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對非洲投資的政治風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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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資企業對非洲投資不斷增多，所面臨的風險也相應增大。一是非洲政治環境誘發的系統性政治風險。二是東道國利益集團與民族主義者排擠外資引發的內生性政治風險。三是域外勢力攪局帶來的外生性政治風險。四是中資企業自身問題引發的政治風險。在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背景下，中資企業應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堅持走本土化經營之路，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政府層面應加強對非洲區域和國別的研究，及時對當地的政治局勢和潛在的風險進行評估，建立和完善風險預警機制。

關鍵詞:中資企業;非洲投資;政治風險

近20年來，中非經貿合作迅猛發展，中國對非洲投資逐年上升。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中國對非洲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33億美元;2017年，投資流量達31億美元，是2003年的近40倍。投資領域覆蓋建筑業、采礦業、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批發和零售業等［1］。與此同時，在對非洲國家投資的過程中，中資企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也與日俱增。

一、系統性政治風險

系統性政治風險主要包括戰爭和內亂、違約、征收、延遲支付等。這幾大風險在非洲國家都一定程度存在，且分別隨著整體形勢變化有所加重或表現出新的特點。

1.政局不穩、政權更迭風險上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拉大了非洲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強化了殖民歷史給非洲國家帶來的支柱產業在特定群體、特定外國資本上的高度集中，從而激化了因資源分配不均引發的社群、族群、宗教三大傳統矛盾。自2011年北非動蕩開始，民主化浪潮下的非洲，部分地區進入新一輪政治動蕩期。2016年非洲“選舉年”加劇了這一趨勢，導致未來政局動蕩、政策轉向的可能性激增。南蘇丹、中非、剛果(金)等國家的內戰在選舉前后進入高潮。2015年，布隆迪在大選期間發生暴力沖突和未遂軍事政變，造成上百人死亡，近20萬人淪為難民，國家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2018年6月，津巴布韋總統和埃塞俄比亞總理先后在群眾集會上遭到炸彈襲擊，造成數十人死傷［2］。政局動蕩導致的戰亂，給我國在非洲的既有投資成果帶來巨大打擊。以利比亞內戰為例，內戰導致中資項目全部停滯，27個企業在戰爭中遭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3］。剛果(金)是2016年我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第二大國，存量總額達35．1億美元［4］。然而2016年以來，剛果(金)試圖推動選舉法修正案，總統大選延期，期間騷亂頻發，導致中國投資流量銳減，既有資產也受到威脅。政權更迭下，靠政變上臺的新政府，往往“新官不認舊賬”，導致既有共識與投資環境的不可延續，違約風險高發。2006年10月，尼日利亞交通部與中國中土集團簽署拉卡鐵路建設合同，項目資金10億美元。至2008年10月，工程已經完成逾1/4，新上臺的尼政府卻單方面宣布終止該合同，稱這項由前總統奧巴桑喬推進的項目“需要政府進行重新核查”，導致中方前期的投資全部“泡湯”。

2．政治暴力事件頻發。非洲民族宗教矛盾歷來錯綜復雜，近年來伊斯蘭極端主義抬頭，“阿拉伯之春”引發極右思潮，使得恐怖主義與反政府武裝相互關聯，催生新一代宗教極端主義反政府恐怖組織。目前，活躍在非洲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組織至少有16個，其中以尼日利亞“博科圣地”、索馬里“伊斯蘭青年黨”兩大組織最為猖狂，西非和中非成為受害最重的地區。部分恐怖分子和反政府武裝為擴大事端，故意針對中資企業制造恐怖事件，以達到政治目的。2007年，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亞公司在歐加登地區的項目遭到200多名持重武器的反政府武裝組織的襲擊，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輕傷，7人被綁架，價值近1億元人民幣的設備被毀［5］。2012年，24名中國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島遭“統一和圣戰”極端組織人員劫持。蘇丹是我國最大的海外石油投資地之一，但自2004年以來，已經發生了4起針對中資企業的綁架襲擊事件。2012年，蘇丹反抗軍在南柯多凡(Kordofan)綁架了中水電集團29名員工。2013年，蘇丹北達爾富爾(Darfur)地區再次發生綁架中國員工的事件。

3．間接征收復雜化。征收風險是東道國政府對外資企業實行征用、沒收的國有化風險。一方面，一次性剝奪外國投資者財產的行為仍然存在。2012年，正處于民主化浪潮中的埃及、利比亞等北非國家政府先后出臺政策，沒收我國企業在其境內的資產，并嚴格限制中國在非洲投資。2016年，津巴布韋內閣曾宣布，所有在津外資企業需要將至少51%的股份轉給津巴布韋黑人公民，否則將收回企業執照［6］。另一方面，間接征收取代了直接征收。“間接征收”是指對所有權人使用、占有和處置財產的干涉，使其不能有效行使其所有權。目前，“間接征收”以貿易保護主義工具、腐敗等現象最為常見。反傾銷調查是近年來非洲部分國家為抵制中國商品所使用最常見的貿易保護主義工具。2017年6月和9月，摩洛哥分別對自中國進口的冰箱、膠合板產品反傾銷調查做出最終裁定，征收臨時反傾銷稅。1995－2009年，南非共對中國啟動了43起反傾銷調查，已對17類中國產品起征反傾銷稅。1996至2009年，埃及共發起16起反傾銷調查。有學者認為，迄今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措施的非洲國家并不多，呈現涉案金額小但案件數量多的特點，并有向多個領域蔓延的趨勢［7］。非洲國家的腐敗問題為全世界所公認，且近年來沒有顯著改善。腐敗在非洲社會的普遍化，意味著企業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只要與政府打交道就不得不行賄。賄金被扭曲為確定成本，成為實實在在的負擔。以埃塞俄比亞海關為例，不少中資企業抱怨海關官員有索賄現象，對中國商品的檢查過于苛嚴，常單方面根據歐洲商品定價對中國商品重新定價課稅，以迫使中國企業交納更多進口關稅和罰款，或違反有關協議隨意征稅［8］。此外，腐敗問題正在把中國企業拉進“腐敗迫使企業行賄，行賄又進一步助長腐敗”的惡性循環。嚴重的腐敗現象與違約風險也存在密切關系，導致契約失效或大打折扣。

二．內生性政治風險

隨著我國民營企業在非洲業務的拓展，不可避免地會對當地固有的經濟結構、市場格局等造成沖擊。目前，中資企業同非洲本土企業在制造業、服務業領域形成一定的競爭。這種競爭客觀上有助于非洲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但在調整期間，當地部分企業確實會因既有市場縮小而受到沖擊。這些企業聯合在一起，便成為利益受損集團。近幾年，非洲經濟發展低迷，產業結構、地區發展的嚴重失衡，國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現象，同外資企業的豐厚利潤形成鮮明對比，刺激了經濟民族主義情緒的增長。加之反全球化浪潮煽動，一些非洲底層人民將種種社會矛盾歸咎于外資的流入，“礦產資源民族主義”“全球化危害非洲”“街頭民主爭取社會權利”等思潮應運而生，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在這些因素作用之下，部分東道國的民族主義者將矛頭對準中資企業。他們認為，中國的廉價商品嚴重威脅了非洲薄弱的民族工業，中資企業的經營活動和競爭方式對非洲同類企業構成了不正當競爭。他們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新殖民主義”，抵制中國貨與中國品牌，甚至采取非理性的破壞性行動。民族主義者與利益集團除了通過自身的行動直接作用于外資企業外，還會通過游說與抗議對政府施加壓力。2017年4月，數百名烏干達商人在首都坎帕拉舉行罷市，當地商人和部分官員希望政府禁止中國人進行小額貿易。數月之后，發生了多起當地人與中國商販的沖突事件，肇事者焚毀中國商品、甚至槍殺了一名中國女商人。一些中資項目已經因此而受到影響。如2010年，紫金礦業收購剛果(金)某銅礦項目，因當地反對者游行示威，斥責中國企業不重視環保，最終被駁回。非洲各國內部的利益集團雖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民眾的政治表達也有局限性，但他們在社會輿論層面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能對執政黨構成民意壓力，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當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一定程度時，東道國政府就可能以犧牲外來投資企業利益的方式安撫國內民眾。此外，一些非洲國家的內部問題也會被怪罪到外資企業頭上，以轉嫁國內矛盾。這一現象近年時有發生。盡管非洲領導人對中國企業的總體評價不錯，但批評之聲從未斷絕。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國與非洲的貿易模式中，中國比非洲獲得了更多的好處。2012年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上，時任南非總統祖馬在評估當前趨勢時斷言:這種貿易模式在長期看來是不可持續的。非洲經濟的過去與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需要謹慎對待與其他經濟體的合作。2013年3月，時任尼日利亞中央銀行行長拉米度•薩努西在《金融時報》發文，指責中國掠奪尼日利亞的礦產資源，并削弱其制造業。一些非洲國家已經對中資企業采取限制措施。2011年，坦桑尼亞政府驅逐了達累斯薩拉姆的卡里亞科(Kariakoo)市場的中國商人。坦方一名內閣副部長表示“歡迎中國投資”，但不是“供應商或鞋匠”，因為這些工作可以由坦桑尼亞人執行。2012年5月，尼日利亞移民局逮捕45名中國紡織商，稱中國商人從事“低等級”的經濟活動，是在“剝奪就業機會”。2012年，馬拉維出臺法律，禁止外國人在四個主要城市以外的地方經營小企業。馬拉維貿易部長明確表示，我們不接受來自中國一類地方的外國人，在農村開辦小企業和商店與當地商人競爭。一些非洲國家反對黨政客為了提高其支持率，故意抹黑中國商品與中國企業，使當地中資企業蒙受巨大壓力。2018年5月，津巴布韋反對黨“民主變革運動黨”領導人尼爾森•查米薩在競選中聲稱，現政府不關心普通工人，誓言如果他贏得選舉，將“驅逐中國投資者”。然而，許多政客在掌握政權后，又會轉臉擁抱中國投資者。最好的例子莫過于贊比亞愛國陣線領導人邁克爾•薩塔。在2006年贊比亞大選期間，薩塔威脅要驅逐中國工人，并實施外匯管制，防止中國公司匯回利潤。2010年，他指責中國礦業公司下轄礦區把贊比亞人當作“奴隸勞工”。2011年，他在競選總統時聲稱:“贊比亞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省。中國人是這個國家最不受歡迎的人……中國人是來侵略和開發非洲的。”然而就任總統后，他對中國的態度立刻轉變。2011年9月他就職后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見就是會見中國大使。2013年4月，薩塔在訪華期間與中國簽署了數項投資協議，并希望中國公司投資鐵路、農業和礦業，甚至還要求中國幫助贊比亞重建一家國有航空公司。從這一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反對黨領導人對中國的攻擊，純粹是為了拉選票。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宣傳給民眾對華認知與態度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

三、外生性政治風險

外部性政治風險，是指第三國、國際組織等針對東道國采取經濟制裁、武力威脅等手段而導致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受到威脅的風險。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截止到2016年末，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已達530億美元(包括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國，僅次于美、英。且中國對非洲投資的增速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2016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是2011年的2．3倍，英、美則不足2%，法國甚至下降了5．77%［9］38。從結構看，我國國有企業作為對非洲投資主體，與西方跨國公司形成明顯的競爭關系。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資本的涌入擠占了其投資市場，威脅了其在非洲的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的進口來源，擴大了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對中國的投資充滿敵意，近年來對我國投資非洲的負面態度不斷放大。

1．西方輿論攻擊抹黑中資企業。輿論攻擊抹黑是當前西方國家遏制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重要手段。近幾來，西方政界、學術界和新聞界對中非合作不乏“中國威脅論”論調，他們一是批評中國忽視非洲大陸的人權，與專制政府打交道，行賄尋租，助長腐敗。二是指責中非之間的商業交易不透明，背后隱藏著不對等的商業條款。三是指責中國對非洲國家過度借貸，加重了非洲的外債負擔，抵消了它們在減輕非洲國際債務方面所做的努力。四是污蔑中國的投資開發是在掠奪非洲自然資源和廉價原料，剝削勞工，搞“新殖民主義”。五是指責中國制造業對非洲傾銷，威脅了非洲本土工業的發展，破壞了生態環境。六是認為中國修建的基礎設施和建筑工程對非洲當地的發展益處不大，且質量不佳。在對中非關系批評日趨理論化和系統化的同時，歐美高官對中非關系的批評日趨官方化，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前國務卿希拉里、前國務卿克里、前副總統拜登等，都發表過批評中國在非洲投資的言論。2012年出版的《中國在非洲國家的形象評估》研究報告顯示，多數非洲本地民眾通過本地媒體和西方媒體獲得關于中國的相關信息，中國媒體在非洲公眾中的影響力處于弱勢地位［10］。由于西方媒體是非洲學者與民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且相當數量的非洲高層政治精英深受西方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影響，因此，西方長期的輿論歪曲將會加深非洲民眾對中資企業的負面印象，繼而在多個環節上影響中資企業在非洲發展。最為典型的是，一些正常的勞資糾紛，在第三方勢力別有用心的煽動下，發展演變為反華浪潮。因此，中國必須加強軟實力建設，提升國際話語權，增強對非洲傳播力、影響力，讓非洲民眾真正了解中國，親近中國。

2．西方強化對非洲經濟外交擠壓中國投資。在展開輿論攻勢的基礎上，西方國家加大對非洲經濟外交力度，擠壓中國企業在非洲發展空間。2005年至2017年，美國千年挑戰公司(MCC)向14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基礎設施、衛生、教育和部門投資了超過65億美元。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訪非洲期間推出了“電力非洲”計劃，試圖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電力覆蓋率。截止到2017年，該計劃已經為美國帶來了80個投資項目，總價值超過145億美元，超過1/3由美國私營企業完成。2014年，奧巴馬在美非經濟論壇上提出了總規模330億美元的對非洲投資一攬子計劃。201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建設法案”，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部分業務與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整合，創建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IDFC)。整合后IDFC擁有600億美元的貸款上限，是目前可貸款額的兩倍。鑒于非洲在OPIC的投資組合中占最大份額(27%)，擬議中的IDFC很可能極大提高美國資本與中國國企在非洲競爭的能力。歐盟也加大了對非洲國家的投資。2014年的第四次歐非峰會上，歐盟積極鼓勵企業到非洲投資，以提升歐非間經濟貿易的緊密度。到目前為止，歐盟已經與尼日利亞等西部非洲16個國家簽署了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與南非等6國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也正在商談中。非洲與美歐發達國家簽訂的自貿協定會影響中非間的次區域合作，因為歐盟在EPA談判中增加了最惠國待遇條款，提出非洲次區域組織任何一個締約方與第三方簽訂自貿協定，如涉及更為優惠的條款時，必須同樣賦予歐盟國家，這勢必將制約中非間的自貿區談判進程。日本也試圖制衡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本媒體曾呼吁，要以殊死的態度改變(在非洲)相對于中國的滯后局面。2013年6月，日本在第五屆非洲開發會議時，宣布2013－2017年日本將向非洲提供320億美元的援助，以擴大日企在非洲的投資。此外，西方國家還利用政策協調、制度規范等手段，設置與提高準入門檻。如2007年，中國與剛果(金)資源換基礎設施的協議，最初中方財團擬出資90億美元，用于在剛果(金)全國范圍內修建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項目。但后來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巧借名目進行施壓，協議規模縮減至60億美元［7］。綜上，未來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面臨的第三方勢力競爭必將與日俱增。

四．中資企業自身原因引發的政治風險

誠然，當前非洲一些民眾對中資企業和商人的不滿情緒一定程度上是客觀存在的。我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良莠不齊，劣等投資影響了中國的整體形象。中資企業在非是否本地化上升為一個政治性問題。本地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是否和當地企業合作，從當地采購生產生活的商品與服務;是否使用當地雇員達到一定比例;是否尊重當地的法律，將其生產與經營活動按照當地標準進行調整;雇員是否和本地人居住、交往，用當地語言交流，尊重當地習俗傳統。一些中資企業缺乏本土經營的理念，在非洲投資過分追求經濟利益和短期效益，不注重建立本土化的公共關系，很難真正融入到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體系中，這成為助長非洲民族主義的導火線。其中，以勞工權益、非法經營、移民融入等問題最為突出。

1．勞工權益問題。非洲國家勞工權益保護的相關法律較為健全，法律對勞動合同簽訂、最低工資標準、雇傭關系的解除、工作時間等方面都有較為嚴格的限制，且工會和行業組織在維護勞工權益方面擁有影響力［11］。一些到非洲投資的中資企業對當地勞工法等相關法律缺乏了解，不注重保護勞工權益，容易引起勞資糾紛，進而引發罷工、游行示威等事件。近年來，時有媒體報道，一些中資在非洲礦場、工廠存在非法解雇勞工、薪金低、工作時間過長、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在非投資的較多中資企業都曾遇到過勞工糾紛。勞工糾紛的頻發會放大勞工權益的被剝奪感，觸發群體性公共事件，惡化企業的輿論環境與形象。勞資糾紛甚至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導致群體性暴力事件。2010年，因不滿勞工待遇與工作環境，贊比亞科藍煤礦礦工舉行罷工示威活動，期間中方管理人員向抗議人群發射散彈并導致多人受傷。2012年，該煤礦礦工在抗議工資低于贊比亞新出臺的最低工資標準時，憤怒之下殺死了一位中國職員。2013年2月，贊比亞政府強制收回了科藍煤礦的經營控制權，并指控其虐待勞工，工作環境惡劣。這一事件被外媒爭相報道，為西方鼓吹中國“新殖民主義”提供了口實。

2．非法經營問題。在對非洲投資過程中，少數中國投資者忽視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違反非洲國家的法律法規而遭受東道國規制，給中資企業在當地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加納作為非洲僅次于南非的第二大黃金生產國，由于執法滯后，非法采金活動非常普遍。一些中國公民利用該國的法律漏洞，非法入境從事淘金活動，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與當地部族產生了尖銳矛盾。自2012年10月起，加納政府多次采取聯合執法行動，打擊非法淘金者。2013年5月，加納政府下令清理在當地非法開采黃金的中國人，焚毀大量開采設備。一些加納當地居民也對中國人展開報復行動，洗劫華人商鋪，甚至暴力襲擊中國人。這一事件導致很多在加納的無辜中國人受到波及，損失慘重。據統計，共有169名中國公民被關押或拘留，5000余中國公民因此事件離開加納［12］。2014年12月，安哥拉抓捕中國公民事件，以及2015年3月肯尼亞中餐館事件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不負責任的中小企業的非法經營行為給中資企業造成的惡劣影響。

3．移民融入問題。在非洲投資的中資企業雇員和一些商人，絕大多數人沒有長期在非洲發展的打算，只想干幾年賺了錢回國。他們傾向于將自己封閉在中國人的圈子里，不與當地社會接觸，甚至對非洲人心存偏見。例如在坦桑尼亞的達雷斯薩拉姆與贊比亞的基特韋，中資企業職工在當地有專門的社區，其中涵蓋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大多數設施。他們基本生活在社區中，不與外界進行交流，甚至自己打井取水，使用的商品也都是從中國運來的。這種情況目前在對非洲投資的中資企業中普遍存在，導致當地人認為，中國人來到非洲只是為了賺錢，消耗當地資源，搶奪他們的就業機會。這種“本地人”與“外來客”之間的矛盾，往往會因為缺乏交流與理解被放大，引發當地民眾對中國企業的敵視和排斥。中資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在東道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穩定的情況下，不會造成太大問題。但是，一旦出現政治危機或社會動蕩，或者遇到第三方勢力煽動，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成為東道國不同政治力量交鋒的焦點，或者第三方勢力干涉的切入點。2018年9月，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舉行，主席發表了題為《攜手共命運，同心促發展》的主旨演講，強調中非要攜起手來，共同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重點實施好“八大行動”。中非合作迎來黃金機遇期，中資企業對非洲投資必將掀起新高潮。中非合作符合中非人民的共同利益，潛力巨大，前景廣闊。中資企業要積極布局、大力開拓非洲市場，認真總結在非洲投資的經驗與教訓，樹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理念，堅持走本土化經營之路，主動融入非洲當地社會，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同時，要增強風險意識，下好先手棋，加強對投資所在國市場調研，采取必要的風險防控措施。政府層面，外交、商務等部門應加強對非洲區域和國別的研究，及時對當地的政治局勢和潛在的風險進行評估，建立和完善風險預警機制。必要時，采取靈活積極的外交政策與手段，幫助中資企業化解危機。這不僅關乎中資企業的投資收益，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能否在非洲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者：范宏偉 王嘉梁 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