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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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7月，恩格斯在萊比錫出版了其重要著作《反杜林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反杜林論》不僅在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上占居著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同樣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針對杜林所宣揚的形而上學的真理觀-“永恒真理”的謬論，著重論述了認識論的辯證法。恩格斯指出：人類認識運動是一個矛盾過程，即人類認識運動是一個有限與無限的矛盾運動過程。認識過程本身的這種矛盾，決定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認識成果，即真理與謬誤也是相矛盾的。真理與謬誤的矛盾是認識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同時由于這個矛盾又引申出了真理自身的矛盾，即真理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統一。真理自身的矛盾，決定了真理是發展的，同時認識過程本身的矛盾，也決定了真理是個不斷地由相對走向絕對的過程，是在同謬誤的斗爭中不斷地向前發展的。正確認識、理解和運用恩格斯所闡述的認識論的辯證法，對于完善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和刑事法學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恩格斯辨證的認識論的提出

恩格斯的辨證的認識論，是針對杜林所謂的“永恒真理”、“絕對真理”的謬論進行批判而提出的。鑒于杜林無休止地羅列終極的真理、思維的至上性、認識的絕對可靠性等詞句，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時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對杜林所熱中的“永恒真理”也同樣如此。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是囿于在細小問題上使用大字眼的話，就談不到永恒、最后的終極的這里。正是在對杜林的這一系列謬論的批判中，恩格斯闡明了辨證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二、恩格斯辨證的認識論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的辨證的認識論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認識過程本身就是矛盾的。

恩格斯針對杜林的錯誤，著重論述了人類認識過程有限與無限的矛盾運動，闡述了認識過程的矛盾運動。“一方面，要毫無遺漏地從所有的聯系中去認識世界；另一方面，無論是人們的本性或世界體系的本性來說，這個任務都是永遠不能完全解決的。”因此，認識中的矛盾，是由認識的主客體所決定的。從認識的客體-世界的本性來看，它是有限與無限的辯證統一，這是認識過程矛盾性的客觀基礎。從認識的主體-人的因素來看，人的思維、人的認識的辯證本性，就是客觀世界發展過程的辯證本性的反映。恩格斯正是科學地分析了認識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本性，從而揭示出了認識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人類的認識過程是有限與無限矛盾展開的過程。“這個矛盾不僅存在于世界和人這兩個因素的本性中，而且還是所有智力進步的主要杠桿。”

2、由于認識過程本身就是矛盾的，因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認識成果必然也是矛盾的。

認識過程中的基本矛盾是真理與謬誤的矛盾，同時由于這個矛盾又引申出了真理自身的矛盾，即真理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統一。由此可以看出，在認識過程中存在著兩對基本矛盾：真理與謬誤的矛盾，真理自身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矛盾。在這兩對矛盾的推動下，認識不斷完善，真理不斷發展，即真理不斷地由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這是真理自身的矛盾運動。真理同謬誤在認識過程中既對立又統一，它們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因此真理與謬誤的矛盾構成了認識中的基本矛盾。

3、認識運動本身有限與無限的矛盾，也決定了正確的認識也有相對與絕對之分。因此，認識過程中的另一對矛盾是真理自身的矛盾：即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矛盾，它反映著認識中的正確認識的深度和廣度，表明了真理的兩重性：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是主觀對客觀的正確反映，它的內容是客觀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并且這種正確認識是經過實踐證明了的，因而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任何真理又都是人們在特定條件下對事物的一定層次、一定范圍、一定過程的正確認識，它不是對無限發展的客觀世界的最終最完全的認識，因而它又是相對的。

4、真理的發展是一個過程。

恩格斯把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作為認識成果的一對基本矛盾，并通過思維的至上性和非至性的關系論述了真理的相對性，說明了真理的發展是一個過程的思想。

三、正確運用辨證的認識論，推動我國刑事法學理論的發展

恩格斯辨證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是我們對待和認識事物的最重要的方法論。但是，如果理解有誤，則會走向謬誤。例如，我國刑法學中的犯罪構成理論就是如此。我們目前的犯罪構成理論是一種封閉型的犯罪構成體系。筆者認為。我國形成犯罪構成結構封閉型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思想的理想化，即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過于夸大了立法者的認識能力。“犯罪構成是制約刑罰權發動和行使的基本途徑，刑法價值的體現完全依賴于犯罪構成”。“理想化的立法思想以全面揭示犯罪現象的本質規律為價值目標。事實上，真理是不斷探索和認識的過程，忽略這個過程，試圖在法典中一次性地綜述犯罪概念和構成，結果是，導致犯罪構成結構的封閉型格局。在這種結構形態中，個人（被告人）的權利主張受到忽視，權利和權力之間的結構不均衡；原蘇聯采用這種模式。封閉型構成模式的核心是在犯罪構成框架內不包含‘反向機制’（即被告人合法辯護）；之所以認為理想化的立法思想導致封閉型的犯罪構成結構模式，理由在于，理想化的立法方法過分夸大理性認識的作用，認為立法規則中的概念和范疇充分認識到了社會的復雜性，其內涵由國家單方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而不承認來自個人（被告人）的任何見解，即壟斷和封閉對立法規則的解釋權”.由此可見，如果對辨證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認識和運用出現失誤，就會在一些問題上出現錯誤。此類問題在我國刑事法學理論中還有，如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有錯必糾的思想，就是片面地理解和運用了辨證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結果。為了推動我國刑事法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我國必須糾正在辨證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上所出現的偏差和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