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不平衡理論藝術領域細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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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政治批判學＞導言》中曾說:“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如史詩來說，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么，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于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就被解釋明白了。”

一、理論探討的歷程與問題的考量缺失

從周來祥先生與李基凱、梁一儒就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的不平衡關系是普遍性規律還是特殊現象［1］開始，國內對于藝術生產的“不平衡”理論研究論著汗牛充棟、成果眾多。從張懷瑾的矛盾發展觀看“不平衡”為“矛盾”［2］到“不相適應”，再到何國瑞回到馬克思著作原典，條分縷析出不同藝術形式、不同時期的國與國、同時期的國與國、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四種情況的“不成比例”［3］，再到周忠厚從唯物辯證法深化闡釋兩種生產不平衡與平衡辯證關系［4］，以上引自馬克思《＜政治批判學＞導言》的原著文本被眾多批評學者“肢解”品評多次。通俗地對于“不平衡”理論的介紹，不外乎兩種情況:一如資本主義生產往往“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恩格斯語)，物質生產的高度發展非但沒有促進藝術的繁榮，反而阻滯和妨礙了藝術的發展或造成藝術的墮落和畸變;二是經濟落后、物質生產發展水平低下的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內卻由于各種復雜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如20世紀舊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大旗、19世界末德國“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恩格斯語)。對于其產生的原因則多集中于“物質生產同藝術生產的關系不是直接的，中間需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文藝反映經濟基礎，卻并不直接反映生產力”［5］，或者是“經濟基礎是文藝發展的決定因素，決不是唯一的因素，文藝發展的直接因素是上層建筑的各因素，特別是階級斗爭的因素，階級斗爭是文藝發展的直接動力”［3］。從以上這些分析可知，長久以來，不論是關于“不平衡”含義的解讀還是原因的解釋，多圍繞于整個藝術本身與社會物質發展領域之間，但是回看原著，其實馬克思在探討“不平衡”問題之時，時時刻刻在提醒著“藝術本身的領域”、“藝術生產的內部”研究，而我們在探討之時，往往有所忽略。直到本世紀初，李益蓀等曾從藝術作為社會生產形式和部類這一新的視點入手，從藝術生產主體分析藝術生產與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關系［6］，楊名中、俞兆平等從藝術生產主體出發也對不平衡理論有一定的闡釋［7］，研究呈現出多視角、批評標準多元化的趨勢，藝術生產之于物質生產的獨立性、主體性得到認識。與此同時，陸貴山、周忠厚等學者對于“不平衡”理論的原因分析也開始注重文藝自身特性、歷史繼承性在該命題上的影響。“文藝自身的傳統、態勢和趨向，也會在相對獨立的意義上對文藝自身的發展起到特殊的作用。”［8］但是，本文認為，在眾多關于藝術本身領域內的探究中，缺乏關于藝術發展規律中“螺旋式上升”情況的分析、藝術作品生成中閱讀者的反饋影響以及藝術生產內部精神要素與物質要素相互作用的考量。隨著物質生產的不斷發展，藝術生產呈現出與以往歷史上藝術活動不一樣的面貌，更有必要來關注當下特殊時代對于藝術本身領域在“不平衡”命題上的思考。

二、“不平衡”理論在藝術自身領域的細化

(一)藝術發展規律中形式意義的“螺旋式上升”的分析在時間軸不斷運行的時候，由于生產力水平發展的有限度，藝術門類的構成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有所增加，而且藝術門類的形成與人的審美能力、生理構成有特定的相關性，視覺藝術、聽覺藝術、觸覺藝術、嗅覺藝術等范疇是天然固定的，不可能有所謂的如“第六感應”等方面的能力在審美上生發效果，進而形成一種人類生理要求不可能的藝術門類。因此，無論藝術的娛樂過程在初級的表現如何紛繁復雜，物質生產領域有多么“進步”的成就，但傳達到人身心需求時的信號種類與范疇是極其有限的，在漫漫長河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形式上的重復，比如遠古時候的紙質閱讀與E時代的電子閱讀本質上在直接對于人體環節的審美是一致的。這也就是筆者所講的藝術發展的“螺旋式”。而之所以說藝術發展規律的上升性即有多種表現方式。比如說于形式方面的同時可視性的審美要求，上世紀70年代的黑白電視與90年代的彩色電視是完全不同的藝術享受體驗，而于內容、思想方面則類似于“舊瓶裝新酒”，西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可以說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絕好例證。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螺旋式上升”是圓圈運動(形式的重復)與上升運動(形式的局部要素進階或者內涵、感染力的提升)的集合，而這并非是同時存在于一個含義中，也就是說，往往會出現僅僅有形式上的“圓圈運動”，而沒有任何思想內涵、審美感染力上的提升，甚至于倒退。馬克思在談到“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之后，緊接著提出了一個經典式的論斷:“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9］進步，通常意義是指后者要比前者好，在我們的客觀語用中生發出了有“適合時展和人民利益的需求”的意思。雖然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具有固定的規律性和相對的獨立性，但是畢竟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因此藝術往往不可避免地是在總體趨勢上被動地安排著成為一種“進步”，即與時代反戰的求同性。但是，對于“后者好于前者”的定義則針對是“圓圈運動”與“上升”的合成問題。可以講，我們必須承認在藝術發展領域規律中藝術形式的回歸，或者說是一種藝術向上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終歸會出現“褶皺”部分，這是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不平衡規律的絕好證明與歷史必然。而這個“褶皺”部分并非異常的行為，它的出現才是正常的平衡狀態。“我們的文學家未必比莎士比亞高明，我們音樂恐怕也并不在貝多芬、莫扎特的水平之上。我們的繪畫在很多方面還要向達?芬奇學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肯定，藝術有了進步。社會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對舊有歷史階段的徹底否定，而藝術的進步則不同，它在現象上是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藝術，在本質上則是對人類以往全部優秀文化成果的繼承和發揚。”［10］“褶皺”的存在本身是無可辯駁的，但是囿于往往特殊時代的文論有著“莫談國事”的隱憂而往往避之不談或者霧里看花，往往于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不平衡”理論中忽略其考慮，特此補充。

(二)藝術作品生成中閱讀者的反饋影響這一點其實是在從藝術生產主體出發對不平衡理論有一定的闡釋的啟發下，結合接受美學的理論，從而產生的想法。在接受美學中可以推斷，文本并不等于作品，閱讀者、接受者對于藝術產品的本身也具有生成作用，因而接受者、閱讀者內在的物質與精神要素的不平衡對整個藝術生產具有一定的影響。馬克思在導言經常被引用的部分:“困難不在于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這句話的解釋放在此處不再僅僅是關于真善美藝術魅力的歷史永恒性，還在于這些接受者在欣賞希臘藝術和史詩時候出現了物質上的享受、精神上的愉悅需求與所能給予的“落差”。實際上，馬克思當時提及的希臘欣賞同我們當下具有的希臘欣賞是不同的，接受者隨著時代的變換已經附帶于原作者對于作品的個性特征、信仰、悟性及表達能力等多方面的影響之上，帶來更多的體驗和感動，也引發更多的思考，之后改變藝術作品本身。

(三)現代環境下藝術生產內部精神要素與物質要素的相互作用當代文藝產生發展的特點在于異質性、商品化、易變形等元素。異質性意味著追求差異的增加，極端的表現而成為古典和諧的背離物，越走越遠，與此同時于同一時空下文藝門類與作品中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當然不可排除標準的異質性)，而商品化則是當下藝術生產領域的一把“殺豬刀”。藝術“同時也是一種制造業。書籍不止是有意義的結構，也是出版商為了利潤銷售市場的商品。戲劇不止是文學腳本的集成:它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商業，雇傭一些人(作家、導演、演員、舞臺設計人員)產生為觀眾消費的、能賺錢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個人思想的結構的調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傭的工人，去生產能賣錢的商品”［11］。技術的發展導致藝術原創性的降低自不必說，對于藝術功能性的削弱和格調的降低則是“不平衡”理論的又一宗罪狀。藝術曾經是一個在日常生活審美級別里的奢侈品，現在其光暈在世俗化和資本的物質領域攻擊下褪去，宗教儀式功能淡化，日常娛樂功能增強。馬克思所說:“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出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導言》)。前后兩個“藝術生產”的含義不同，就在于藝術生產的商品化。當然，馬克思的預見性并非能到如今，所謂當時的“商品化”與當下的“商品化”含義已經不太相同。這種當下更令人痛心的“商品化”、物質化，其實就是一種從藝術演變規律上形式的轉化而導致的“反藝術”的生成，即是藝術內部精神要素與物質要素相互作用，導致在文藝產生發展中形成的悖論。

三、從不平衡性與“褶皺”論看傳統文化回鍋與當代青春文學批評

有學者認為，在當代文學中嚴重存在著事業商業化、精神痞子化的危機，它體現了時下金錢至上的商業化對人文精神的踐踏和摧殘，暴露了當代人文精神的危機，從而使人們更多地肯定和懷念傳統自然人文精神，并渴望重建藝術的文化價值［12］。而亦有人高呼十八種傳統藝術門類都結合著各自的地域、朝代、民族等不同特色，從發生、發展、演進到變革中傳承著，現代藝術形式出現民族本土化趨勢和自然主義傾向，體現在對本土和自然的回歸，更深層次的去探尋情感的歸宿，追求生活的根源本質［13］。這都不可避免地體現了當代文藝產生發展異質性、商品化的特征，而這種彼此矛盾的藝術評價則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性。在藝術自身領域方面，最具代表的就屬于當下傳統文化的種種回鍋風潮，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述、傳統國學熱的興起、流行樂壇中國風等社會現象。這種文藝形式的回歸是到底是“螺旋式上升”的絕妙體現，還是圓圈運動甚至是一種文藝上的倒退，則是當下關于這些風潮爭論的實質。文學藝術作為擁有與其“對應的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考察。時代在變，“非遺”生產所對應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也在變，精神生產總是“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14］。由此而看，讓歷史永遠停滯在某個時點上來完整地保護傳統文化是唯一的方法但是不可實現的方法。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顯然是“變”，甚至幾千年來文化一直在變、在發展。正視這種變，并積極倡導這種變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歷史任務。

對于當代青春文學批評，從藝術本身領域角度中的“不平衡性”理論闡發可以看出，我們應該對于其有著更多的寬容與忍讓，要放其以自身成長的過程。因為當下80后的青春文學的評價或許同上世紀20年代的人們看五四一代的“精神產品”，有著文學形式內部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更替、接受者本身的藝術加工、時代的激情。歷史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而歷史又往往是具有輪回的。因為多一份寬容，不僅僅是從情感上的寬容，更是一種學理上的認知，一種理性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