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體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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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的特征

(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小額信貸商業化的首要特征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合理的治理結構、組織框架及高效的運行機制。而且，MFIs在市場化運作環境下建立的企業制度擁有一定的考核體系，都需要科學的管理、明晰的產權、高效的服務以及適當的監管。例如，孟加拉鄉村銀行、玻利維亞陽光銀行、墨西哥康帕多銀行(Compartamos)等都在商業化轉型中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形成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相互制衡的組織結構。對于投資者而言，他們對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MFIs更感興趣，因為這種MFIs有更好的監管環境和法律保護，有利于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例如，在尼加拉瓜，一家名為Crecer的商業性MFIs在2002年就有超過300萬美元的證券組合投資，在成立后的三年內便躋身尼加拉瓜十大商業性MFIs。

(二)拓展商業性資金來源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拓展商業性融資渠道。全球小額信貸行業吸引的商業資金整體呈增長態勢，2007年商業資金來源占總資金的比例達到了73%，創歷史新高，是1999年的1.8倍，其中拉美地區是吸收商業資金最多、最穩定的地區。一方面，一些MFIs成功發行債券或股票融資(表2)。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2007年4月20日墨西哥康帕多銀行完成了股票首次公開募股(IPO)。HoughtonandPorter指出，IPO是MFIs進入資本市場、尋求商業資金與投資的最佳途徑。另一方面，微型金融投資工具(microfinanceinvestmentvehicles，MIVs)成為MFIs重要的資金來源。MIVs是一種專門投資于微型金融的一種新興的投資工具，其特征是至少有50%的資金投向微型金融領域。截至2009年，全球MIVs的投資總額占MFIs投資來源總額的一半以上，除了銀行和大型對沖基金選擇對MFIs直接投資外，大量的私人投資資金也通過MIVs進入MFIs。據Syminvest調查，近年來MIVs在微型金融領域的投資呈持續增長態勢，2010年總投資已增加到380億美元(圖1)。此外，私募股權投資(privateequity，PE)也開始涉足小額信貸行業。例如，2007年美國紅杉資本(SequoiaCapital)向印度小額信貸機構SKS投資1150萬美元，隨后又投資于印度班加羅爾小額信貸機構Ujjivan；2008年末美國砂巖資本(SandstoneCapital)向SKS投資750萬美元，成為2008年小額信貸領域數額最大的一筆PE投資。2012年6月27日，全球領先的MFIs安信永國際(ACCIONInternational)宣布投資公司SagamoreInvestment成為其合作伙伴，并將正式為安信永(中國)注資2.19千萬美元。

(三)采取商業化的運營模式

在商業化進程中，為拓展業務、實現利潤最大化，小額信貸采取商業化的運營模式是其必然選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實行市場化利率為應對市場風險、覆蓋經營成本，商業性小額信貸往往實行市場化利率，以實現機構可持續發展。實踐表明，小額信貸實行市場化利率更有利于識別貸款資金需求的目標客戶，滿足目標客戶的金融需求：一方面，可以限制貧困和低收入群體對貸款的超額需求，減少資金濫用行為；另一方面，目標客戶會認真衡量每一筆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成本收益，避免盲目地申請貸款。事實上，國外一成功的商業性MFIs都是采用市場化利率，相比早期補貼信貸模式下的低利率，利率水平往往更高(表3)。例如，2007年，孟加拉、印尼、印度等國小額信貸的平均利率比商業銀行利率高出一倍左右，但較高利貸卻要低很多。就機構情況而言，印度尼西亞人民銀行農村信貸部的貸款年利率通常在20%-40%，孟加拉鄉村銀行貸款的年利率在20%左右，玻利維亞陽光銀行的貸款年利率通常是47.5%-50.5%。2．貸款對象適當上移選擇合適的貸款對象已成為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實踐中，即使是以扶貧著稱的孟加拉鄉村銀行，其小額信貸的實際瞄準目標也已從低收入戶、中等偏下收入戶上移到中等收入戶和中等偏上收入戶，甚至高收入戶。例如，2005年底孟加拉鄉村銀行小企業貸款占其貸款總額的22%；印尼人民銀行農村信貸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占農村農戶60%的普通中小農戶，基本排除高收入的10%農戶和最貧窮的30%農戶；烏克蘭小額信貸銀行也主要面向小型、微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從需求面看，貸款對象適當上移是因為貧困人群對現有的小額信貸產品需求不足，而部分富裕人群有較強的非農業生產性信貸需求，但貧困地區的相對富裕人群仍然屬于低收入群體，所以，適當上移貸款對象后小額信貸機構仍具有扶貧的功能，而且，對富裕人群的小額信貸也能使當地的貧困人群間接受益。因此，適當上移貸款對象并不妨礙小額信貸服務貧困人群的基本原則，從長遠來看，更有利于實現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并改善社會福利。

(四)形成了多種商業化途徑從世界范圍看，拉美、歐洲及亞洲部分國家的小額信貸商業化較快，其商業化的實現主要有四種途徑(表4)。

(五)產生了專業化的服務機構在商業化力量的推動下，小額信貸領域產生了一些專業化的服務機構。一方面，產生了專業的信息服務中介和評級機構，為投資者尋找潛在的投資對象提供信息和投資咨詢服務，如沛豐評級(PlanetRating)、微型評級(MicroRate)等，微型評級在1996年開創了小額信貸評級的先河，1994―2006年間全球已完成小額信貸機構評估1809份，2006年約有74個國家的384家小額信貸機構進行過評級。另一方面，形成了多家富有影響力的小額信貸行業組織和研究機構。例如，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是全球權威的小額信貸研究機構，定期大量的研究報告和數據，并著力推動小額信貸行業標準的發展；小額信貸信息交流平臺(MIX)則致力于成為小額信貸領域最大的信息交換平臺，其官網公布的數據信息囊括了全球超過100個國家1500家MFIs；小額信貸峰會運動(MicrocreditSummitCampaign)每年定期全球小額信貸發展報告，英國金融創新研究中心(CFSI)則定期年度“香蕉皮報告”(BananaSkinReport)，分析全球小額信貸行業的風險及其變化情況。

二、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的動因

從實踐來看，商業化已經成為小額信貸發展的一種趨勢，其推動力量包括政府的直接推動、商業利潤的驅動和追求可持續發展。

(一)政府的直接推動由于商業性小額信貸不僅具有減緩貧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機構自身還具有盈利、持續擴大服務覆蓋面的可能，各國政府高度重視推動小額信貸的商業化發展。一方面，政府積極出臺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從事小額信貸業務。在政府的推動下，一些正規金融機構在對小額信貸認識不多的情況下開展了小額信貸業務，這直接推動了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例如，著名的印尼人民銀行農村信貸部是印尼最大的MFIs，擁有散布在城鄉的4000個機構，服務于310萬借款客戶。另一方面，政府為小額信貸初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在發展初期，MFIs往往面臨較多困難，難以實現盈利，一些國家政府為此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引導MFIs走上商業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在小額信貸組織設立之初，明確其貸款是政府扶貧信貸的一種補充形式，并為其提供2億馬幣的無息貸款，占其本金的59%。

(二)商業利潤的驅動政府對小額信貸商業化的推動是一只看得見的手，商業利潤的驅動則是一只看不見的手。Charitonenko指出，小額信貸商業化是遵從市場發展原則或利益驅動的結果。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小額信貸商業化程度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利益驅動引起的，因為投資者期待MFIs在服務貧困人群的同時為投資者創造盈利。國外成功案例也證明，小額信貸商業化創造了較高的資本回報率。例如，印尼人民銀行農村信貸部1988年被逐步改造為按商業規則運行的MFIs，在有效地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信貸服務的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其2001―2003年的資產回報(ROA)分別為1.5%、1.9%和2.7%，權益回報率(ROE)分別為24%、28%和38%，這樣的業績大大超過了商業銀行的平均水平，并于2003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資料顯示，世界上最好的MFIs的ROE，在2003年超過了全球盈利前10名商業銀行16.2%的平均水平，許多拉美國家小額信貸機構的ROE甚至超過一些商業銀行40%-50%。

(三)追求可持續發展在小額信貸發展的早期，擴大對窮人的覆蓋面是其主要目標，隨后，財務可持續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具有財務可持續的MFIs可以穩定地提供小額信貸業務，這種穩定來源于MFIs創造收入的能力，即可以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生存下去并獲得收入，而來自于政府或民間的補貼往往是不可持續的。MFIs要長期地生存下去，必須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即在不需要外部資助的條件下實現自我生存和發展。Alexandra指出，世界上7000多個由NGOs經營的小額信貸項目中，只有不到1%實現了財務可持續。Mehan發現，從全球MFIs的發展來看，正規機構僅占10%左右，非正規機構占到90%左右(圖2)；在正規機構中，約有150家MFIs是受監管的，并具有完全的財務可持續性，占比僅為2%左右，另8%的MFIs規模相對小一些，大部分受監管并基本能實現財務可持續；在非正規機構中，20%為NGOs，基本能實現盈利，70%為新成立的MFIs，無法實現盈利，且根本沒有被納入監管體系中。由此可見，那些接受監管的正規MFIs更容易獲得盈利進而實現財務可持續，因此，很多NGOs開始轉型成為正規MFIs，這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小額信貸商業化的步伐。

三、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的影響

(一)小額信貸商業化的積極影響Helms等指出，MFIs被納入一國正規金融體系后，采用國際標準財務制度，用自負盈虧率和資產回報率等財務指標來衡量是否成功，實現數據公開透明，這有利于MFIs的正規化、商業化發展。小額信貸商業化支持者認為，由于遵循市場化發展原則，商業性MFIs不僅能實現財務可持續，而且能最大限度地覆蓋貧困人口。在拉美地區，剔除通貨膨脹和所有補貼因素的影響之后，無論是進入小額信貸領域的正規金融機構，還是轉型融入正規金融體系的NGOs，其商業化對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都具有較為明顯的積極影響。從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商業化的積極影響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效地減緩貧困隨著商業化MFIs數量的增長，這些機構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其服務低收入群體的能力也得以增強，可以服務更大范圍的客戶，此外，還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小額信貸市場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服務，從而有效地減緩貧困。Charitonenko指出，除了NGOs類型的MFIs外，農村銀行、合作社等也加入到MFIs商業化的行列中來，它們從商業化MFIs成功的經驗中認識到，只要通過合適的方法和技術，窮人也可以為機構帶來盈利。MIX的統計數據表明，在2010年全球的1271家MFIs中，實現高覆蓋水平的MFIs為307家，中等覆蓋水平的為237家，低覆蓋水平的為502家，另外225家無法統計其覆蓋水平的多為新成立的MFIs。在實現高覆蓋水平的307家MFIs中，有254家實現了可持續發展②，占比高達83%，可見，在小額信貸商業化理念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MFIs能更加有效地減緩貧困。

2．極大地提高MFIs效率隨著NGOs等類型的MFIs轉型為商業性MFIs，以及越來越多的商業銀行通過降級方式進入到小額信貸領域，小額信貸市場的競爭性不斷增強，持續推動MFIs進行貸款技術創新、人力資源培訓、金融產品研發，并最終大幅提高其運營效率。Helms等指出，MFIs總經營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競爭，競爭刺激了效率的提高。據MIX研究數據，那些具有可持續性的MFIs的確在提高運營效率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經營費用占資產的比重由2007年的10.58%下降到2010年的8.1%，經營費用占貸款組合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0年的10.63%。

3．獲取廣泛資金來源由于商業化運營的MFIs往往具有更透明的治理結構、更好的運營績效，因此，其對商業資金的吸引力也更大。Joan認為，對于那些有商業資金投入的MFIs，它們往往擁有一套有效率的價值鏈，由于投資者預期有較好的回報，這些投資者會密切關注獲得商業資金的MFIs，并會對這些機構進行監管。Wharton研究指出，2004年至2006年面向小額信貸機構的國外投資額翻了3倍，達到了40億美元。MIX的統計數據也表明，全球MFIs的商業性資金來源總體上呈穩定增長態勢，2005―2009年商業資金來源占比一直穩定在60%左右，2010年實現了較大的飛躍，達到了80%(2010年全球MFIs共獲得約15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商業性資金投入約120億美元)。從2010年全球小額信貸機構獲取的商業資金構成情況看，國際商業資金占比約為40%，本地商業資金投入占比為60%左右。

(二)小額信貸商業化的消極影響然而，小額信貸商業化帶來的不僅是積極的影響。商業化MFIs的平均貸款規模大幅提高，富裕客戶占比迅速增加，這意味著商業化MFIs在逐漸偏離其堅守的社會目標。從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商業化的消極影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1．導致“目標偏離”在小額信貸商業化的背景下，MFIs為了商業目標可能會偏離其服務低收入群體的社會目標，MFIs的商業化往往意味著對窮人覆蓋面的縮小，從而產生所謂的“目標偏離(missiondrift)”問題。Cull等指出，如果MFIs在發展過程中為了實現投資者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富人在新客戶中所占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大，甚至改變原來為窮人服務的初始目標，將服務對象轉向富裕人群，產生目標偏離。Daley-Harris發現，1997年全球MFIs服務的最貧困人口占其總服務人群的56%，2005年該比值達到了72%，2005年以后該比值一直在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MFIs將目標客戶群體由窮人轉向了并不是那么貧窮的客戶。Ylinen則明確指出，從MFIs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情況分析，拉丁美洲的MFIs服務的貧困人口占比最低，這是由于該地區貧困人口相比世界其他地區要少一些，而更大的原因是該地區MFIs的商業化水平較高。

2．導致惡性市場競爭適度的競爭有利于小額信貸行業的發展，但是過度的商業化會導致惡性競爭。隨著小額信貸的商業化發展，逐利資本的大規模涌入可能導致小額信貸市場出現無序競爭，貸款的基本準則也會被扭曲。何光輝等指出，在利潤的驅使下，MFIs無節制地向窮人貸款的直接后果是過度借貸，即借款人從不同渠道獲得多筆貸款，而自身并沒有相應的償還能力。Chasmar的研究證實，在2000―2005年，拉美地區的MFIs一味地過度追求商業化，各家機構竭力爭搶客戶，放松了對借貸者信用、還款能力的考察，發放了大量的小額貸款，一家機構的客戶往往也是另一家機構的客戶，客戶過度負債情況嚴重；2005年以后玻利維亞、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等國小額信貸客戶均出現無法償還貸款的情況。EDA/CGAP對2009―2010年印度科拉爾鎮(Kolar)的研究發現，該鎮MFIs9家中的7家，至少有33%的客戶擁有1筆以上的貸款，20%左右的客戶有3筆以上的貸款。

3．易受資本市場波動的影響如前文所分析的，小額信貸商業化的一個直接表現是拓展了商業資金渠道，MFIs不僅從商業銀行獲取資金，還通過在資本市場上市、發債等方式融資，甚至接受私募基金的投資。由此也使得MFIs與資本市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系，更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Kantak發現，2008年投資者投資于小額信貸的表現明顯優于其他投資，其收益率在4.9%-17.0%之間浮動，但商業化小額信貸受2008年融危機的影響較大，其債券收益率下降為3.1%-15.2%。CGAP[14]證實，在2009年MFIs類機構的ROE中，柬埔寨的水平最高，為26.7%，而塔吉克斯坦的水平最低，只有-3.2%，這僅僅是2007―2008年時各國ROE平均水平的一半。2008年巴基斯坦、尼加拉瓜、摩洛哥、印度先后爆發小額信貸危機，不良比率陡升，以巴基斯坦為例，其不良貸款率由危機前的2%-4%攀升至危機后的13%。這樣，最直接的后果可能是，由于商業化MFIs在金融危機中表現不佳，投資者會減少投入。

四、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的啟示

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趨勢明顯，其帶來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對中國快速發展的小額信貸事業具有重要的啟示：一是應推進利率市場化。在小額信貸發展的早期，很多國家設置了利率上限，但隨著小額信貸商業化，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松了利率管制。MFIs因地制宜制定利率，確保利息收入覆蓋其全部運作成本并獲得贏利，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利率市場化是小額信貸實現商業可持續的重要條件。由于中國尚未實現利率市場化，各類MFIs貸款利率均不得超過基準利率的4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因地制宜制定利率的靈活性，并影響機構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續發展。從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經驗來看，中國應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放寬小額信貸的利率限制，增強機構的盈利能力，以擴大對低收入人群的覆蓋。二是應拓寬資金渠道。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發展的經驗表明，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對MFIs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中國小額信貸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拓寬資金渠道，獲取可持續的資金來源。首先，政府應積極引導商業銀行向MFIs提供資金，可通過稅收、貼息等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向MFIs投入資金；其次，借鑒國外MIVs的發展經驗，推動發展中國小額信貸批發基金，拓寬MFIs的融資渠道；再次，從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經驗看，可探索MFIs進入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債券融資，鼓勵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商業資本投向MFIs；最后，有條件地允許部分優秀的MFIs吸收儲蓄，逐步探索MFIs進入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融資。三是應加強風險管理。如前文所述，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可能導致MFIs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加強風險管理應該成為商業性MFIs的重要議題。就中國小額信貸行業來看，既有傳統商業銀行(如農行、農信社、郵儲銀行)涉足小額信貸業務，也有專門經營小額信貸的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這些機構都是按照商業模式運營的，其資金部分來自資本市場，這使其風險問題更加突出。因此，從事小額信貸的機構必須高度重視風險管理：一方面，應不斷優化資金來源結構，降低來自金融市場的風險；另一方面，不斷完善風險控制制度，完善貸前、貸中、貸后各個環節的操作流程，降低來自信貸投放過程中的風險。四是應優化金融監管。在小額信貸商業化背景下，MFIs可能出現惡性市場競爭，因此，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優化金融監管。針對中國小額信貸市場的現狀，政府應當從以下兩個方面優化監管制度：首先，在統一監管框架下實施差異化監管，應當將小額貸款公司、NGOs小額貸款組織納入銀監會的監管范圍，在統一監管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機構實施不同的監管安排。例如，小額貸款公司由于不吸收存款可以實施非審慎監管、對村鎮銀行的監管應區別于普通商業銀行等。其次，積極引入外部監管。例如，應積極組建小額貸款公司行業協會，構建地區信息交流平臺，借助行業協會強化自律監管；積極推動小額貸款公司外部審計和信息評級機構的發展，逐步強化小額貸款公司財務透明度和規范性，推動其健康持續發展。此外，應在小額信貸行業大力推行社會績效管理(SocialPerformanceManagement)。社會績效是反映小額信貸機構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其承諾的社會目標的一個概念，在此基礎上，國際小額信貸行業還開發了社會績效管理框架。針對小額信貸商業化可能導致的目標偏離問題，有必要引入社會績效管理框架：通過制定明確的社會目標、管理達到社會目標的過程、充分利用信息改善社會績效、定期評估并公布社會績效等制度化的措施確保MFIs瞄準低收入群體等目標客戶，防止目標偏離。

總之，小額信貸的發展需要政府制定一個全面的發展戰略，著重強調監管與能力建設，這樣小額信貸才能逐步走上健康的商業化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小額信貸雖然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但其發展仍然充滿諸多挑戰，借鑒國外小額信貸商業化發展的經驗，對推動中國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張正平圣英穆春會單位：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