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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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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研究

摘要:從空間角度來看,城鄉空間格局由鄉村空間發展到城市空間再到城鄉空間一體化,空間作為一種生產“場地”到空間自身作為生產要素促進生產,改變了城鄉收入分配格局。1978-1984年,鄉村主導下的空間生產促進鄉村空間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出現了縮小的局面;1985-2001年,進入城市主導下的空間生產階段,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2002年至今,中國開始統籌城鄉發展,進入城鄉協調下的空間生產階段,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

關鍵詞:空間生產;要素流動;城鄉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市場化的發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但同時,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卻以一個極不平衡的趨勢發展,其中較為突出的要數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原因是中國城鄉的不平衡發展。市場化使得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村轉移到了城市,不斷促進城市的發展,并且進一步吸引農村生產要素向城市移動,陷入了城市發展、農村落后的惡性循環。本文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來研究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主要從空間生產下的要素流動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馬克思主義空間生產理論與城鄉收入差距

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等著作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其中,“空間”一詞首先就是以“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1]提出的。空間作為生產要素參與生產的“場地”,從而影響生產,進一步影響交換、消費和分配。馬克思尤其重視城鄉空間關系的變遷及其社會生產的影響,曾經以城鄉空間變遷為標識來界定人類歷史的分期:由古代城邦國家“城市鄉村化”的社會,到城鄉統一的亞細亞社會,然后到城鄉對立的日耳曼社會,再到“鄉村城市化”的現代社會。[2]20世紀70年代,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首次將空間引入到了馬克思的生產理論中,提出了空間生產的概念。此時,空間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提供生產消費、人類日常活動的場地了,而是作為一種能夠像機器一樣投入生產的物質資料,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從空間中物的生產轉向實際的空間的生產。空間作為資本增殖的手段,對空間的占有、使用、交換、消費的過程及其結果已經是一種創造剩余價值的方式。空間的發展從屬于資本的發展,空間的再生產成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延續。空間生產在資本增殖的過程中,不斷生產出新的空間,進行再生產,城鄉的分離也就是這個運動不斷進行的結果。空間生產通過空間的改變和創造出新的空間來改變自然和社會的面貌,改變空間中人的自身和其相關的社會關系。從自然空間上看,城市和鄉村占地面積、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布局等的變化。從社會空間上看,居民生活水平、地位、發展前景等方面的不斷變化,是一種空間運動的結果,居民在社會關系上被分化形成一種社會空間分化。城鄉居民的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空間變化帶來的生產關系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分配關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因此而改變。空間生產主要是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實現的。土地、資本、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是空間生產的動力,一方面生產要素從城市向農村流動,農村生產力提高,空間生產發展,空間結構呈現合理化,造就了改革開放初期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另一方面生產要素從農村向城市流動,促進城市空間生產,人口擴大,產業發展,結構優化。再一方面,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不再是一方面單向流入,城鄉空間結構協調發展,城鄉收入差距縮小。[3]空間變化不僅僅體現在自然空間,社會空間,城鄉收入差距本身的存在會影響城鄉關系的發展,城市發展更快,農村發展更緩慢,城鄉居民在社會關系上處于越來越矛盾的局面,城市享有優質資源,高生活水平,社會地位較高,從事高薪技術職業,而農村居民享有較少資源,生活水平低,從事低收入職業,進而城鄉收入差距拉大。

二、鄉村主導下的空間生產與城鄉收入差距(1978-1984)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國主要采取的是城市優先發展戰略,城鄉差距嚴重失衡。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去,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我國城鄉關系進入了鄉村主導時期,城鄉收入差距在逐步縮小。國家為了解放農村生產力,采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一方面,農村勞動力開始合理配置,勞動效率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了,農民擁有了土地的使用權,極大改變了當時的農村格局。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歸集體所有,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空間格局開始分化。土地分散給了各個散戶,生產的空間布局發生改變。城鄉自然空間格局由原有的形態逐漸轉變為農村擴大和城市的相對縮小。一方面,農村農業和工業相繼開始發展,農業中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到了工業中去,結合資本等生產要素,農村工業迅速發展,優化了農村產業格局,勞動力作為空間中的要素在農村中流動,促進產業發展,形成了工農相互協調的空間格局。另一方面,農村發展帶來的是城市要素向農村的流動,當時許多城市人口、資本向農村流動,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共同的作用結果是農村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這一變化一直延續到1984年,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農村農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工業慢慢起步,農村結構優化,空間生產力得到釋放,農村居民的收入、消費水平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但是縮小的程度依舊有限,只是由于商品經濟的引入導致農村發展開始提速,相對于城市發展更快一點,但很快這一局面就開始改變。

三、城市主導下的空間生產與城鄉收入差距(1985-2001)

1985年開始,國家政策的中心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資本、土地、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迅速流動起來。城鄉收入差距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不斷擴大時期。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收入停滯不前,城市企業開始發展,職工薪資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迅速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村空間勞動力缺失,缺少空間生產的動力,城市則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口的增加連同企業的增加共同促進了資本的流動,越來越多的資本進入城市,并為城市空間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這是自然空間的擴大,空間的擴大引起的規模效益有利于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擴大,進一步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從勞動力角度來看,城鄉關系陷入了農村勞動力流失——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加劇的惡性循環,農村發展陷入了停滯。另一方面,資本的空間化使得企業向著優勢區域轉移,農村工業漸漸衰弱,城市工業伴隨著工業園區、各類開發區的興起而逐漸興起,成為了一種新的空間組織形式。城市空間因此急劇膨脹,土地作為一種資本增殖手段推動了城市房地產事業的發展,城市居住空間被大量生產出來。中國城鎮化產生了巨大的土地紅利,但大部分被城市所占有。在我國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壟斷產生的地租進入地價和房價,主要被地方政府獲得,農村集體和農民只能分享到較少的收益。[4]資本作為一種空間內的生產要素,推動了工業和日常生活空間的改變,空間的擴大帶來的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生產力的發展,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鄉收入分配格局改變,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城鄉協調下的空間生產與城鄉收入差距(2002至今)

2002年,十六大針對城鄉二元結構提出了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方針。2007年,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新要求。自此以后,城鄉發展一體化成為我國解決城鄉差距問題的根本對策和戰略路徑。2015年,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政府政策的著力點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城鄉發展不再像以前一樣,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再單一地從劣勢區域向優勢區域轉移,城鄉發展都以另一方發展的滯緩為代價,生產要素開始相互流通。從空間上看,城市和鄉村規模大小不再迅速拉大,城鎮作為城市和農村的連接紐帶開始發展,工業和農業相互協調促進,優化產業結構,城鄉生產要素匯聚在城鎮中,并發展壯大,城鎮的發展拉動農村消費、增大農村投資,基礎設施開始完善,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城鄉發展一體化,不僅有利于發展空間擴大和資源要素流動,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帶動力,增強區域發展的協同性。城鄉空間的融合就是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統籌推進,促進城鄉在發展理念、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在城市能品味到鄉村的生活品質,在鄉村能享受到城市的現代文明,而不是一味要擠壓和消滅一個空間。生產要素在城市和農村空間內能夠自由流動,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改變現有的城鄉差距,從人口、消費、生產、基建、教育等多個方面促進城鄉差距縮小,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個階段和鄉村主導、城市主導的空間生產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并沒有以任何一方的發展為中心,而是以城鄉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規劃發展。鄉村主導的空間生產是一種單一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模式,城市主導的空間生產是一種過度的城市化模式,它們都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城鄉協調的空間生產階段,城鄉收入差距將不斷縮小,這將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五、對策建議從土地制度來看,國家需要健全城鄉一體的用地機制。城鄉空間從固化到分化在初期起到了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正如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大發展到上個世紀末,土地流轉帶來的空間再生產極大促進了城市經濟發展。但是由于政策偏向、城市化的畸形發展,導致了城鄉空間結構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也是不可避免,城市空間侵占農村土地,城鄉空間的分離導致了利益分配向城市傾斜。

所以,協調城鄉用地能夠促進城鄉空間結構優化,形成新型城鄉關系,推動城鄉空間融合過程,優化城鄉收入分配。從資本方面來看,農村需要資本的進入來促進空間生產,資本總是向著資本優勢區域運動,外來資本、鄉村資本不斷涌入城市,重塑城市空間,各大工業園區的成立、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交通發達、商業集中,優化和發展城市內部空間結構,一方面,完善的工業設施交通極大減小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商業基建的發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拉動經濟發展,城市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收益。農村建設則相對滯后,首先政策扶持力度較小,絕大多數農村缺少資本,基礎建設落后,工業發展滯緩,農村空間結構僵化,農村居民收入難以提高。政府可以推動資本的流入,從城鎮發展規劃,招商引資,財政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分配,促進農村空間結構優化,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減小城鄉收入差距。從勞動力方面來看,完善戶籍制度是必要的。戶籍制度是阻礙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鄉村居民很難進入城市生活,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農村戶籍無法享受城市發展帶來的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的隱形收入的提高成果,城市居民收入提高要比農村居民更快,從社會空間關系來看,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處于社會關系網的上端,而農村居民則只能被束縛在低端。這也嚴重影響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公平,阻礙城鄉收入分配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5.

[2]胡瀟.空間的社會邏輯: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空間理論的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2013,(1):113-131.

[3]曾國安.論工業化過程中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J].經濟評論,2007,(3):41-47.

[4]崔向陽.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我國房地產業的三重壟斷[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7,(1):29-31.

作者:崔向陽;李晨鈺 單位: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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