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語境教育投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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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幾年來，關于“教育產業化”的紛爭一直就沒有停止過，然而，伴隨著這場爭論，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真可謂是“兩岸猿聲蹄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認為，“教育產業化”的理論爭鳴與實踐摩擦內蘊著巨大的學術價值和思想空間。我們既要正確地認識教育對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的功能，又要清醒地認識教育對人與社會發展的經濟功能；既要防止經濟學話語霸權無視教育活動豐富的人文底蘊而對教育圣地的庸俗化、簡單化，又要警惕一些教育理論家們抹殺一線教育工作者教育實踐智慧的空洞無物的“理想”鼓噪以及對教育的經濟功能的熟視無睹。其實，任何理論的分析視角、任何行動的價值取向都與特定的語境相關聯。當越來越多的文化現象、社會現象使我們見仁智時，當越來越多的理論爭鳴、思想交鋒讓我們莫衷一是時，我們需要厘清語言的內涵與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在特定的語境中找尋問題解決的進路與方法。從教育投資的語境世界出發，我們認為，教育是既是當代和未來最具普遍性和需求擴張性的宏偉事業，又是市場十分廣闊、開發潛力巨大、投資收益較高的文化產業。

一、教育投資的語境

由于語言一旦形成穩定的制度，便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和功能，它不僅僅屬于個人的范疇，更具有了社會的范疇。換言之，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學會在語言中棲居”。隨著我國對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研究日益深入，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教授等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在我國逐步受到重視。這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具體的語境。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無論實物形態的資本還是科學進步都不能解釋生產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力獲得的能力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的源泉。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教育、健康、訓練、移民和信息取得方面的開支所形成的資本。這些資本會長時間地提高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改善所有者的健康，或增加所有者欣賞藝術的能力，或提高獲取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他指出，“人們獲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識是一種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資的結果，這種結果同其它人力投資結合一起，是造成技術先進國家生產優勢的重要原因”，“這種新型資本比特定的舊式資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項投資活動，是一種創造資本的方法……國民收入增長中很大一部分，指現實經濟增長中實際增長率大大高于總投入增長的那一部分，可以歸根于這種資本的形成”。

西方經濟學認為，凡是用于生產、擴大生產能力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物資均稱為“資本”。這個定義認同資本能夠長時間帶來有用的產品和收入，按照社會發展對“產品”的延伸理解，應該還包含知識、技能等無形資產，而“收入”還應延伸到人的感覺愉悅、身心健康、自我價值實現等非貨幣報酬。

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一種重要方式，甚至是人力資本投資中內容最廣、意義最深遠的一項投資，它不僅能夠產生收益，而且這種收益放大到社會層面，即通過個體的文化水平提高，來提高人力資源對信息、知識、技術的獲取、運用和轉化能力，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舒爾茨曾指出，國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長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資這種人力資本促成的，教育所帶來的是文化與經濟上的雙重效益。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已經在實踐中已得到證明。

人類對自身的投資一直是很大的。但按照傳統的經濟觀點解讀，它屬社會消費的范疇，而只有把這些開支看作是人力資本投資，經濟增長中的許多難題才能迎刃而解。它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現有的人力資源開發利用觀念及采取相應的對策，并將其轉化為人力資本，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本要素。

其次，關于教育投資的效益核算一直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和重視。由于教育投資所獲得的產出——人力資源知識存量的特殊性質，使得人們對于教育投資的經濟分析難度加大，也使得運用傳統的經濟方法無法計量與核算教育投資的雙重效益。

舒爾茨把積累在勞動者身上的教育投資量稱為教育成本，這種教育成本是以知識存量和技能存量形式凝結在勞動者身上，并給勞動者帶來一定貨幣和非貨幣收益，形成一定量的人力資本。他認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取決于使勞動者獲得這些資本而耗費的教育費用的多少，全社會的人力資本總量應是不同學歷勞動者人數與各自不同學歷的人均教育費用的乘積之總和。按照這一思路，根據1929—1957年追加的教育投資對經濟的影響，直接計算出教育投資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大致為33％，而另一位經濟學家丹尼森在他1961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中也運用自己的方法，對美國1929年—1957年的經濟增長因素作了分析，并進行了定量計算，得到由于教育投入而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長占整個國民收入增長23％的數據。雖然兩者通過定量分析計算出的數值不盡相同，但是兩者通用一種新的教育投資分析方法，計量了教育投資增長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從而進一步肯定了教育投資對GDP增長的重要作用。

二、我國教育投資狀況的國際參照

近百年來，世界各國主要經濟發達國家都先后實現了工業革命并開始向信息社會轉型。生產的機械化、社會化、信息化程度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必然要求社會能夠提供大批熟練的勞動力和各類專門人才，進而要求教育的普及與提高。因此，世界各主要經濟發達國家的教育隨著各國經濟的不斷增長而增長，不僅表現在教育投資絕對量的增長上，而且其教育投資的相對量也在增長。發達國家教育投資的變動大體經歷了以下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20世紀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期間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對教育培養人才的需求量大，因而教育投資隨經濟增長而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參戰國由于把財力主要用于戰爭上，教育投資比重出現波動和下降。

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1980年代初。在這期間，世界經濟恢復很快，各國教育事業費和教育基本建設投資的絕對量和相對量都呈現大幅上升趨勢。主要經濟發達國家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教育投資的增長率高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以美國為例，1966年至1970年，教育投資的增長率為13.76％，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7.13％;1971年至1975年，教育投資的增長率為10.16％，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9.59％。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世界各主要經濟發達國家公共支出的教育經費絕對量是隨經濟增長而增長的，但其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出現緩慢增長或處于相對穩定狀態。

第三階段，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突現。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在農業經濟時代不足10％，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達到40％以上，到知識經濟時代達到80％以上。發達國家清楚地認識到教育已成為重要的生產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起著基礎作用和推動作用。以美國為例，1982年至1994年，美國教育經費由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6.8％上升到7.9％，達到歷史最高紀錄。克林頓總統在第二任期內，他突出強調把發展教育列為最優先政策目標，1998年撥款510億美元作為教育經費。

從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教育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主要經濟發達國家教育先行的投資理念。教育在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出現這種趨勢，一方面是因為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條件下，經濟發展對教育的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對熟練勞動力和專門人才的素質要求也日益增多，教育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要部門，對教育的投資必然隨之增長。另一方面，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各國所承擔的教育投資也在不斷增加。統計資料表明，當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水平達到一定高度的階段，如果沒有重大科技突破，教育投資超前增長的幅度逐漸減落，并趨于同步增長。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堅持從國情出發，積極發展教育事業。但“窮國辦大教育”，教育經費嚴重短缺的情況日益突出，已成為阻礙我國發展教育事業的瓶頸。2000年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100000億元，2000年全國的教育經費總量為3849億元，國家財政性支出為2562.6億元，僅占GNP（國民生產總值）的2.56％。而美國早在1990年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總額就已達到2929.44億美元，占GNP的5.3％;1996年，總額達到3283.96億美元，占GNP的5.4%。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的資料，目前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37個國家中，平均教育經費占GNP比例4％的國家已有12個;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另一組有關教育狀況的數據表明，1994年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公共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我國的水平相當低，僅有2.2％，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2％，就連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也分別達到3.9%和3％。可見，即便我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教育投入的水平也是偏低的。

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4％”的目標。之后，又在《教育法》中以法律形式做出相應規定，以保障“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逐步提高”。教育部制定的《面向二十一世紀振興教育行動計劃》又重申了“4％”目標，可是實際情況不容樂觀。其中首要原因歸根于窮國辦大教育。我國還屬于發展中國家，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經費總數1.4％的財力，支撐著占世界學歷教育人口22.9％的龐大教育體系，政府承擔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盡管我國明確提出了“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但教育投資狀況與其他國家相比較，差距還是明顯的。因此，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將面臨著教育供求的矛盾。

教育投資主體的確定至關重要。教育投資的主體通常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居民個人等。美國是教育投資體系極為成熟的國家，其教育投資主體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多元性”。美國教育投資不僅有來自美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付的部分，還包括社會各部門和社會團體、組織及私人等的資助或直接投資，受教育者繳納的學費。科研、教學成果及其相關銷售服務收入，學校產業及其他經營勞動收入等幾個方面。而我國教育投資主體從1980年代后期至今，正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過渡，即以政府投資占絕對地位逐步向主導地位調整，在調整過程中也折射出了一些現實問題。

據教育部財務司編寫的《教育經費統計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分析數據：教育投資主體的主渠道——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量的比例，從1990年的68.97％下降到2000年的54.19％，下降幅度21.42％。與此同時，教育稅費所占比例也在波動中呈現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8.87％下降到2000年的7.38％，下降幅度16.79％。勤工儉學及社會服務收入從1992年的5.39％下降到2000年的1.48％，下降幅度72.54％。除了上述屬于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渠道所占比例下降以外，社會捐資、集資的經費所占比例也從1990年的8.60％下降到2000年的2.96％，下降幅度65.58％。教育經費總量中，占比例明顯增長的是學雜費，從1990年的4.96％上升到2000年的15.45％，上升幅度211.49％;社會團體及個人辦學經費所占比例雖然也在上升，但在總量分析中卻顯得微不足道。值得注意的是，不明原因的其他經費所占比例上升很快，從1992年的3.69％上升到2000年的12.78％，上升幅度246.34％。通過對教育投資主體構成的分析，表明我國近10年教育投資渠道逐漸變窄，政府教育投入相對量減少，教育稅費下降、社會服務收入、社會捐資、集資所占比例的大幅下降，只有個人教育投入在增加。

與國際成熟的教育投資體系相比較來看，這種調整趨勢并不利于我國教育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發展，這是由教育產業自身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例如，美國政府為保證教育經費來源的穩定，實施了多種多樣的教育經費籌措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立法。法律具有無條件執行的強制性，是美國保證教育投資穩定來源與穩定增長的最有效手段。美國實行分權制，教育經費也分聯邦、州、地方三部分撥款，并且自上而下確定教育經費總額，同時制定許多專門法律，如《國際教育法》、《高等教育設備法》等；第二，稅收。教育是一項公共事業，故而其發展也以稅收為主要來源。采取的方法，一是將其他稅收轉為教育投資，這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將政府稅收的一部分劃給教育，如美國的財產稅系由地方政府征收，主要用于教育，其中學區教育經費的99％來自財產稅；二是直接向國民征收教育費；三是征收教育特別稅。采取的方法是，減少學校的稅負。第三，設立教育基金。主要來源于政府撥款、機構捐贈、銀行、金融單位貸款，國際組織資助。第四，發行教育公債。如美國41個州都曾為解決校舍資金等問題發行過教育公債。第五，鼓勵捐贈以及提供優惠借貸等。從美國政府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多元化”的教育投資體系中政府仍然占據主導地位，而我國目前在教育經費、教育稅費、個人所得稅、社會捐贈的相互關聯性和相關立法方面還很薄弱。

上述分析數據還直觀地表明，在我國教育投資體系中，存在著政府投資的消極性與群眾投資積極性的現實矛盾。同時其他統計資料也反映了上述矛盾。1997年公布的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公告顯示，全國預算內教育撥款的增速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速4.67個百分點；1999年全國14個省（市、自治區）沒有依法完成教育投入，甚至個別省份還出現了負增長。與此相反地是，群眾的教育投資積極性高漲。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我國有90％的家長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0％的人表示為孩子上學即使舉債也在所不惜。在個人和家庭眼中，教育并不全是一種公共產品，投資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將來個人的回報，這種回報在個人利益上是獨自占有的。在這里，我們必須強調，決不能因為個體利益的獨占性，而縱容政府財政投資的惰性。恰恰相反，政府更應該登高望遠，站在全局的高度，保持在教育投資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經費總量的增長是非常快的。1989年至2000年，無論是教育經費總量還是財政性教育經費都至少翻了兩番。1989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為503.93億元，全國教育經費總計為578.26億元，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國教育經費總額的87.15％;經過5年時間，至1994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首次突破1000億元達到1174.74億元，全國教育經費總額達到1488.78億元，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國教育經費總額的78.91％;又經過3年的時間，至1998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再次翻番突破2000億元，達到2032.45億元，全國教育經費總額也翻一番為2949.06億元，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國教育經費總額的68.92％;2000年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國教育經費總額的66.58％。

雖然我國無論是教育經費總量還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的絕對數都在大幅上升，但是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量的比例卻在逐年下降，從1989年的87.15％下降到2000年的66.58％，降幅達23.60％。

該數據同時表明，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速度低于教育經費總量的增長速度，即教育投資的最大投資主體國家財政對教育經費投入的增長速度低于全社會教育經費總量的增長速度。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一個重要趨勢，這表明政府財政預算內的教育撥款與其他撥款存在長期性矛盾。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預算內的教育撥款的數量極為有限。一方面與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量不高有關，但更與國家財政性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過低有關。與經濟生產部門的投資水平相比，我國的教育投資水平遠遠落后，在有限的政府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常常為其他工程項目的撥款所擠占。

其二，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幾乎是免費的教育政策，教育投資一直被視為政府行為。在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后，我國政府才開始逐步對其他階段的教育實行收費制度。從國家預算內教育投資經費在各級各類教育之間的分配數據中（見表1)，我們可以客觀地看出，1996年—2000年我國預算內教育經費在各級各類教育之間的分配比例變化，呈現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經費所占比例上升，義務教育、職業中學和成人教育經費所占比例下降的趨勢。義務教育呈下降趨勢是應當引起高度警惕的問題。

近年來，雖然我國政府撥款有向義務教育傾斜的趨向，但總的來說，我國還存在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之間的投資倒掛的矛盾。數據表明，1997年我國大學生均教育成本為6800元，其中個人支付僅占38％;而同一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成本中，個人所支付的費用卻占了52％—58％。面對這一矛盾，有專家提出，應當把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區別開來，國家必須將有限的財力收縮到基礎教育、義務教育領域和少數國立重點大學，將非義務教育投資市場化，使教育經費的投入形成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導，社會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新機制，教育成本由政府、社會和學生共同分擔。

表1預算內教育投資經費在各級各類教育之間的分配

年份19961997199819992000

總計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普通高校18.9819.4821.4023.2724.18

2.基礎教育60.6361.0560.2259.4659.61

其中：義務教育53.754.0352.9052.1452.00

高中6.937.037.327.337.61

3.職業中學11.9910.479.749.258.43

4.成人教育2.642.682.372.222.15

5.其他5.766.316.275.795.63

相應地，教育投資體系中經費管理問題又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教育投資經費不足，一直是困擾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個“瓶頸”。過去集中而又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主觀上對國情認識的錯位，造成教育經費投資主體的單一化，政府幾乎是唯一的教育投資主體。其結果是，既導致國家財政負擔的不斷加重，又造成教育經費投入的嚴重不足。教育投入的短缺，一方面制約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影響了經濟建設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了促進和保證經濟增長，必須發展教育，而國家卻拿不出足夠的錢辦教育，教育投入的不足又抑制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問題陷入惡性循環。我國雖然在1990年代在教育投資來源方面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格局，企業投資、個人及家庭投資和其他社會投資在整個教育投資中占有一定的份額和地位，但政府投資在整個教育投資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社會捐資、教育投資的社會服務性收入偏低。

同時我國財政體制實行地是“分灶吃飯”的體制，各級財政的決定權在同級人大，執行權在同級政府，各級人大審議各級財政，上級人大和政府對下級政府財政支出的約束力不強，對預算和執行中出現的問題不能及時監督，對于違反《教育法》規定的依法投入的行為也沒有規定具體的處罰辦法。雖然《教育法》有明文規定：各級人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但目前全國只有北京市這樣實施。

在經費投入不足、監控不力的同時，又存在著嚴重的浪費性行為，其主要表現在結構性浪費。近年來，我國對高等院校的組織層次、學科和專業結構等問題作了調查，發現高等教育結構不經濟的問題依然很嚴重。我國現行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由于條塊分割，產生了不少類似經濟領域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人才，物力的浪費。我國為盡可能提高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種浪費和損失，進行了高校合并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在進入國際教育市場以后，這類問題應會得到較好改觀。

我國自古以來就崇尚教育、尊重知識，倡導通過教育“修齊治平”。人民群眾最舍得花錢的就是子女的教育，相當一部分老百姓都將教育投資列為最重要的家庭投資。關于我國居民家庭教育投資盲目性現象需要關注。

現象之一：隨著留學熱的不斷升溫，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出國留學已呈現低齡化趨勢。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每年至少有數十億元資金流向國外的各級辦學機構。澳大利亞教育經濟占國民經濟收入的30％，仍然還在不斷吸引各國學生赴澳留學。赴英國學習的中學生，需要出具家庭80萬元人民幣的存款單，每年用費不少于10萬元人民幣，一個大學生四年的學費和生活費不下四五十萬元。這些原本可以用于國內的教育投資，卻成了國外的辦學經費。這一方面說明國內的教育環境已無法滿足一部分家庭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城鄉居民原本打算用于教育的消費難以在國內得到實現，國內教育市場真正啟動。

調查表明，在家庭消費排序中，教育消費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家庭達68.8％，90％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家庭儲蓄的目的，子女的教育高居榜首，居民儲蓄用于教育的支出占10％，遠高于用于購房支出的7％的比重。估計全國居民潛在的教育費用支出每年約2500億人民幣，相當于全國財政性教育總經費。這種教育需求的旺盛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我國老百姓手中掌握著近60000億的存款，且不談大款，就小康之家或富裕人家，他們有諸多的需求，買房、買車、防病、養老，但放在第一位的還是對子女教育的投資。

國家在保證一般工薪階層的孩子、農民的子弟有學上的同時，應當允許老百姓根據孩子的狀況，選擇市、區重點校及準重點校，讓他們出一定數額的資助辦學款。不少家長認為三年或六年之后，學生們之間的差異，更多顯示的不是孩子智力的差異，而是所受教育環境的差異，這種對優質教育的需求遲早要打破現行的某些人為規定的升學政策。

現象之二：過分追求高學歷而造成無效投資和過度消費日益突出。家庭對教育的投資，已不是單純的消費性支出，應是一種資本性支出，是一種能夠帶來未來收益的支出，因此家庭教育投資必然要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眾多家庭出于對教育投資的私人收益考慮，如個人未來的收入增量、個人未來更大的擇業機會而增加的就業收入或減少的失業損失、個人未來為家庭其他成員所創造的收入機會等等，這些都推動著家庭對其子女人力資本的前期投入。針對當前高學歷者容易找工作并且有較高的勞動報酬和較好的生活待遇的社會現實，家庭投資傾向于高學歷，而不愿意投資中等職業技術教育。

現象之三：家庭教育投資忽視了精神和情感投資。不少家長認為對孩子的教育，是學校的事；有些家長忙于工作，無暇顧及孩子，忽略孩子的思想、性格、情感等，使得家庭代溝和隔閡越來越深，導致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此外，我國教育投資體制問題亟待理順。從與教育投資相配套的體制來看，我國的教育投資主要存在以下兩種制約因素：其一，教育法律法規的限制。我國現行的教育法律法規都明文規定不得進行以營利為目的的辦學活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同時又規定“設立高等學校，應當符合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符合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定：“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同時又規定：“教育機構的積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辦學條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資”。其二，投資領域狹窄。當前社會投資辦學項目主要集中在中小學義務教育及現有高等院校二級學院上，而這些領域一方面其公共產品特性較強，另一方面受國家教育法規限制較嚴，主要由政府進行投資興辦。

雖然教育法規定教育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學校按教育法的規定屬于非營利性質，但是假若學校經營管理有方，實際財務指標盈余，教育法并沒有規定此舉違法。教育投資的法律法規則應遵循市場規則。逐步拓寬教育投資領域，既有利于充分發揮政府投資主體的作用，又有利于拓寬教育投資渠道，使教育投資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三、我國教育投資的機遇把握與路徑探詢

眾所周知，我國已經正式成為WTO大家族的正式成員，這就要求我國教育必須與國際教育接軌。我國教育加入教育全球化的行列已是大勢所趨，因為WTO總協議把教育作為服務產業，所有WTO成員國均有權參與教育服務競爭，它覆蓋了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等領域（除去各國政府徹底資助的教學活動，如軍事院校、中央黨校等），指向凡收取學費、帶有商業性質的教育活動均屬于教育貿易服務的范疇。加入WTO后有利于我國進一步加強和明確政府在國家教育投資主體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我國政府進一步調整教育投資經費結構性短缺問題。在我國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將更加成熟，經濟運行也更加規范化、法制化，政府在經濟領域內的宏觀調控作用將進一步加強而不是弱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受教育自身屬性和特征的影響，個人、企業和政府一般都有其特定的投資領域和范圍。根據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應當充分發揮個人和企業對教育投資的積極作用，這也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遵循的一個重要準則。

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已成為整個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基礎，與經濟運行和發展息息相關，它全方位輻射性地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由于教育自身的特殊規律，決定了對教育投資效益的評價不能僅僅以經濟效益為準，而應該綜合考慮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992年，中共中央頒發的《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就明確地將教育作為“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因此，我們在觀念上應認識到教育是一個具有先導性、全局性、戰略性、后發性的基礎知識產業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應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教育產業是一個龐大的知識服務產業系統，它的核心是以提供學校教育、課堂教育和專業授受的專門服務為主體產業，以對主體產業起到支持保障作用功能的其他服務或生產產業組成輔助產業。教育的輔助產業包括教育教學設施建設、教材教具生產供應、教育物業管理、學生公寓、營養配餐、健康飲水、學生交通安全服務，教育基金、儲蓄、貸款、保險等金融支持，對高校科研成果技術轉化的風險投資，以及考試、留學、升學、就業指導服務等等。教育投資，就是要對教育主體產業和輔助產業進行市場化的開發經營，以達到為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機構提供功能完備的綜合性全程服務。

巨大的“賣方市場”給教育投資發展提供了空間。目前我國消費品市場有效需求不足，但教育市場卻是“賣方市場”，供給嚴重不足。根據教育行業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現在只有74％的小學生能夠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夠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夠升入高校。日本早在1978年中等教育入學率便已達到96.2％。截止到2000年，我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僅為10.5％，大學生在同齡青年中的比例只有6％。而與此對應的美國早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實現了大眾化（能夠容納適齡人口50％以上）。與國際市場相比，我國與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還有一段距離，這與我國的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教育資源有限，而市場和社會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因此增加教育供給，既可提高勞動力素質，又可滿足社會需求，具有多方面的意義。我國教育供給有很大潛力，近年來居民已經普遍認識到教育程度與其將來的收益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個人愿意在受教育上花費和投資，多年來民間形成的大量財富，需要增加投資領域；只要采取適當政策，把教育供給潛在需求開發出來，我國教育市場必將得到發展。

教育內容的多樣性促使教育投資的發展。教育的內容需要隨著社會進步不斷完善。一方面，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于藝術、文化等關系到審美和生活質量的教育內容及適應生活環境差異化、生活方式多樣化等非學歷教育、特色教育的需求日益突出，而我國以學歷教育為主的教育投入很難滿足這些領域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完成了學校教育的人，在參加工作后仍需不斷接受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素質教育、知識更新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教育已擴展到一個人的一生，唯有全面的終身教育才能培養完善的人。近年來，終身教育已經逐漸被各國認為是最適合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方式，成為各國教育的發展重點。我國終身教育處于剛剛被認識階段。因此教育內容的多樣性使教育投資成為必然，這里存在著我國教育投資的又一熱點。具有巨大隱形資產的學校可以面向社會舉辦終身教育培訓，如外語、心理咨詢、職業指導等，學校有形資產的充分利用既可以抵消無形損耗的程度，提高物資的利用效率，又可為在職人員提供終身教育的場所。

教育經費的不足客觀上促進了教育產業的發展。我國全日制在校生2.3億，占全球教育總人數的20％，規模居世界第一，而我國每年的政府教育投入僅占到世界各國教育經費總數的2％。我國教育經費投入的長期不足使人們對投資教育回報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據統計，在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中，每年國家財政撥款只占全部學校支出的60％左右，其余則通過各種社會服務等渠道獲得，以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近年來發展的民辦學校，絕大多數是通過投資回報來實現滾動發展的。因此，無論是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缺乏回報，必然步履維艱，教育經費的不足客觀上刺激了教育投資的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教育投資非均衡發展。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20多年來，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教育水平在區域間的差異十分明顯，中心城市和東部地區教育發展得較快，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和偏遠地區教育發展速度則較慢。在西部貧困地區，一些孩子依然因經濟原因而無法完成學業。通過調動東部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和中西部大中城市教育方面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貧困地區，幫助貧困地區改善辦學條件，更新教育教學觀念，此舉對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促進中西部貧困地區教育水平的提高將起到重要作用。

關于義務教育能否投資多元化的問題，理論界爭議很大。目前大多是從公共經濟學的原理來對教育產品進行界定，認為義務教育是公共產品，而非義務教育則是私人產品或者是準公共產品。熟悉教育史的人知道，歷史上最早的義務教育法（又稱強迫教育法）產生于16世紀的德國。至今，全球的192個國家或地區，已有170個國家或地區宣布實施義務教育。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勞動者知識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義務教育的標準也隨之提高，一些國家不僅普及了中學教育，而且正在實施免費的，或低學費的，或有補貼的大學教育。

世界各國在普及義務教育的過程中，遇到種種困難與挑戰，其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義務教育投資，主要涉及義務教育投資制度、教師工資制度以及特別扶持制度等三大方面。各國在長期推行義務教育的實踐中，逐步積累了經驗，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具有豐富內涵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這對于我國完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推進普及義務教育目標的實現，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世界各國，以全民性、平等性、普及性為特征的義務教育作為各國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石，一般均由政府直接組織、管理和投資，但投資主體的構成卻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義務教育經費的投資主體是由中央或聯邦一級的最高政府為核心構成，最典型的國家有葡萄牙、新西蘭和土耳其，中央政府投資達到100％;第二種模式，義務教育經費的投資主體由省、邦、州等高層次地方當局為核心構成，典型的國家有比利時（占到90％以上）、德國（占到

76％)，美國、日本、印度、瑞士等國均屬于這一類模式；第三種模式，義務教育經費的投資主體由市鎮、縣鄉、學區及其以下基層地方政府構成，最典型的國家是英國（占到92.5％)，中國、丹麥、挪威屬于這一模式。

以政府公共經費負擔義務教育重要意義，在于能夠通過政府公共資源的再分配，排除各種因素對義務教育的制約和干擾，切實保證一國范圍內義務教育的實際需要和均衡發展，并為每個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創造較為平等的機會。

義務教育公辦學校在政策上主體部分還不應產業化，但作為補充部分的民辦學校、民辦公助、公助民辦學校及圍繞基礎教育的教育邊緣產業如藝術學校、網絡培訓學校等仍然是有潛力的產業。

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培養人才周期長，因此，教育投資的周期也比較長，這就要求教育和教育投資必須先行，教育投資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我們希望政府采取財政擴張性政策，加強對教育的投資，把教育投資作為像高速公路、水利設施一樣的基礎設施來建設，這是推進教育投資進程的必要條件。眾所周知，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十年的發展和完善，市場交易品種日趨豐富，交易系統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們認為，發行教育債券正是時機，教育債券對居民投資偏好來說，是當前一項能吸引上萬億居民儲蓄的投資品種。同時，中央政府應加強教育財政立法，這是保障教育經費來源的重要手段。我國的教育經費來源，在《教育法》的“教育投入與條件保障”條款中作了規定，即“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渠道籌措為輔的體制”，“各級人民政府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統一的原則，在各項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以及教育財政撥款“三個增長”的重要準則。立法工作還應該針對教育投資體系的實際發展需要，從教育稅收、社會捐贈、境內外投資基金、企業資助辦學、民間集資辦學、中外合作辦學等多角度的給予政策支持和保障。

我國現階段教育投資經費呈現嚴重結構性短缺特征，即存在著巨大的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根據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最新界定，1998年，全國小學生人均教育事業費支出為370.79元，東部是西部的1.8倍，西部以貴州、陜西、廣西的投入水平最低；全國初中生人均教育事業費支出為610.65元，東部是西部的1.38倍。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1999年對《義務教育法》實施情況的調查顯示存在三方面問題：政府財政預算內撥款比例嚴重偏低，1998年僅為55％;城鄉教育費附加不能足額征收，農村則更低，1998年僅有50％左右；農村教育集資不能依法進行。

我國政府從城鄉經濟差距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加強對西部基礎教育的投入的同時，進一步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工作。同時，加入WTO有利于網絡遠程教育的投資。網絡遠程教育是現代教育的最重要形式之一。1984年，國家教育部和廣播電視部為適應形式的需要，成立了我國第一座沒有圍墻的大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開創了我國遠程教育的先河。據不完全統計，從1984年到1994年間，全國電大畢業生共有500萬人之多，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雖然廣播電視教育有著投資少、見效快的長處，但也存在著批改作業難、考試難、教師輔導難的缺陷。1996年，國家教育部正式實施網絡遠程教育，確定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4所高等院校為我國第一批開展網絡遠程教育的試點大學，在全國范圍內招收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國家教育部還決定在適當的時機取消對網絡遠程教育招生計劃的限制，將發展網絡遠程教育作為面向21世紀的重要基礎性工程列入議事日程。網絡遠程教育的迅速升溫與教育投資資金不足的問題愈來愈突出。網絡遠程教育為境外辦學機構迅速搶灘我國生員市場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但是網絡遠程教育需要對網絡設備線路進行先期投資，因此，境外教育投資基金將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而大舉進入，可以多角度地補充我國教育投資資金的不足。

借鑒國際上比較成熟的幾種融資方式，將會對發展我國的教育投資帶來有益的啟示。

啟示之一：在證券市場發行可自由轉讓的教育債券，以供發展教育之需，由于教育債券是國家發行的，該債券的本息是由政府償還，市場信用度較高，易為社會公眾所接受；國家教育債券品種可以是綜合性的，也可以是專業性的，如義務教育債券、高等教育債券、職業教育債券等等。

啟示之二：發展實力成熟的上市公司，利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創辦行業性職業教育中心。職業技術培訓工作已是我國迫在眉睫，正急于從市場角度來解決和提升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現有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已不能滿足現代化新型機械裝備的企業需求，另一方面企業從市場中招募不到熟練技術工人。這一矛盾不及時疏導解決，不僅會影響到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順利實施，也不利于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

啟示之三，建立和發展教育投資基金。教育投資基金屬于產業投資基金中的一種，屬公共投資基金。教育投資基金的設立與運作必須嚴格按照資本市場基金的運作模式和管理模式，要講究投資基金的使用效率。教育投資基金的投資范圍非常廣泛，既可直接投資于高校高科技產業公司，也可投資學生公寓、教學實驗設備、教育建筑工程、教學圖書出版、傳媒產業等等。只要投資方向選擇恰當，投資者與教育事業都會受益。此外，積極爭取國際援助型教育基金的支持，也是一條可選路徑，如我國西藏自治區就從中受益匪淺。

總而言之，我們要轉變觀念，通過體制改革、資產重組，增強教育投資領域的企業活力，使其在競爭中生存與發展，并努力做大做強。隨著我國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的逐步接軌，將有利于我國進一步拓寬教育投資的融資方式、拓寬教育投資的市場領域，解決我國當前教育投資經費總量性短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