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比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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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除了關注文化內容上的差異，更宏觀的一種視野是在各種法律文化的共同物質介質上的對比。
(一)“人”在張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理論中，另一個重要特色是注重以個體的人為變量基礎，此處的人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它既可以代表個體精神追求也可以代表群體文化價值，但由于個體精神并不必然代表群體，或忽略了個體與群體的互動關系，這一比較方法只是意識到了各種文化構成當中的必要共同物質載體或共同介質———人，誠然，所有的文化當然需要人的參與，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人的思維及行為的產物。人口的流動，群體的類型，一定時空領域內人口的數量的變化，人作為文化構成的二級變量可以直接影響文化內容的變化，如政治法律的整合或重構，進而影響到法律文化的變化。
(二)語言符號同樣的比較方法如法律文化的語言解釋，意識到了文化載體介質———語言符號的共有屬性。筆者認為，無論是人，還是語言，乃至地理，都是文化的外在經驗性表現，在此維度的比較具有宏觀而直接真實的優勢，但這種文化構成變量過于零散和基礎低層次，或者說是緩慢的，例如，語言符號的表達或解釋是瞬息萬變的，并不必然直接影響到法律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文化變量同樣是影響超驗性文化構成變量的重要因素。
(三)橫向統一時間維度在進行法律文化比較時，有必要指出時間性與時空性的不同，在客觀現實的維度上，時間具有全球的共性，與語言，人，地理等客觀因素一起，是一種橫向的維度，這種變量的考量在近代的法律文化比較中顯得越來越重要，究其原因，“資本主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國家之間政治，文化的交流與參與越來越密切，使得不同文化領域的時間維度越來越相似。
(四)自然地理的地域性在美國中國學思潮中的“世界觀念”與國內史學的關系中，費正清模式過度關注沿海地區，而沒有把中國內部的其他地區如內陸的情況納入觀察視野。“正統史觀作為支配工具早已成為無意識的認知反映，歷史的分裂與統一，循環與再現等等已構成了一組組相當自主化的歷史解釋體系，但是中華帝國在空間上的遼闊性及其所變現出來的差異感，又在時時印證著正統史觀的不合理……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習慣法，社區宗族構成的差異性、儒學與鄉土意識的多變結合，都標志著傳統以一種非整體性的形態呈現著。”中國農耕文明的穩定性賦予人倫關系的普遍性、穩定性、規律性，使人們很容易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找到其背后的價值共鳴。文化精神實際上是行為模式的記憶性總結升華，是行為模式的強制性規范公示，當這一變量具有了環境的承載值時，其便會趨于穩定并通過法律這一外在形式描述下來，作為群體利益最大化的保證盾牌。文化是歷史經驗的精華總結，是實踐的最優化選擇，文化的發展是是一定地域或集體標準前提下的人文共識，但此處的地域或集體并不一定等同于法律概念上的國家，因此在進行法律文化比較時所必不可少的就是首先限定法律文化的地域性和時空性范圍。在此基礎上由不同的文化，地域，法律體系及發展裝路況各個因素進行綜合對比，因此得出法律文化的差異來源和本質沖突或聯系。
二、法律文化的具體文化變量
(一)道德宗教信仰等超驗性因素張中秋先生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中》提出人的文化原理是中西法律文化展開的軸心和模型，所謂人得文化原理實質上是從道德或宗教等最高精神追求本源上探求法律文化的差異性原因，在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表現就是德主刑輔，在西方文化的體現為精神對物質的支配和上帝對人類的指導。然而筆者認為從“心”的理念入手解釋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差異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和優點是意識到中國豐富而精深的宗教和道德理念這一文化變量對中國法律文化的深刻性影響，這一變量可以說是傳統法律文化自身變革演進最重要的理論源泉，例如中國知識分子偏愛從“意象化的修煉”達到“精神的內轉”。道德本心的作用被顯著強調，進而為法律文化提供精神土壤。顯然我們不能直接將西方的理性于非理性哲學概念直接對應于中國文化的層次劃分，但在法律文化的多重變量這一考察方法角度出發，使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出不同法律文化中何種文化變量的因素的比重與特色。
(二)自身歷史經驗梁治平先生在針對美國學者費正清對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態比較理論中的批評中認為，如果把一些中國內部的變化全部歸結于西方沖擊，則忽視了從中國自身立場出發理解歷史的可能性。我們的歷史觀念雖然是累層式地建構在前人的經驗結構基礎之上的，但它同樣也為自身的經驗所塑造和限定，成為不斷累積歷史經驗的一部分，“我的歷史觀是被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涂上一層色彩的，它是由我一生的公共事務中所發生的各種各樣好的和壞的事務的經驗所促成的，我可擺脫不了它。”以中國為例，為何儒家文化的力量是強大的，無數先賢不斷地在自身歷史基礎上進行改造并最終形成自成系統的內部穩定的法律文化，但隨著文化的發展演變，這一時空限度的行為模式便會發生改變，文化便會發生變化，但現實的法律便相對于其被制定后的任意時空都具有超前性或滯后性，但此時它對文化起了反作用力。這種歷史經驗累積則是獨有的。
(三)文化的時空性重構1.時空的雙重變量屬性在進行法律文化比較時，有必要指出時間性，地理性與時空性的不同，在客觀現實的維度上，時間、地理具有全球的共性，與語言、人、地理等客觀因素一起，是一種橫向的維度，而文化的時空性的綜合型概念往往具有一定的封閉性，重在強調和體現文化的形成發展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歷史過程，而眾多的理論誤差也就是因為對文化所屬時空的限定不明確造成。但同時，并不是時空場域的的組合一定是多變的，由于某些地理因素繼承下來的空間共性是非常有規律的，如由于地形，某些城市間的“固定間距約為30公里”。2.福柯“場景隔離術”如何限定文化的時空性，值得一提的是?？碌摹皥鼍案綦x術”，使得這一文化變量有了具體的操作方法，“從歷史演變的結構觀察，社會統治的區域往往限制著統治的形式，一旦超越了某種單位的限制，統治的形式功能就會發生變化，這是一種分化的結果。這種區域分化決定著政治、社會結構、法律諸方面的變遷。與此同時，社會的日益分化亦說明任何理性的認知框架已越來越無法在整體上把握其變遷的態勢與規律”場景隔離術是對超驗性法律文化體系的否定，解構著歷史經驗人為組成的歷史和理性?，F代性作為強迫力量與地方傳統之間進行了交叉與互動，新的文化觀及法律文化觀將有可能產生。這種新的思維實際是時間性變量與地理性變量的有機綜合，其目的不在于法律文化的超驗性知識構建，而在于法律文化的限縮性差異比較。
(四)外來法律文化影響1.法律文化交往的形態法律文化交往的形態包括法律借鑒、法律移植、法律繼受。知識和經驗、觀點和思想，實際上所有文化和文明的構成元素，都可以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法律同樣也不除外。法律條文和法律制度是人類的構想，它如同其他構想一樣，并不能以國家邊界予以禁錮。2.“西方話語權闡述，東方集體無意識”在近代亞洲特別是日本的法律文化研究中，許多學者如千葉正士試圖提出了現代化中的民族純粹性法律文化話語權的三分法律理論，千葉正士的學術境界在于他看到了許多年來的世界法學基本是在西方法學話語和意識的主導下展開的，而大多數東方學者對此可能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忽略。他明確地提出“要超越西方法學”，并且指出“對于正確理解非西方社會的情形，普遍流行的將非西方的法律與社會作為‘傳統的’以對照于作為‘現代的’的西方法律與社會的這種特征化做法是一種過于簡單地的貼標簽的方法”。在多民族國家內，可能存在不同法律體系與文化的不同程度的融合情形。法律繼受和不同類型法律或法律文化的互動沒有發現或提出與其理論相應的法律互動與發展的路徑。日本比較法學者真田芳憲也曾指出:“法律繼受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同時又是人類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僅依靠傳統的比較法學的方法很難得出令所有人都普遍認可的結論來。因此，積極地從多個方位去加以探討已是多數學者的共識?！币虼宋覀儜^受法律的獨立自主，看到繼受主體的自愿和繼受的局限———即不能否定原有本土文明的存在及其繼受后的繼續存在。
三、結語
我們再次看到了法律文化不是一種可以精確測定的社會變量。這一變量時刻屬于與其他自身文化內容的相互作用之中，在研究方法上，無論是運用歷史學，還是法律文化社會學等其他方法時都要注意，首先應界定如何和什么情況下運用法律文化的概念，其次才應考慮同時運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當代法律全球化趨勢不斷的加強，法律之間的融合更加多元化。技術與科技不斷進步，各種文化與物質變量的作用性也將變化。但無論從何種角度，都要注意宏觀與微觀、橫向與縱向、場域內外的多種方法的靈活性、綜合性運用，使法律文化的面貌和研究價值清晰地的展現出來。
作者：張雅婷單位：華南理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