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藝術的“道”與“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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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文化的身份”和“中國藝術精神的表征”，經過數千年的洗禮，書法已然具有“深度的文化結構”。不僅如此，書法藝術更是因其“獨特的文化審美價值”，成就出無數“璀璨的經典”——“婉如銀鉤”的草書、“蠶頭燕尾”的隸書、“畫若鐵石”的篆書、“非真非草”的行書……同時，從“尚韻”的晉人、“尚法”的唐人到“尚意”的宋人，書法創作也形成了其獨特的審美取向。然而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書法創作最為“本真的追求”，依然是“道”。尤其是在求新、求變甚至求異之風頗為盛行的當代，書法創作只有回歸“本真”，只有“師法經典”與“師法自然”的技藝傳承與創新，才能在“奇怪生焉”的追求中呈現呈現真正的風采，才能在“筆性墨情”當中展現豐富的人文氣韻。

一、“道”之“風骨”

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王岳川曾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書法有“內法”和“外法”之分：所謂“內法”，就是書法的內部規律，包括字法、筆法、墨法等；然而，僅僅有“內法”還不夠，“書法不是雕蟲小技，而是‘技進乎道’，它還有一種大法——‘外法’，就是指書法的外部規律和文化聯系（或者說是書法與眾多文化形態的關系）。”由于“技進乎道”的追求，再加上受傳統詩文的深刻“影響”，書法藝術亦重“風骨”，在“渾然天成”與“師法自然”之中，體現自然、凝煉、含蓄之美。眾所周知，書法藝術是以漢字為載體的抒情達意的意象性藝術，但是在“下筆”的過程中，卻如同現象學中的“還原”一樣做著“減法”，將天地萬色“還原”成簡單的黑、白兩色。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言:“這就是書法之‘道’。‘道’就是一，無需多，‘為道’就是要‘日損’！”不僅如此，書法在“下筆”過程中，就已將漢字的厚重、墨色變化以及黑白、強弱、粗細、疏密等對比進行了確立，不可“修改”與“重復”，從而體現出其創作的“完成性”和“整體性”，這也就是所謂的“目擊道存”與“渾然天成”。

當然，為了在下筆時“一氣呵成”，不作“修改”和“重復”，書法藝術家還應“師法自然”，從雄奇山水、壯麗天地中獲得靈感和資源，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經典”，從歷代大家的書寫與意象中“擷取無限可能”。以王羲之為例。據文獻記載，“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爵、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王羲之后來醒悟，便義無反顧地進入了“師法自然”的階段。得益于自然的熏陶和感染，王羲之創造出了頗具有南方氣息的以美、秀、韻取勝的魏晉書法。同樣，禇遂良的“用筆當如錐劃沙，如印印泥”、顏真卿提出的“屋漏痕”等也是“師法自然”。而王鐸一日臨帖一日創作，既是“師法自然”也是“師法心性”，從而在“經典”的“親和”中感悟書法筆法的真諦。

二、“怪”之“生焉”

蔡邕曾說：“唯軟，奇怪生焉。”這里的“奇怪”，表現在書法當中，則是指“精彩紛呈”。千百年來，為了達到這個“境地”，書法藝術家們總是“竭盡心智”地去創新、去發展。誠然，創新并沒有錯，歷史上每一位“技進乎道”的杰出書法家都是“原創性”的，他們的杰作亦都帶著強烈的時代色彩，并臻達于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境界。王羲之創作的《蘭亭序》，將漢魏以降的嚴整書風變成了如明月般的自然瀟灑、清新出塵，其天馬行空、意隨筆轉、線條如行云流水、字體之極盡變化、楷草兼施、平穩中寓險峻等“風骨”，更是被后人稱道；而顏真卿的楷書是新的，他把握了傳統的脈搏，開創了一代書風；趙孟頫的復古雖然是“舊”的，但是他卻把“古”變成了元代的“新”……正所謂：“書法藝術要發展，不創新是不可能的。但是，亂創新卻是對真正創新的抹殺誤導和混淆視聽。”尤其是在當代，書法藝術創作由于過于追求“標新立異”與所謂的“個性化特色”，似乎走到了另外一條道路，比如一味強調視覺沖擊、花俏成分太多等等。有些書家甚至狠命地“標新立異”于某種書法體裁，不僅在技巧渾厚上不能與歷代書法大家相比，在精神氣質上也與他們相去甚遠。就如評論家所說：“當沒有意境可以回味，作品不能作用于心靈的感動，其存在的生命力就很短。甚至有些時候，作品在展廳中展出時，就已經開始‘死去’，幾天之后，影響也將消失殆盡。”

而早在一千多年前，孫過庭就已公開反對那些“歪門邪道”、斗狠張怪的各種“奇怪之書”（諸如龍書、蛇書、云書、垂露纂之流，龜書、鶴頭書、花書、芝英書之類）：“龍蛇云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于率爾，或寫瑞于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如今看來，這類作品只是屬于繪畫方面的描畫而已，已經不屬于書法范疇。因為，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雖然千變萬化，窮盡漢字的變化之功能，但必須“寫的是文字才能叫書法”。為此，當代書法家既要尊重前人、尊重傳統，繼承他們在用墨、結體、布白、章法等方面的藝術貢獻，也要通過“熔化”，在書法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之內，進行變通和再創造，從而逐步創立自我的、具有新的審美價值的、體現時代精神的書法境界。

三、“氣韻”之“魅”

劉熙載曾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姜夔在《續書譜》中認為：“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馮友蘭則進一步指出:“書法評論的標準，不在于用筆、用墨、布局等技術問題，而在于氣韻的雅俗。如果氣韻雅，雖然技術方面還有些問題，那是可以救藥的。如果氣韻俗，即使在技術方面沒有問題，也不是好書法，而且這些弊病是不可救藥的。”由此可見，作為一次性揮寫完成的藝術，書法看似簡單，實極凝煉，既展示出書法家隨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技巧功力之美，又透露著書法家的性情、修養、氣質和審美觀。比如魏晉的那些“經典”作品，不過就一尺見方的信札，卻顯示出一種很高遠的氣象。這不僅僅是技巧，還有很多的深刻精神內涵在里面。可以說，古代文人并不為寫書法而寫書法，擁有“精神潔癖”的他們，在書法中寄托了自己“干凈”“準確”“到位”的精神世界和高尚氣概。如顏真卿書寫的《祭侄文稿》，面對家破人亡，雖然痛斷肝腸，但是他書寫的時候，卻完全合乎中國書法的筆法——真血性主運筆墨隨心所至，激情下無意工拙而自合法度，在言志、表情、正氣三個方面達成絕佳構成。

再如蘇東坡的《寒食帖》:“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如此慘痛的詩，卻被蘇東坡寫得瀟灑詼諧。而他們在書法中所表現出的，正是中國文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偉大情懷——在悲痛中升華出莊嚴偉大的思想，在強烈震撼激的情感中產生出崇高的藝術。也因此，王岳川表示:“正是因為書法保留了這個世界上非常可貴的一種自己內心的徒手線書寫，所以，書法也可以看成是一個人的心電圖。”而為了在“筆性墨情”當中展現獨特的“個性特色”和豐富的人文“氣韻”，當代書法家更應回歸書法“本意”，以“渾然天成”“師法自然”的“道”之“風骨”，以一種“志氣平和的書風”，不斷書寫出“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孫過庭《書譜》）的當代“新經典”。

作者：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