R2為0.2292，表明其對應變量DA絕對值的解釋能力較強。

四、結論

本文研究了公司治理結構對盈余管理之間的影響，分別考察了上市公司董事會規模、流通股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董事會會議次數以及高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離、董事會進行的會議越多，盈余管理水平相對更低；董事會規模、高管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關。

作者：章麗珠唐盈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