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中證據的運用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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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依法治國引領下，我國法治建設越發健全，奠定了扎實的社會主義發展基礎。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證據作為反映客觀事實的基本材料，其合理、合法運用為刑事審判提供了依據，該項工作的科學性、合理性與否直接關系到庭審結果。文章通過對刑事證據進行解析，就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開展討論，并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從而為證據的規范使用提供參考。

[關鍵詞]刑事訴訟；證據運用；規則

刑罰作為我國最嚴厲的違法犯罪懲治手段，有效維護了社會公平正義，因此對其的裁量考慮至關重要。在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制下，刑事訴訟的基本依據是一系列與案件相關的證據材料，對證據材料真實性、適用性的考量，是刑事訴訟過程中的重要內容，當前，證據材料的運用在實踐過程中仍然存在些許漏洞，有關方面的課題研究備受學術界關注和熱議。

一、刑事證據概述

（一）刑事證據的基本特征證據作為記錄特定訴訟行為事實的材料，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運用十分廣泛，為形式判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只有經過查證屬實、收集或調取程序合法、與案件相關聯的證據材料才是證據，因此其構成必須符合三個基本特征，即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

（二）刑事證據的概念事實上，學術理論界對刑事證據概念的解讀呈現出多元化態勢，分別從事實說、原因說、結果說、方法說、法律存在說等幾個維度進行了討論。我國《刑事訴訟法》主要以“材料說”為切入點，并規定“可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同時在第50條第2款對其構成類型進行了規定，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筆錄、視聽資料，等等。正是基于法律的規定才有效地維護了我國刑事訴訟法則體系的客觀性、公正性、權威性以及全面性，奠定了現代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學者陳樸生指出：“何種材料可為證據，如何收集及利用，此與認定之事實是否真實，及適用之法律能否正確，至關重要。”同時，他還著重強調：“為使依證據認定之事實真實，適用之法律正確，不能無一定之法則，以資準繩。”對此，著名訴訟法學家樊崇義亦有所主張，認為“完善我國證據制度的方向在于，將一些經過司法實踐檢驗，在運用證據方面行之有效的帶有規律性的重要經驗，上升為證據規則，用來規范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活動。”因此，對證據在刑事訴訟中運用規則的研究，是進一步修繕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根本需求。

二、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規則

（一）取證證據是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其在刑事訴訟中有效運用的首要步驟是取證。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并未涉及舉證責任的概念，但是學術界的相關討論卻尤其強烈，觀點思維更是千差萬別。在本文的研究主張中，筆者認為除了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主體之外，自訴人同樣作為控訴方，亦需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在具體的踐行過程中，舉證責任人需要收集與案件事實相關的證據材料，并提交給法院，基于此說服法官。客觀維度上講，刑事訴訟可視為是國家主動追究犯罪行為的過程，除了部分侵犯公民個人權益的案件交由被害人自訴外，很多情況下均是由檢察機關行使追訴權。相較于國家，個人力量薄微，如若要求被告人負責無罪舉證，則違背了我國法制的民主原則，同時在特殊案件處理過程中，可能會限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其既沒有舉證的責任，也沒有收集證據的能力。因此，除了特殊法律規定之外，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但是在現實實踐中，為了支持被告方的辯護主張，應保留其對自己有利證據收集的權利，以體現法制公平原則和人本原則。在刑事訴訟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亦或被告人受制于人身自由強制措施，加之法律知識的匱乏，可通過委托或法院指定的律師主張自己收集證據的權利。對此，我國刑事訴訟法要求辯護律師經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及個人同意之后，可向其收集與本案相關的證據材料，亦可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同時還可根據案件實際需求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在上述種種規則約束下，無法充分保證辯護律師能夠收集對被控訴人有利的證據。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作出進一步的補充說明，辯護律師向證人或其他相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與本案相關的材料，因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可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然而針對證人仍舊拒絕配合的情況卻未作規范，應進一步明確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由其承擔無正當理由拒絕作證的法律后果。

（二）采證采證階段所需解決的首要問題在于，應由誰來確定證據的可采性與否。本文認為，該類問題的探究主要針對法院而言，應由控辯雙方提出動議，經由法官聽審之后再進行判別可采與否。在有的學者觀點認知中，檢察院亦需排除非法獲得的證據。檢察機關作為公訴人，其對非法證據的排除只是一種初步的證據判斷能力，并不能對案件事實做最后決定，因此證據的可采性與否應交由法院判別。在梳理了上述采證關系之后，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對證據的可采性判斷規則將會對檢察院和偵查機關產生影響，因而十分重要和必要。在依法治國戰略背景下，我國刑法體系越發健全，但是其在實踐層次上仍有些許不足，對此可適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單就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而言，可適當吸收英美關于“傳聞證據規則”的規定，以保證定案證據的真實性、客觀性以及可靠性，同時維護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權。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收集、調取的書證應當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確有困難時，才可以是副本或復制件。收集、調取的物證應當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運、不易保存或者依法應當返還被害人時，才可以拍攝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內容的照片、錄像。”某種維度上此項解釋可視為是最佳證據規則的概述，但是實踐中仍存在一定的漏洞，即并未規定不提出原件的后果在于非原件不可采納和對可以不提出原件的條件規定略顯寬泛，應作進一步詳細說明和完善。

（三）查證在充分收集辯方主張證據，并審查核準其可采性之后，如何合理、依法運用這些證據，是刑事訴訟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即所謂查證。為了維持刑法訴訟的客觀性、真實性以及權威性，辯方應當有權在庭前了解控方的全部指控證據。在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制下，檢察機關向法院移送的資料必須嚴格控制在“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等指控證據范圍內，否則，辯護律師庭前所能了解到的控方證據材料，其先悉權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侵害，同時查證體系的不足還體現在，未有規定證據開示的主體、時間、方式以及不進行開示所需承擔的法律后果。為了與審判方式改革保持一致，建議建立庭前控辯雙方的證據開示制度，并規定相關違反行為所需承擔的法律后果。針對此項問題，律師界亦是有著很高的呼聲，認為新法改革不僅沒有擴大律師的查證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而縮小了。有的學者還主張，凡是控方準備用于法庭的證據，原則上在庭前均需展示給辯方，以使之做好充分準備工作，并指出此舉是對抗制審判模式公平、有效運作的基本保障條件。對此，本文表示支持，但庭前展示需要規制在一定的條件范圍內，即辯方應在預先告知控方提請傳喚證人、鑒定人的基礎上申請查證權，并且給予控方閱覽證據文書及其他證據物的機會，除此之外還需庭前展示可能對訴訟產生較大影響的特定證據給控方，并規定時限，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雙方權益，提高刑事訴訟的真實性、可靠性。

（四）認證不同類型證據的認證可能存在差異，但是均需在法庭上控辯雙方充足的質證、發表意見后才可作為刑事訴訟審判的依據。有專家學者指出，經由法庭審理并查證屬實的證據材料才予以刑事訴訟運用，否則，即使材料真實亦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依托事實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至關重要，這也是我國法制精神的最根本要求。而關于法庭是否應當庭認證的問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亦有所規范：“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能夠當即認定的，應當當即認定；當即不能認定的，可以休庭合議后再予以認定；合議之后認為需要繼續舉證或者進行鑒定、勘驗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開庭質證之后認定。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此項規定能否同樣適用于刑事訴訟，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討論，并從不同層面角度提出了差異化意見。有學者認為，控辯式審判方式要求當庭認證。而有學者則認為，庭審由控辯雙方當庭舉證質證，各種證據材料逐一顯現出來后，合議庭能夠當庭確認的可以當庭確認，較復雜的可以休庭合議后認證。另有觀點認為，要求法庭當庭認證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庭無法進行“合議”，審判員不能個人認證。秉著對客觀事實尊重的態度，為了有效維護刑事訴訟控辯雙方的合法權利，維護刑事法律的嚴肅性，筆者更趨同于后者的觀點，即法官不可當庭個人認證，但是關于證據是否允許提出或采納等問題，可當庭決定。對于證據證明力的問題，則需要結合全案證據，在合議庭之后再行精準判別。在此過程中，需著重指出的是，該舉并不能作為法官不認真庭審的理由或客觀因素，而應當結合案卷材料認定案情。

三、結語

總而言之，證據問題是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基礎和核心，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十分重要和必要，如果不解決好證據問題，刑事訴訟就難以進行，對其有效性建設直接關系到刑事訴訟的公平、公正與權威，其作為一項系統化工程，需從取證、采證、查證以及認證等幾個方面進行綜合考量。為深入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筆者希望學術界持續關注此課題，結合實際情況，就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進行審查，針對性地提出更多有效踐行舉措，從而推動我國法治建設與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作者：秦輝 單位：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