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無邦交時期的文化交流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日無邦交時期的文化交流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社科縱橫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

1956年9月，“日本電影周”在中國十大城市隆重舉行。《箱根風云錄》、《沒有太陽的街》、《這里有泉水》、《最后的女人》、《24只眼睛》、《正是為了愛》等影片，深受中國觀眾喜愛，并對其藝術性和思想性給予了很高評價。著名演員乙羽信子特在此期間率電影代表團來華訪問。同年秋天，日本文化人代表團訪問了中國，成員中有民族音樂家壇一雄、田邊上雄，作家草野心平，畫家那須良輔等文化界名流。與此同時，北京舉辦了“雪舟畫展”，雪舟等楊是日本室町幕府時期的著名畫僧，曾在明朝時期來中國學習山水畫，歸國后成為集日中山水畫優點于一體的大師。1957年日本著名話劇導演宇野重吉率領的日本話劇團來訪。中國的話劇最初由日本傳來。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曾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學習日本新劇（即話劇），回國后將日本新劇引進中國。從“雪舟畫展”在北京展出和歐陽先生將日本話劇帶回中國，恰好說明中日文化的相互影響，大大豐富了兩國人民的文化生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又像朦朦的春雨滋潤著兩國人民的心田。1958年6月，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在追究政府導致中斷責任的同時，并發表了敦促國民進行自發式反省的聲明。為打破中日之間緊張的空氣，1958年6月，花柳德兵衛率領47人組成的舞蹈團訪華，7月份在中國進行公演，他們與此前以豐道春海為首的書法代表團一起，在中國受到了熱烈歡迎。10月在中國舉辦的尾形光琳三百周年紀念展上，畫家中川一政等應邀參加。同年10月，在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斡旋下，呼吁“以文化人之手拓展日中關系”，匯集各方面的文化人在東京成立“日中文化關系懇談準備會”。1959年6月，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訪華與對外文化協會陽翰笙發表了“關于日中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聲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在訪華前制定了“文化交流為和平作貢獻”的九項原則，并將其帶到了北京會談上。同時，日中文化關系懇談會也以恢復日中邦交和阻止修訂安保條約為旗幟開展了有聲勢的活動。

二、20世紀60、70年代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

1960年7月，由劉寧一率領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團訪日，標志著中日民間的雙向交往重新開始，進而帶動了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文藝等領域民間交流的迅速發展。日中友好協會一方面與中國交換電影、動物、文化等方面的資料，并于1960年9月，在與中國對外文化協會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決定邀請青年、婦女、學術等代表進行互訪。1961年7月，日中友好協會與中國對外文化協會之間交換了推進豐富多彩文化交流計劃的議定書。10月，兩協會在訪華時，分別與中國對外文化協會發表了“與和平的敵人作斗爭、進一步加深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共同聲明。1961年11月，以中國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為團長，匯集學術、電影、舞蹈、音樂、美術等方面代表的中國文化友好代表團受日中友好協會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初次訪日。楚圖南等一行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訪問了日本各地。1961年12月，日本首席代表岡崎勝男在聯合國大會上對日中之間深遠的文化淵源發表演說指出，“兩國關系擁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公元552年時中國文明以最明顯的方式進入日本，其后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開花發揮了重要作用。兩國的交流一直持續，因文物交流之故，兩國國民之間存有深厚的親近感”。

但問題是，戰后日本政府在促進這種動向方面基本上是無所作為。中日間的交流絕不僅受日本政府的單方面限制，事實上其推動力恰恰來源于民間底層，通過中日兩國人民的不懈努力，將橫亙于交流之間的障礙物一一清除，交流的規模日漸壯大，為推動兩國關系向良性方向發展作出了貢獻。1958年日本著名人士西園寺公一開始舉家常駐北京，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協會的成立，為中日民間交往增加了固定的聯絡窗口和新的溝通渠道。1961年6月10日，在中南海西花廳舉行午餐會，宴請嵯峨浩、嵯峨尚子、宮下明治等日本友人及載濤、溥儀弟妹等。同時還宴請了著名作家老舍和著名畫家胡挈青、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的遺孀果素英等滿族文化界名人。要求中日雙方人士“應該往前看，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恢復邦交，發展經濟文化交流。”“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發展前途，關鍵就是要和平共處”。

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中日兩國文化人士的努力，中日文化交流開始回升。隨著文化交流的活躍，兩國政府利用民間加緊接觸，尤其是1971年中國參加東京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至1972年9月，兩國文化、經濟各類代表團相互往來不斷，為最終實現田中訪華和恢復中日邦交談判創造了條件、鋪平了道路。中日民間友好交往活動就是在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等友好人士的積極推動下而開展起來的，這些友好人士對中日民間外交活動的開展，起了重要的開拓作用。通過這種初期接觸和交往，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解決了當時兩國間迫切需要解決而官方又無法解決的問題，為迎接中日交往新時期的到來起到了開路先鋒作用。自此以后，更多的日本各界人士投入到中日民間交往的洪流中去，為中日經貿關系和文化交流的發展及中日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為打破冷戰體制對中日關系的束縛和制約，積極倡導“人民外交”，通過發展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方式，促進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和政治關系的改善，為兩國民間友好往來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寬松的環境和可靠的保障。通過中國政府推行的“人民外交”，為發展兩國的友好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正如松村謙三先生所言：“我們所發展的貿易，目的是為日中邦交的正常化開辟道路。讓我們不斷擴大這條貿易渠道，使之通向日中正常化。”

中日民間的貿易往來，推動了中日民間交往的擴大，成為中日恢復邦交的紐帶，中日交往的領域越來越廣，并涌現了一批熱心致力于重建中日友好事業的活動家。廖承志、孫平化、松村謙三、高碕達之助和大平正芳等，就是這些有識之士的杰出代表。其中松村謙三先生是中日備忘錄貿易的奠基人，自1959年到1970年先后5次訪華，為發展中日貿易、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積極貢獻。“人民外交”的實施促進了中日兩國之間科技、文化和藝術以及其他社團的民間交流和人員互訪，加深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為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作者：田慶立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