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稅收負擔影響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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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的稅收負擔與國家的經濟和企業的發展緊密相關，長時間以來，稅負問題.一直受到上市公司.的密切關注，對其的研究牽涉到多個學科，涵蓋了稅收、會計、經濟以及財政學等一系列的領域，就研究內容方面而言也頗為詳實。本文的目的，就是對企業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從稅收和非稅兩個方面進行梳理，并進行總結，希望能夠為政府的有關部門及企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

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稅收因素；非稅收因素

一、引言

對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的研究，是國內外眾多學者關注的重點。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上都越來越細致，但國外的背景與政策與我國都不相同，其研究結論雖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卻不太符合現在我國企業的發展趨勢。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開始較晚，而現有的研究和結果大部分是針對理論分析所得，且大部分是對于稅收改革之前稅收負擔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目前研究大都著眼于整體行業的稅收負擔研究。本文將稅收的影響因素分析可從兩個角度入手，即稅收和非稅收因素，而后者又涵蓋了行業和個體兩部分。個體因素一般包括：公司規模、債務水平、股權結構、資本結構、盈利能力、管理層激勵等。

二、基于稅收因素的研究

1.法定稅率。Gupta和Newberry（1997）通過運用1982-1987年和1987-1990年的兩個面板數據，發現美國1986年的稅制改革對公司所得稅稅負有顯著影響。Richardson（2007）對澳大利亞稅制改革前后的92家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同時得到了此結論。2008年國內開展了新企業所得稅之后，法定稅率調整為25個百分點，低稅率則為20個百分點。李增福(2010)研究了稅改之后，我國上市公司現實稅負所產生的變化情況。結果看到，法定稅率的減少，有助于降低企業所承擔的現實稅負情況，這一點和王延明（2002）實際稅負和法定稅率敏感度較弱的結論有所差異。其認為原因主要是隨著新稅法的執行，區域差異減少，稅收政策的產業導向性愈發顯著，針對取消、延緩稅收優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因為設置延緩期不僅僅有效地控制了所得稅，同時也切實地完善了新舊稅法之間有效的過渡。

2.稅收優惠政策。就政府而言，也可通過該政策完成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加大宏觀調控的執行效力。對于企業來說，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進行合法避稅，降低企業的稅費。對于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稅收負擔的影響，最早Siegfried（1974）考慮了稅收優惠政策，分析得出了生產和礦業的ETR，結果看到ETR為39個百分點，這一點較之于法定稅率的52個百分點有著不小的差距，作者提出這方面的差距源于特別條款和稅費抵扣等一系列的因素。我國李增福和徐媛(2010)提出稅法實施過程之中，往往會出現一系列的稅收優惠，企業的避稅活動，如此也導致名義稅率常常無法充分地展現出企業所應繳納所得稅的具體情況。湯寅昊（2013）以我國鋼鐵行業的2007-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研究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稅負影響最大，且顯著為負。

3.稅收征管。Michael(1972)就稅收征管對實際稅負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們研究了納稅個體是否在嚴格的監督及約束納稅的情況下會故意的少報收入來避稅，以及造成這種行為的原因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一是懲罰率越高實際申報額也越高。二是加大稽查力度會使實際申報額升高。三是稅率對收入的影響不能確定。袁建國、后青松及范文林（2015）以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研究了稅收負擔、稅收征管等因素對所得稅有效稅率的影響。研究顯示，稅收征管強度越低，稅收負擔越重的公司，有效稅率與法定稅率的差異就越大。

三、基于非稅因素的研究

1.行業因素。通過有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到，產業政策將會對企業的稅收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也會使得各個行業間的有效稅率出現顯著的不同，企業所在行業類型同樣會對其避稅活動造成顯著的影響。Rosenberg（1969）通過研究顯示，美國農業、紡織業、地產業等多個行業的避稅活動較之于其他行業要更為顯著。而Zhan和Adjikari（2003）也將馬來西亞的酒店業和制造業作為研究的對象，也發現這一結論。我國學者也曾經開展過對此的研究。丁琳（2000）分析了我國21個行業多達百家企業的稅收狀況，得出結論即各個行業的稅收負擔具有一定的區別。張倫俊和李淑萍(2012)也得出此結論。面向單一行業的稅負情況，我國也同樣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國平和張海瑩（2010）研究了某縣煤企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結果表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水平高于應繳稅費負擔水平。王素榮、徐明玉（2012）以地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地產業稅負要超過其他行業的稅務壓力。洪群聯(2012)針對2005到2009年間國內服務業稅務狀況展開了系統的研究，結果看到，服務業稅負的增長較迅速，金融、批發和零售業是稅負壓力最為顯著的行業。

2.資產規模。規模對于企業而言無疑是最基本的特征，關于資產規模與所得稅稅負的關系存在兩種假說。第一類觀點是Siegfried(1974)提出的的政治權利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規模越龐大，則其越具備相應的實力和動機進行政治游說，并且有足夠的資金聘請專業人員來進行稅務籌劃。這個假說最早由Porcano（1986）進行了實證驗證，作者使用美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資產規模與企業稅收負擔呈負相關。該假說得到了多人的支持，如Richard和Lanis(2007)的研究也得出此結論。而Kitao（2010）認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稅務部門拓展稅基，同時對大企業給予給多的稅收優惠，從而激勵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此政府不僅僅可以取得更大規模的稅收，同時也可以顯著的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第二類觀點是由Zimmerman(1983)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的規模愈大，則其就越易于遭受公眾的監督，同時稅務部門的監管工作也更可以有效的開展，所以其稅負壓力較之于中小企業更加顯著。Hanlon（2010）提出若大企業運用一系列的資源實施稅務籌劃，則往往會由于遭受媒體的負面關注而產生一系列的損失，形成政治成本，ETR也相對較高。基于以上兩種假說，國內學者對于資產規模與稅收負擔關系的研究結果也各不相同。王延明(2003)研究結果表明：從1997年開始，資產規模和ETR之間呈現出正向相關性，然而資產負債率在次年和ETR則表現為負向相關。安福仁和馬之超（2012）使用面板數據分析了我國19個行業的上市公司有關財務信息，結果表明固定資產規模和企業應納稅款二者間表現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劉建權（2013）通過研究發現，我國資產規模比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稅負也越大，而這一點也和政治成本假說相統一。

3.債務水平。由于稅法規定股利是從稅收利潤中支出，而負債利息卻可以在稅前扣除，所以企業的融資結構會對其ETRs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財務杠桿高的公司，其稅收負擔就越低。Richardson和Lanis（2007）的研究證明了資產負債率與ETRs存在顯著負相關。但也有不同的觀點，Defond(1994)和Sweeney（1994）利用就企業債務狀況和盈余管理二者間的關系實施進一步的分析，結論為負相關。作者提出企業為減少債務違約開支，將不會應納稅所得額進行控制，而是利用提高會計利潤的措施實施盈余管理，所以企業的債務水平與應納稅所得額無關。我國的劉建民，李桂英，吳金光（2013）通過分析了45家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性。另外，王素榮、張新民（2006）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卻恰恰相反，其提出因為債務資本在一定意義上和權益資本相近，可以為企業產生投資回報，同時在財務杠桿的影響之下也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顯著的價值。企業會充分地運用負債資本提升企業收益，以期盡可能地提升杠桿效應所帶來的影響，導致企業應稅所得基數顯著提高，進而使對應的稅務負擔提高。張金海（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這一結果。

4.固定資產密集度。由于稅法規定折舊和攤銷可以稅前扣除，理論上而言固定資產密集度與資產的折舊抵稅效應相關聯，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從而導致企業稅收負擔也會越低。Stiekney和MeGee（1982）、GrantRichardson（2007）等的研究都發現資本密集度越大，公司稅收負擔越低。但也有不同的結論，Miao(2009)發現有效稅率與資本密度并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我國稅法要求，固定資產折舊可以在當期稅前進行抵扣，不僅如此稅法支持企業實施加速折舊，因而就理論角度來說，資本密集度愈高，折舊幅度越大，應納稅所得相應的較低，稅收負擔自然會明顯減少。但國內學者王延明(2002)、樸姬善(2005)實驗研究顯示，國內資本密集度和ETR均值的反向相關性并不顯著。

5.管理水平。Doyle（1999）提出，公司股東如若采取基于業績對經營者實施獎勵的薪酬制度，則企業的ETR將會得到明顯抑制。Graham和Tucker（2006）通過分析顯示，通過實施管理者股票期權，有助于其積極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擴大減稅的規模。Desai和Dharmapala（2008）通過分析顯示，就公司治理而言，若賦予企業高管股權激勵，可以有效地減輕企業的稅負壓力。但是Philips（2003）通過對應的研究了經理人和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和實際所得稅之間的關系，結果看到經理人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稅率之間呈現出負向相關性，然而首席執行官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之間則無顯著關聯。我國劉華等（2010）提出，增設涵蓋了薪酬激勵的管理層激勵將會對公司稅務籌劃產生顯著的影響，進而導致實際稅率有所減少，同時公司的所有權屬性同樣對此產生顯著的影響。相應的，呂偉、李明輝（2012）從2001年到2007年將接近四千家制造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同時看到伴隨管理層薪酬、股權激勵的提升，企業的實際稅負將會明顯減少，重點是由于管理層獲得了更強的動力來承擔更顯著的稅務籌劃風險。

6.盈利能力。對于盈利能力與稅收負擔的關系，Jansen（2005）通過實證分析也發現了其和ETR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作者認為企業盈利能力越強，相應的應納稅所得額就會越多，因此企業的稅收負擔就越高。但Adhikari（2006）將馬來西亞公司的有關數據作為研究的基本目標，結果上也充分表明，盈利水平和ETR間有著明顯的反向相關性。我國的曹書軍，張婉君（2008）通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發現在稅收優惠廣泛普及的情況下，企業的獲利水平和股權結構方會對ETR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同時得出結論資產負債率與ETR呈負相關關系。周國棟（2012）以2006-2010年我國A股上市的能源企業為樣本，研究得出了盈利能力對企業稅負有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劉愛明和劉冬榮（2011）、王新安、張力多（2014）也支持這一結論。

7.股權結構。國企和非國企的效用函數具有一定的差異同樣給企業的稅負帶來了一定的影響。Spooner(1986)提出企業中的國有控股有助于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然而，再將國有股權比重視作為稅收負擔的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未曾看到國有控股和企業稅負之間具有顯著關聯。而TaoZeng（2010）驗證了股權集中性水平與國際持股對國內上市公司稅負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性，結果看到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有更低的實際稅負。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最大股東是國家的企業更多的是追求社會目標，而不是以稅后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就國內而言，葉康濤（2005）分析了國家性質對公司盈余管理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在表現為國家控股的情況下，有著更強的能力掌控非應稅項目進而科學避稅，進而減少企業稅負。曹書軍和張婉君(2008)通過分析發現，股權結構和稅負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向關系，其提出通過國有大股東控制的公司，大股東可能會利用積極地繳納稅款來提升地方財政收入，進而贏得政府對其本人或者是企業的支持。邢星（2010）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

四、結語

經過對國內外有關文獻的研究可以發現，國外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說較早，有關的研究大部分是將ETR作為計量的標準，研究范圍比較廣，探討了稅收因素及非稅因素對實際稅率的影響，重點研究了非稅因素對稅負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給企業實施納稅籌劃帶來了根本的保障。國外文獻對稅收因素的影響結論較為統一，都認為法定稅率、稅收優惠政策及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的變化會影響稅收負擔的大小。在非稅因素方面，單獨針對于行業因素的研究較少，針對個體因素的文獻較多。研究普遍認為影響稅收負擔的因素主要有資產規模、資本密集度、負債比例、盈利能力、薪酬激勵制度、研究開發費用、子公司的數量等，同時因為研究的上市公司所在的國家的區別，相應的稅收政策不同，最終的結論也會呈現出一定的差異，這同樣是需要我國學者需要著力加以分析的核心所在。我國在稅負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對較遲，就我國特殊國情，國內研究者選擇了多個角度，研究對上市公司所得稅產生影響的要素。國內在此方面的研究尚且不到位，目前大部分是針對國內整體上市公司在新稅法改革前后對應的所得稅稅負的變化進行研究，很少有針對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方法、稅收征管環境、稅收優惠政策等因素的分析。由于我國在2008年前采取分行業分地區的稅收制度，所以我國針對行業因素及區域因素的研究較多。通過研究結果看到，在2008年實施稅改之前，國內各個行業、地區所承擔的稅負具有相當大的區別，新稅法得以落實之后，其對應的行業和地區性差異將會有所降低。我國對企業個體因素的研究較少，主要研究了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盈利能力、管理層激勵、股權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并且通常將國內上市公司整體作為研究的對象來分析。

作者：陳與佳 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