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同構的常態化表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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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全球化進程中文化變遷的重要形態，法律文化表現出卓越而持久的同構特性，具體表征主要顯現在法律價值層面的趨同性、法律制度層面的共通性、法律技術層面的本原性、法律適用層面的互鑒性等。以這些常態化表征為基本因素凝煉成法律文化全球性同構的運動風格。

關鍵詞：

法律文化；全球化；常態化表征

時序跨入21世紀上葉，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帶來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等領域的一體化同構，被刻上越來越濃郁的社會印記。法律文化的同構作為全球化進程中法律發展的一種現象、法律變遷的一種形態，給各民族國家的法律文化帶來豐富的變化，使各國法律文化向著全球性方向果敢地邁進。法律文化同構具有如下常態化的表征。

1法律價值層面的趨同性

在文明社會進步的浩瀚歷程中，以國家、階級、集團組織、公民等構成的社會主體與法律客體之間產生了密切關聯的相互作用。法律客體對社會主體的行為施加影響，法律關系對社會關系實行調整，進而建構繁簡不一的新型社會關系。由于主體及其內在因素的作用，使客體趨向于主體并為主體的需求服務，這就形成一定的價值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和價值關系造成了人類社會許多相同特質的存在，在解決不同民族國家所遇到的共性社會問題時，各國的社會主體基于共同的價值目的，創造出相應的調整規則，反映了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1］其實社會即是由許多獨立主體交織聯結的復合網，法律價值共識就是社會主體對法律客體分析研判產生的一致性意見，其中特別是對正義、平等、自由、秩序、利益等價值范疇的認同。東西方法律文明雖歷經雄關漫道、時世滄桑，但東西方法律思想家對立法精神的認同并沒有因地理空間的遙遠、文化土壤的迥異、歲月年輪的交替而受到阻斷。“孔子宣揚的‘中庸之道’與孟德斯鳩提出的‘適中寬和’在立法精神中就是一種契合。”［2］

因此，法律的制定與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形成價值共識的過程。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都以商品生產社會要求的法的要素構筑起法律體制，自然法理論、羅馬法原理就成為當時全球同構的法律基礎。雖然各國成文法的具體規定有差異，但涉及重點事項的規定和立制體現出深刻的國際同構性。今天各民族國家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都在極力展示獨特品質的一面，那種能被世界上所有國家完全接受的絕對法律價值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一定程度的價值共性是具備的，并且這種價值共性可能存在于全球范圍之內。社會主體對價值共性的理性需求導致執著追索，這就需要運用法律手段來反映訴求、體現共性、固化價值，從而形成社會主體共同遵循的價值定則。法律價值體系首先表現為一般目的價值，這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人類社會普遍追求的共同理念。正義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它在許多場面成了法律的一種標識。法律程序就是正當地分配利益的過程，分配的合理性作為衡量正義的標準，只有正當的分配才能維護理想的社會狀態。自由是法律必然追求的價值目標，但同時法律又必須嚴格規定自由的界限。恩格斯認為“一切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切官吏對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都應當在普通法庭面前按照普通法向每一個公民負責。”［3］他認為在自由的國度里，官吏與普通民眾一樣去接受法庭審理。秩序是指人們普遍地依據法律規則、原則、制度去進行社會活動，從而體現著的一種社會有序狀態。［4］法律價值體現在通過運用法律達到社會規范治理狀態，這是人類社會不斷追求的人文理想，也是我們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通過法律文化的傳播與同構，世界各國在重要的法律價值取向上漸趨一致，公平、正義等逐漸成了公認的核心法律價值觀。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過程中，要強化法治思維，尊重法律價值，注重法治方式，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努力開拓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路徑。

2法律制度層面的共通性

歐洲強國曾經的殖民行為導致了法律制度在殖民地的強制推行。卡斯妥思教授認為，“英帝國的法律不只是使帝國強力控制了向她俯首稱臣的地域”，而且“此舉還使得英國的定居拓殖者將諸多英國的法律帶入，構成了新法制的基礎。”［5］自現代全球化運動以來，與工業革命相對應，國際法律制度經歷了數波重要演進，最近的演進是從上世紀70年代東京回合開始，經烏拉圭回合直至世界貿易組織的形成。經濟貿易的空前發展，使得國際社會在法律關系方面不斷尋求協調統一。全球化的理念越深入人心，法律文化也就越容易出現同構化現象。從歷史維度來看，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大潮，將傳統型社會與現代型社會、先發型國家與后發型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打破了各民族國家自然地域的隔斷、國境邊界的限制、貿易壁壘的擋阻、文化習俗的屏障，向全球范圍不斷擴展，向全球縱深不斷延伸。它造成了各國相互依存關系的加深，使得各國不得不把追求自身利益、顧及對方利益同重視國際社會整體利益協同起來考慮。經濟是法律產生、生長、變遷、發展的基礎，法律要得到順利實施，就必須反映生產生活中合理的經濟關系和正當的經濟秩序。因此，法律理念、執法標準等必然向同構方向聚攏，要匯集和借鑒國際慣例，制定統一的國際條約。服務貿易、技術貿易、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等以往屬于各國國內法管轄領域，但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調整了世界貿易多邊協議規則內容，確立起一套新的國際統一規范。有學者認為，我國“盡管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后來者，但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已經全面地加入到全球社會之中。除了在人員、物質等方面有了廣泛的國際交往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意義上的全球化也在逐步深化。”

［6］全球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趨勢進一步減弱了各國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性，特別增強了經濟法律制度的同構性。我國經濟目前確立了調結構、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的基本思路，特別是產業要實現創新驅動，注重質量品位、注重技術含量、注重競爭優勢、注重綠色環保、注重優化服務，由此必將推動新一輪經濟立法高潮，以適應國內外經濟變革的法律環境。相伴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度融合推進，法律文化也呈現全球性的深度交融，通過碰撞、協調、交流、認同，形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法律規則。這些法律規則為各民族國家通往國際舞臺搭建了陽光通道，同時又作為法律文化的有機構成融入到各國公共事務的運營和管理之中，以其規范高效實用的功能，逐漸取得各國的認可。公丕祥先生認為各個主權國家的法律制度必然要體現全球法律文明共同的基本法律準則，由此而逐步形成一個全球法律機制和國際準則。這“乃是生活在不同國度中社會主體所創造的調整規則和所積累的調整經驗之有機聚合，體現了人類法律實踐的普遍性的歷史定則，反映了人類法律智慧對理性的追求。”［7］制度與規則在文化同構活動中往往充當先行者，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也不例外，它們在法律文化全球性同構運動中充當了實務運作的先鋒官。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的全球化涉及到世界經濟、文化、政治、環保、外交等多個領域，體現在公法、私法范圍的各個層面，《聯合國憲章》《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等都是全球性法律制度、法律規則的體現，反映了全球性法律文化交流滲透、發生作用、產生變化的結果，法律制度與法律規則的內在共通性得到各國社會主體的理解和認同。

3法律技術層面的本原性

在盧梭看來，明智的法律創制者并不從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著手，而是要事先考察他將要為之立法的人民是否適宜于接受那些法律。他認為只有具備“完全不曾負荷過法律的真正羈軛”“能結合古代民族的堅定性與新生民族的馴順性”等八項條件的人民才配立法。［8］盧梭的這些要求固然苛刻，但是換句話說，“如何使得一個民族既吸收一切人所共同的準則，又以特殊的方式來規劃自己的程序，并使其立法適合于本民族，這確是一項不容易的事。”［2］而在我們看來，法律在調整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共性，它依靠法律技術、法律原則及其本原性來展示法律文化的普適性。法律從一產生就擁有技術特征及其本原特性，法律持有立法技術、司法技術和技術生成能力，也包含各種法律規制嚴謹的技術內容，這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更能展現技術力量的厚重。法律技術的同構表現在法律的結構簡潔明了。古羅馬頒行的《十二銅表法》結構十分簡約，人們能夠象背誦詩歌一樣記住相關條款。所以孟德斯鳩說：“當法律的體裁臃腫的時候，人們就把它當作一部浮夸的作品看待。”［9］法律技術的同構表現在法律的內容通俗易懂。商鞅有云：“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商君書•定分》）法律技術的同構表現在法律的規定明確清晰。黑格爾指出法律的規定越明確，法律條文就越容易施行，如果統治者能給予他們的人民“采取井井有條、用語精確的法典形式的國內法，那么，他們不僅大大地造福人群，應當為此而受到歌頌愛戴，而且他們還因此做了一件出色的公正的事”。

［10］當今社會的國際性活動往往建立在技術含量高的創新型經濟上，反映在全球性法律文化建構進程中，就是法律技術也向全球性方向發展，并逐步得到各國的認可與借鑒。就法律技術本質屬性而言，全球性法律文化同構突出表現在法律技術的本原性同構，不同國家法律條規在相互對接、相互借鑒、相互協調的過程中，技術性因素不斷凸顯出來，差異性因素在不斷減弱，共同性因素在不斷增強。法律同構的路徑曲線大體走向為發達國家法律技術流向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如在知識產權法、股票交易法、大氣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等方面越來越因其技術特征而跨越國界。法律的技術性在世界貿易規則中表現得極為突出，WTO協議在產品環境標準、金融運行及電子商務認證等方面均需技術作保證。商法最早是由商人階層成立專門法院處理商事案例時自發形成的，是一些普遍適用的習慣性做法，凝結了人們對商事活動規律的寶貴認識和經驗總結。［11］商法的技術性在于用法律語言反映了市場運作方式和基本規則，使其能夠沖破地域阻隔、文化傳統的限制，而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

法律技術的全球性同構顯示技術特質的本原性，這種本原是蘊藏在法律文化內核深處最樸素的質地。它反映在法律創制的程序也存在著相似性，如法律淵源底蘊及其呈現路徑、法律體系結構及其表現形態、法律規范要素及其分類程式等等，尤其是環境、資源、交通、證券等方面法律規范的建立，其同構特征非常明顯。我國近期在完善證券立法、規范證券市場、打擊違法投機行為等方面重視吸收國際立法技術成果，對市場不法攪局者果斷出擊、嚴厲懲處，取得面上的震懾效果。4法律適用層面的互鑒性法律的精髓在于價值，法律的生命在于適用。當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識為各國社會主體所接受，法律文化的全球性同構就會依附于法律實踐的蓬勃開展而在全球落地開花，人類文明進程就會增添活力充盈的法律文明互鑒和法理交相輝映的絢麗色彩。一是立法活動的全球性發展。隨著國際往來頻次密集、國際合作頻度升高，全球性的立法活動強度不斷加大，并且越來越顯示超區域、跨國家的性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等各種國際組織和社會團體，制定出具有普泛性和相對約束力的法律規則。二是司法活動的全球性發展。國與國在涉及具體國際問題產生爭議、發生爭端時，主要依據國際法，通過司法程序審理解決利益紛爭。海牙國際法院是全球性司法的代表，裁判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民事糾紛；歐洲法院為歐盟最高法院，是區域性司法的代表，負責審查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制定的法令的合法性。三是仲裁活動的全球性發展。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仲裁規則、裁決公約等，對其它區域性國際仲裁機構、主權國家自身仲裁機構的運行均具有示范性和指導性。可見法律適用為法律文化同構創造了高效便捷的條件。

依靠法治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已成為世界共識。我國法院的執法調解體現了對法律文化普適性的認同。當事人自由處分原則和訴訟經濟原則等是各國法律所普遍遵循的普適性規定。執法調解遵循自愿、合法原則，采取當事人自由處分私權，強化其選擇權，減少訴訟資源浪費，降低司法成本。“法院調解是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礎上，在達到效率目標的同時，兼顧了社會公益和個別正義的要求，體現了效率和正義的統一。”［12］全球化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要發達國家所推動的整合世界秩序運動，其運行規則側重體現了發達國家和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快速擺脫貧困和停滯，必須選擇性地加入相關國際公約和多邊貿易組織，才能加快法治建設，參與國際協作，在全球性法律文化重構過程中有效維護自身利益。我國設計的“一帶一路”戰略橫跨沿線60多個國家，將充滿活力的東亞經濟圈與成熟穩健的西歐經濟圈相互貫通、聯為一體，倡導形成全球經濟發展的合力效應。有學者認為這“必然涉及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并需要建立新的國際機制提供保障，而由此衍生出的新規則需要借鑒其他經濟合作的經驗，但決不能照搬西方規則。”

［13］“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過程，就是法律適用的互鑒過程，將沿線區域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將沿線各國的合作平臺規范起來，通過借鑒、整合、協調、創新，形成全新的共謀、共享、共榮的國際合作機制。現代社會主體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觀念在不斷增強，人們要求政府釋放更多的改革發展紅利、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產品、增加更多的民生福利，同時又大力呼吁政府規范施政行為、嚴控行政權力、查處懶政怠政。這方面要加大司法審查的力度，通過司法審查控制行政權過度溢出。司法審查著重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查驗審核，體現監督和制約目的，防止濫用權力傷害到公民、法人及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我國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對于保障國家機關依法行政，維護公民和社會團體的合法權益，極具開創意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人口大國、資源強國，還是人口偏少、資源貧瘠的小國，都紛紛頒布法律確認司法審查制度，這也是全球性法律文化同構的一個重要實踐成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近期任務，由此我國法制現代化建設將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我們要關注并借重法律文化同構性特征，認真汲取中外法律文化的精華，在全球化環境中加以改造、轉換與創新，努力形成既適應時代要求又切合我國實際的現代法治架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提供堅實的法律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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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策華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與政治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