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農村基礎教育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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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同時也是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勞動力是生產過程能夠順利進行最關鍵的要素，而勞動力的素質有取決于其所受基礎教育的質量。農村的基礎教育發展的推動力目前主要依賴區縣級政府教育經費的增長。由此可見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在動態之下相互共生的。當前在我國農業人口仍占主體，農村基礎教育質量的高低決定了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不是擁有充足的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和是不是掌握了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而農村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又為基礎教育的改善提供了經費來源，可以說基礎教育發展與否、水平的高低都受制于政府財政教育劃撥經費的規模。如果農村的社會經濟水平過度超越于農村基礎教育的水平，在后期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就可能會出現高素質勞動力資源不足以及使用的科學技術水平落伍的狀況;如果農村基礎教育水平過度超越于農村的社會經濟水平，就有可能會出現高素質勞動力過剩和科學技術資源浪費的情況，這種情況持續存在就僅以不會妨礙到就業以及社會穩定。本文以西安市縣域農村作為研究區域，運用協調發展度模型對西安市1999－2013年縣域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發展關系程度進行判定，希望能夠對西安市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參考相關建議。

1研究區選擇與概況

西安市當前的行政區域面積為1．0108×109km2，行政轄區包括9區4縣。2013年，常住人口為865．29萬人，人口密度為856人•km－1，農村人口所占比重為50．15%，總產值為4．366×1012元，人均GDP為51048元•人－1，產業構成(即一、二、三產業所占比例)為4．4∶42．1∶53．5，人均預算內財政收入為每人4751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每人21219元。西安市教育支出為11．2×109元，人均預算內教育支出為每人1364元。當前我國實行的是以區(縣)為主的教育管理和財政經費劃撥體制，西安市目前行政轄區中碑林區、新城區、蓮湖區、雁塔區、灞橋區、未央區只有個別基礎教育學校城鄉類型屬于鄉村;而其余的閻良區、長安區、臨潼區、藍田縣、戶縣、周至縣、高陵縣中基礎教育學校中絕大多數學校的城鄉類型都屬于鄉村。因此，考慮到區域的完整性，本文最終選取閻良區、長安區、臨潼區、藍田縣、戶縣、周至縣、高陵縣這7縣(區)為研究具體區域。

2研究方法

2．1模型描述

2．1．1構建指標體系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對社會經濟系統的水平與農村基礎教育系統的水平判定，由此，根據選取指標是否具備一定的科學性、指標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指標是不是可以獲取性、指標之間可否比較性等原則來形成評價指標體系［1］，進而使用計算平均方差的方法［2］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2．1．1協調發展模型利用加權指數和模型來計算兩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式中，J代表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水平值，S代表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值。C是協調度，取值范圍是［0－1］［6］，其值越大，說明農村基礎教育和設計經濟的協調程度越高。一般的，協調度模型計算的協調程度不能定兩者是在較高發展水平時達到協調，還是在較低發展水平時達到協調。因此，在此基礎上應用協調發展度模型來進行進一步的探究［7］。協調發展度模型能夠更為明確的判斷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是在何種水平下的協調。式中，D為基礎教育－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度，取值范圍在0－1間;T是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的綜合評價指數;λ、μ是待定系數，且λ+μ=1。在本文研究中認為農村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同重要，所以取λ=μ=0．5。參照現有研究成果，把農村基礎教育－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度劃分為如下類型(表2)。

2．2數據來源研究區的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數據均來源于《西安市統計年鑒》(2000－2014年)，復合指標均通過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各個指標原始數據的量綱、數量級都不相同和一致，同時各個指標在復合系統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是正向作用、有的是負向作用，且作用的過程也非常復雜，基于此本文運用模糊隸屬度函數法來標準化處理原始數據。

3實證分析

3．1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評析總體來看，西安市農村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協調發展的年份居多，不協調的年份占少數。在由7個縣域研究單元和7個時間點所組成的49個研究樣本里，其中7個屬于C類為失調衰退關系占14．3%;11個屬于B類為過渡發展關系占22．4%;31個屬于A類為協調發展關系占63．3%，大多為6級初級協調和7級中級協調。所有樣本中有16為是社會經濟滯后占32．7%，33個為基礎教育滯后占67．3%。在7個時間節點中，不協調的樣本主要出現于1999年和2004年兩個年份，也就是說西安市農村區縣的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近15a來一直趨于協調。但協調等級并不高，只有個別區縣個別年份達到良好等級，同時農村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并不完全同步。

3．2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時序變化分析西安市7個農村區縣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之間的協調程度自1999－2013年中基本呈逐漸提高趨勢，如圖3和表3所示。1999年，7個農村區縣的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大多是失調衰退關系和過渡發展關系，只有長安和戶縣達到了協調發展關系，其中長安是初級協調發展類社會經濟滯后型、戶縣是初級協調發展類基礎教育滯后型。臨潼、閻良均為過渡發展類基礎教育滯后型。高陵、藍田、周至均為輕度失調衰退類基礎教育損益型。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是當時6個農村區縣的社會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對基礎教育投入的經費有限，所以基礎教育產生滯后和損益現象。2004年，7個農村區縣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的協調發展程度大多呈現起伏狀況。長安繼續保持其協調發展狀況，高陵提高較快，都為初級協調發展類型。其中長安為初級協調發展類基礎教育滯后型，高陵為社會經濟滯后型。藍田和周至的協調發展水平都有所提高均，戶縣有所下降，這3縣均為過渡發展基礎教育滯后型。臨潼和閻良的協調發展水平都有所下降，為輕度失調衰退類，其中臨潼為基礎教育損益型，閻良為社會經濟損益型。各區縣在這5年中社會經濟水平有所提高，都在探索發展經濟的途徑，但還處于初步階段，因此對基礎教育的影響呈現起伏。2009年，7個農村區縣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的協調程度仍起伏不定，且主導影響因素也不盡相同。長安的協調發展水平一直都相對較好，為中級協調發展類社會經濟滯后型。臨潼、閻良的協調發展程度有較大提高，和戶縣、高陵都達到了初級協調，其中臨潼社會經濟發展較快為基礎教育滯后型，其他三縣都是社會經濟滯后型。藍田、周至協調發展水平有所下降，均為輕度失調衰退類基礎教育損益型。這5a間7個區縣的社會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因為各自發展的速率并不盡相同，因此對基礎教育的影響和支持程度也出現差異，導致出現協調發展水平的差異變動。2014年，7個農村區縣的協調發展水平都達到了協調發展的等級。其中長安為良好協調發展教育滯后型。臨潼、閻良、戶縣、高陵為中級協調發展類教育滯后型。藍田、周至協調發展水平相對最低，只達到了初級協調，也都是基礎教育滯后。由此可見，這5a間，農村各區縣經濟發展迅速，對基礎教育投入增加，因此協調發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但還是不能滿足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下基礎教育的更大需求，協調類型都為教育滯后型，如果這種狀況一直得不到改善，會影響到基礎教育的水平，進而也會對社會經濟不利。

4結論

本文以縣域為研究單元，以農村社會經濟與基礎教育相互作用的關系為切入點，對西安市7個農村區縣1999－2003年來社會經濟與基礎教育之間的協調發展程度、類型、隨時序的發展態勢進行了判定與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結論:(1)西安市農村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協調發展的樣本年份居多，不協調的樣本年份較少。(2)西安市農村社會經濟和基礎教育發展不協調的樣本大多數都出現在研究期初，至研究期末都達到協調發展，研究期中各區縣的協調等級雖有起伏，但總體是趨于協調的，但協調等程度還較低，協調發展水平還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來提高。(3)要根據不同地域的制約因素來在制定縣域協調發展的對策:長安區協調發展水平一直較好，在今后的發展中要把重心放在提高基礎教育質量，以期達到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的同步發展;臨潼、閻良、戶縣、高陵一方面要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要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入，是其協調發展水平在提高的同時達到基礎教育和社會經濟的同步;藍田和周至發展的重點主要是要提高基礎教育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程度，加快兩系統的發展水平。

作者：李苒 單位： 西安文理學院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