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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針對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利益集團、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利益集團全民基金國企改革

一、關于利益集團的問題

作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華文化所散發的魅力及其曾經造就的輝煌是不容質疑的。但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用大炮打開國門，西方文明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大行其道，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無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試圖靠抓住舶來品來當救命稻草。改革開放以來，傷痕累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不斷的修繕和發揚。但在與強大的以高科技高質量商品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競爭中，中華文化仍未表現出人們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夠的自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外來文化的迷信或者說薄弱的抵御力。這也是為什么現在一有談到經濟模式，不論是以前的蘇聯模式，現在的美國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對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國一夜之間變成他們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樣，中國才有出路。但我們對蘇聯模式的盲目照搬，給我們帶來的卻并非通往繁榮之路。最終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獨立自主地實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認，某些模式在一定時期一定環境中展現出較強的生命力，但每個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長、發展及益于優越性發揮的社會、歷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無法規避的限制因素。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早就告訴我們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對任何舶來品都不應盲目照搬甚或頂禮膜拜。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應善于有選擇地借鑒舶來品的長處，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辨證取舍、擇善而從。此外，借鑒利用舶來品不應超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華文化就像一個框子，對任何舶來品都應首先大體地“框”一下，符合規格或接近規格的就可以堅持，不合規格的那就需要根據中華文化進行轉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輸出發展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理論。這點也適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任何對其固化與教條都可能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這里還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如何保證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還沒有統一確定的標準。有人可能會問是否可以套用“三個有利于”標準，假如可以，那俄國及東歐諸國如果在今后的某個時期實現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那么它的那種轉型是不是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呢？顯然不是。所以，這方面的標準還有待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與發展。我們雖然無法做到用未來的實踐確定現在的理論是否正確，但我們可以用歷史的方法通過過去實踐對理論的檢驗來總結經驗和教訓，作為我們現在對理論堅持和發展的參考。我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才能基業長青，才能造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此，實踐中我們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要高舉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偉大旗幟，因為它們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大旗插到了中華優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總而言之，任何一個經濟模式、制度、機制和文化等舶來品，不論其有多么先進多么優越，都只是我們在實踐中學習或利用的對象，都應該根據中華文化以及具體國情加以轉化。

二、關于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問題

在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是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這兩大階級都高度組織化，全國絕大多數受雇傭的職工都參加了總工會（LO），而全國絕大多數企業主都參加了雇主協會（SAF）。兩大階級性組織，各自都有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系統，兩大階級既對峙又合作。兩大全國性組織定期談判和簽訂工資及勞保協議，政府只是在雙方有重大爭議時才介入。從斯德哥爾摩高處看，全國總工會（LO）和全國雇主協議以及國會三座大廈，彼此近距離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撐著這個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福利國家”。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體為尋求更大的利益而組織聯合成較大利益團體在利益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與工人階級聯合斗爭所表現的強大力量分不開的。在單個工人與單個企業主談判的過程中，工人往往處于劣勢，難以維護自身利益，更不用說擴大利益了。在一個無法實現民主的國家里，普遍的現象是強勢集團總是不斷“剝削”弱勢集團。在民主國度里，政府從公共利益出發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剝削的程度，但對弱勢群體而言，關鍵還是要實現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聯合，從而不斷增加在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中獲取勝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實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工人與企業主兩大階級都實現了高度組織化，兩方可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進行利益談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頭獨大、過分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爭議時，政府會介入進行調節，盡量避免矛盾激化。這種政府調節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證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損害而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又使企業主的利益不被過分剝奪而保證了企業主的積極性，從而使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是難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觀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一個強勢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現斗爭雙方任一方的過分強大。但隨著民主意識的深入與建設服務型政府呼聲的日益高漲，政府力量不斷削弱。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借鑒瑞典政府的做法，對斗爭雙方或者博弈雙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勢群體組織，進行恰當地引導與培育，不斷實現斗爭雙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懸殊而導致社會利益分配的極端不公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達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時，各階層實現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斷趨同，利益集團也將完成歷史使命而趨于不斷消亡。

三、關于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

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本質應該是產權制度的構造和要素市場的形成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久而有之。榮格模式、布魯斯的分權模式、錫克的宏觀收入計劃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理論、斯卡的“個人社會所有制”等都對二者的兼容性進行了探索，但并沒有多大的進展。經濟史學中，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共同信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決不相容。例如1875年，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又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西方學者以米塞斯為例，在他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經濟行為，必須有合理的成本計算和利潤計算，合理的經濟計算需要一個競爭性貨幣價格體系，只有私有制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才有表現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資源配置的合理計算，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取消了競爭性市場，就不可能產生均衡的價格體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市場價格體系與社會主義兩者互不相容，“市場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是不能被人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市場經濟，兩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