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化肥和有機肥使用轉變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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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可分為有機肥和化肥兩大類，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的肥料使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化肥作為西方農學的重要標志物，大約于20世紀初期進入中國，并首先在江南以及沿海省份使用和推廣。中國傳統肥料是農家肥，亦即當今所謂的有機肥。源自西方的化肥與本土世代沿用的有機肥（農家肥）各有優劣。從科研教育層面看，普及化肥知識，推廣化肥應用，并指導農民將化肥和有機肥配合使用，逐步改變傳統的肥料觀念和施肥方式，是當時農學界非常關注并試圖解決的重要問題。從農業生產實際來看，近代江南地區的化肥應用有逐步增長的趨勢，但始終以傳統有機肥為主體，這種情況甚至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70年代。20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化肥施用已變得十分普遍，傳統有機肥則受到冷落，不合理施肥帶來的土壤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于是人們開始反思過度依賴化肥的弊端，并注意發掘中國傳統有機肥利用的經驗，以便在提高農業產量的同時，保護土壤生態和農業環境。上世紀以來中國有機肥和化肥施用的消長，顯然與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有密切關系。本文立足化肥與有機肥應用的現實問題，探討近代江南地區肥料研究、推廣和應用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中西農學交匯的艱難過程和歷史特點，倡導化肥的合理使用和有機肥的回歸。
一、近代江南地區化肥的銷售與使用
我國傳統農家肥屬于天然肥料，這些天然肥料均來自有機物。與化學肥料相比,天然肥料對應的作物產量是很低的。119世紀中后期，當中國人依然在按照祖輩們流傳下來的方式進行農田施肥的時候，化學肥料已在歐洲得以發明和推廣，極大地提高了那里的農業產量。1904年，化肥因利益驅動進入中國。洋商把化肥統稱為“肥田粉”，實乃硫酸铔（硫酸銨的舊譯，化學式為（NH4）SO4，一種氮肥）。從理論上講，化肥能在中國推廣，將為中國在短時間內提高農業生產率提供極好的機會。從化肥傳入后的施用情況看，增產效果比較顯著，“硫酸銨，這種化肥對大多數中國農作物都十分有效”。2然而，化肥在近代中國的推銷和應用并不容易。化肥傳入初期，大多民眾對之聞所未聞，很少有人購買，即使江南及沿海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也不例外。直至1911年，海關報告在洋貨進口雜貨類名單中始出現“各種肥田料”字樣，且當年進口只有761519擔，價值592261兩。320世紀20年代人工合成氨的發展，使硫酸铔的產量大大增加，各國不遺余力地在華競銷硫酸铔，其它化肥的對華出口和銷售也相應有所增加。上海1924年進口氮肥13568擔，價值91440兩，1926年為137077擔，價值721288兩；硝肥進口1924年為4702擔，1926年又增加到12274擔。4上述進口人造肥料數量雖然包括轉口在內，可是按當時外地還較少使用人造肥料的實際情況推測，其中本地使用的當占較大比重。從當時的資料來看，進口化肥主要有硫酸铔、過磷酸鈣、硫酸鉀、氯化鉀、智利硝石、硝酸銨，以及少數復合肥料，其中以硫酸铔為最多。化肥輸出國以英、德、法、比、日、美國、荷蘭、瑞典、加拿大等最為常見，各種化肥牌號達100多種，其中英國卜內門和德國愛禮司洋行的銷售量最大。從2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打開市場，扭轉化肥在中國銷售不暢的局面，洋商竭盡所能，采用各種措施進行推銷：
（一）廣告宣傳。如上海愛禮司洋行刊登于《中華農學會叢刊》的廣告宣稱，獅馬牌和合肥田粉之特點：此項化學肥料德國最新發明，三要素俱全，與市上一般肥田粉大不相同。成分：百分中含有氮氣16.5%，磷酸16.5%，鉀20%。性質：此項化學肥料不含有毒質，不傷人畜，施用日久不壞土壤。效力：此項化學肥料適宜于各種土壤，各種作物，用以壅田，生育完美，收獲增多。用法：用法簡單，干撒或化水灌溉皆可，視土壤及作物種類而別。保證：本品每批出產皆經名化學師化驗鑒定，并于每包裝置上刊明成分，保證不訛。1此廣告無疑對渴望增加收成的中國農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二）免費試用。洋商還向農民無償贈送小量肥田粉以供試用“，如蒙索樣試驗，非常歡迎”2。
（三）現場參觀。英國卜內門公司曾在上海愚園路設肥田粉農事試驗場，在某些田中施用化肥，鼓勵農民前去參觀。桑樹、蔬菜施用了氮肥，葉片茂盛肥大，給人以良好的印象。3對于講究眼見為實的中國農民來說，這種化肥推銷辦法也很有用。由于肥料商的宣傳、促銷以及化肥肥效迅速、增產效果明顯、施用方便等原因，1925后中國化肥施用數量顯著增加（見表1），化肥種類也逐漸增多，“其推行最久而極負盛名者，厥惟硫酸铔、智利消石、過磷酸鈣、加里鹽等”。4從化肥使用的地區來看，以沿海沿江等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的省份居多。其中廣東農民應用化學肥料，約占全國消費額的49%，福建占22%，浙江、江蘇、安徽合計占19%；山東、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合計占9%。5從期刊報紙上刊登的化肥廣告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化肥分銷點多在上海、廣州、廈門、青島、天津等等沿海城市。由于化肥使用量的日益增加，南方少數地區逐漸形成有機肥與化肥配合施用的局面。有報告說，浙江省的化肥施用甚至有超過天然肥料之勢：“惟人造肥料，則與豆餅、膠泥、及糞肥等天然肥料兼收并用。近以化學肥料，商行利用廣告宣傳之故，人造肥料且有凌駕天然肥料之勢焉……而以硫酸铔銷售為最暢，設非銀價跌落，用途必更普遍也。”6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江南經濟發達地區化肥銷售和使用的狀況。二三十年代化肥之所以在江南以及沿海地區施用較多，固然與洋商的大力宣傳和推銷有關，但主要原因還在于化肥本身的特點（肥效迅速，容積小且清潔干凈，搬運、施用簡便，節省勞動力），適應了當地經濟作物種植發展的需求。相關資料顯示，農產商品率程度越高的農家其購買的化肥越多。以出售商品糧為主的松江4村（見表2）為例，商品肥料的支出占其總支出的9%，而化學肥料購入費用就超過商品肥料總費用的一半多。沒有農產出售（蠶繭除外）的無錫3村農家其購買商品肥料的費用僅占支出的1.1%。就是說，江南鄉村農產商品化程度高低與化肥使用量多少有密切關系，農產商品化的發展促進了農民對化肥的需求，這種需求直接刺激了化肥進口的增加。1925年硫酸铔的進口量只有20000噸，1930年增加到185000噸，5年的時間里其用量增加了9倍。1表2松江4村商品肥料購買量及支出2另外，當時江南等地化肥使用量的增加，還與國內有機肥的漲價有關。20世紀以前，豆類在出口貿易中微不足道。從1901到1926豆類等出口增加了10倍。3這導致國內豆餅減少，豆餅肥價格上漲。“菜籽餅出口，由去年57100擔增至今年185800擔”，4菜籽餅出口增加，也使國內菜籽餅肥價格上揚。加上當時中國連年內戰和自然災害頻發，致使有機肥源減少，價格上升。“豆餅（肥料用），十五年前每擔一元四角者，現增至二元五角；糞草，由一擔一角，增為一角五分”。5這些比較利益因素也迫使不少農民棄餅肥而去購買化肥。然而，化肥的購買畢竟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作為前提，對于飽受天災、戰亂和盤剝之苦而日益貧困的江南農民來說，在田地中施用化肥往往很難實現，稻作生產尤其如此。有人在抗戰前于江南農村推廣雙季稻栽培，發現采用這一稻種的95%以上都是佃農。他們所承種的水田，土質瘠瘦。負責農業推廣的人員便勸告他們施用化肥，并教授他們科學的施肥方法。農民說：“這幾年來年頭越弄越不對了，我們種田的人，一年到頭都在交租、借債、還債的圈子里翻筋斗，不要說沒有一個錢可以儲蓄起來，而且債臺愈筑愈高！我們種田，只有盡我們的力量，多花一點力氣，要我們多花本錢，實在是無能為力了”。6這實在是當時化肥以及其它農業技術推廣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無力購買化肥，江南農民只能像先輩們那樣靠自己的勞力去努力收集人畜糞尿，種植紫云英等綠肥，罱取河泥等，作為肥田之物。一般只有那些農事試驗場、地主富農以及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戶才有購買化肥的資本。盡管如前所述，1925后江南地區化肥的使用總量有了較大增長，但若平均到每畝農田還不到1市斤，而同時期荷蘭每畝農田化肥的施用量達到35市斤。7可見近代江南地區的化肥進口和銷售有增長之勢，但大多數農民沒有能力去購買和使用，化肥對區域農業生產的貢獻有限。
二、近代江南地區化肥的推廣與試驗研究
20世紀初期，現代肥料科技伴隨著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政府和民間經常將推廣肥料新法作為促進農業發展的措施。相比有機肥而言，化肥優缺點都比較明顯。優點是肥效明確，施用適當的話，增產效果顯著；缺點主要是養分單一、濃度高，使用不當則可造成土壤酸化板結、作物減產等不良后果。如何結合中國農業實際，盡量消除化肥施用推廣的消極因素，發揮其增產作用，是當時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民國時期，中央和地方農業科研、教育機構都把化肥試驗研究和推廣作為其主要工作任務，江南地區曾是化肥試驗和推廣的重要基地。
（一）化肥推廣的阻力與應對措施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數對化肥使用持肯定態度，認為化學肥料本身乃科學之產物，倡導根據中國農業實際研究和推廣化肥。有人發表文章說，人造肥料和天然肥料比較起來，各有特長，要看到兩者相得益彰之功效，提倡中國傳統肥料和化學肥料的配合施用。“吾國因農民盲從濫施，和商人作弊的結果，受害匪淺。……農民使用肥田粉后，究竟是利還是害，這要看他應用的方法怎樣。用得好，可得相當的利益，用得不好，就吃大虧”。1還有人指出，農田施肥“自應仍以天然肥料為主，而以人造肥料為輔，相土占物，各應所宜”。2這一時期對化肥應用和推廣，更有不少反對的聲音。20世紀30年代國人反對施用化肥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些學者在各種報刊、雜志刊登文章，發表“一致抵制舶來肥料”“抵制化學肥料”等言論，要求政府取締化肥銷售，呼吁民眾拒絕化肥。有人說化肥使用的壞處一是每年大量進口化肥而致使金錢流失“，漏卮甚巨”；二是大量農民因缺乏合理施用化肥的知識而造成作物減產和土壤變壞。然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前者針對的實際上是“舶來”，而不是化學肥料本身。“我們對于化學肥料的使用，在有利無弊的范圍內，不獨不必反對，而且應去提倡，假若某種化學肥料是自己制造的”，3“作物對于無機的人造化學肥料，實在也是很需要的。好在農礦部最近已有設立人造化學肥料廠的計劃”，可以看出其動因是要實現化肥生產的本土化。后者則是化肥銷售和推廣過程中，因化肥使用者缺乏相關知識而難免出現的問題。就化肥推廣的受體而言，中國農民絕大多數不具備現代農業科學知識，不懂什么是肥料三要素，對任何化肥都一概稱之為肥田粉或肥田料，購買時往往僅辨其顏色和顆粒大小。針對這一點，二三十年代，江浙等地農技人員曾采取各種途徑向農民宣傳化肥知識，指導化肥施用。但畢竟當時科學知識尚不普及，農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對新事物接受能力有限，加之化肥宣傳力度不夠，印發的化肥施用說明書又深奧難懂等原因，化肥施用中難免出現失誤。據說當時農戶因不正確施用化肥而對作物和土壤造成危害的情況時有發生“，至于施用后土壤變酸變硬而瞠目視之者比比皆然”。4此外，當時的化肥產品畢竟還不很成熟，施用時容易暴露出弊端；一些銷售商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還有意在化肥中摻雜一些炭屑、石膏、石灰等雜質，使得化肥效果大打折扣，不少農戶深受其害。面對化肥與有機肥施用所形成的碰撞與交匯，中央和江浙地方農業科教機構在區域土壤調查和土壤肥力試驗測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肥料的合理施用提供了依據。各地政府和相關農業部門則繼續加強化肥知識的宣傳推廣，注意對進口化肥成分的檢驗，規范化肥銷售手段。1928年江蘇曾委托中央大學化驗化肥，后來省農礦廳設置化驗所，自行化驗化肥。11930年，化肥管理辦法漸趨周密，上海農產物檢查所印發檢驗肥料布告三百張分貼江浙兩省，開始檢查肥料。該單位還以江浙兩省為入手區域，告知農民要購買貼有檢驗合格字樣的肥料，并對違背條約的商人課以重罰。2另一方面，開始建立自己的化肥制造廠，這樣既可以減少化肥進口，避免資金大量流失，還可以降低化肥價格，促進化肥銷售與推廣。1931年南京永利公司首制硫酸銨，后來廣東、云南等省均建立了化肥制造廠。1936年國民黨政府對民族企業家范旭東、侯德榜等給予貸款，并準許發行公司債，在江蘇六合建硫酸铔廠，江蘇農民率先使用了國產化肥。抗戰爆發后，化肥供應短缺，江南地區無化肥可施，農民只得像以前一樣繼續使用傳統有機肥。3
（二）化肥施用的試驗研究
前已述及，中央和江浙地方農業科教機構曾開展了大量肥料試驗研究工作。就是說，雖然近代江南地區實際農業生產中廣泛應用的一直是傳統有機肥，化肥施用有限并在推廣過程中飽受爭議，但它作為一種新型肥料，始終在科研教育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從化肥試驗推廣的進展來看，20世紀20代，各農業科教單位側重于肥料成分化驗及其有效性的試驗研究，30年代，地力測定和化肥施用的田間試驗研究形成一定規模，出現不少對合理施肥具有重要指導價值的研究成果。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中央農業試驗所有土壤肥料系，其主要任務就是在全面開展的土壤肥力調查的基礎上，對人造肥料在中國的使用推廣進行試驗研究。為探求各種土壤中氮、磷、鉀三要素的富缺情形和各種作物對三要素的需要程度，自1935年1月起至1943年的八年時間里，中農所土壤肥料系與相關地方農事機關合作，對江蘇等14個省68個試驗點的土壤進行了“地力測定”，得出各地土壤中氮素養分最為缺乏，長江上游、淮河流域和長江以南的許多地方缺乏磷素養分，鉀素在各區土壤中均不甚缺乏的結論。4江南地區長期以來種植的作物以水稻、油菜、桑葉等為主，這些作物對氮的需求最大，土壤氮最為缺乏，磷次之，鉀又次之。5南方各地農事試驗機構也開展了不少土壤肥料試驗研究工作。1925年-1933年江浙各農事試驗場進行了水稻對氮、磷、鉀三要素需求的研究，主張施用氮、磷、鉀混合肥。謝申1927年在《農聲》雜志上發表《水稻需要氮磷鉀三元素的研究》，認為水稻體中的成分、水稻產量、稻米品質等與肥料三要素有很大關系。根據1925的試驗結果，早稻施用三要素的畝產稻谷321.4公斤，不施的畝產為194.4公斤。晚稻施化肥的畝產221公斤，不施的為128公斤。1933年—1935年，江浙各農事試驗場進行了田間稻作施肥試驗，結果證明肥料組合不同，增產效果顯著不同。凡施用有機肥又加施硫酸铔的試驗處理，全部增產，而且有的增產可達到80%。施用有機肥后，每公頃若加用硫酸铔145.6公斤，便能增產稻谷456.3公斤，硫酸铔用量和增收谷量為1∶3.13。但是稻作施加磷肥的效果不明顯，據試驗結果來看，獲顯著增產的只占20%。稻田加施鉀肥的，則多為減產。6吳江稻作試驗場報告顯示：稻田除施用通常有機肥料外，加施過磷酸石灰，收量顯著增加。單用無機質肥料小麥收量逐年減少，若加用廄肥等有機肥，收量與年俱增。7這種情況實際上與江浙地區的土壤性狀、肥力有密切關系。另外，上述試驗研究還揭示出化肥短期增產效果明顯，而有機肥有利于改善土壤性狀，保持土壤肥力，有機肥和化肥配合施用可揚長避短。根據多年的土壤肥力調查和化肥施用實驗研究結果，20世紀三四十年代，人們對化肥施用問題已基本達成共識，并提出了“三為主”施肥方針：有機肥為主，化肥為輔；化肥中以硫酸氨為主，其它化肥為輔；作物施肥中以水稻為主。這樣的認識基本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和農業實際，江南地區也不例外。
三、近代江南地區有機肥施用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有機肥料一般都是利用動植物殘體、動物排泄物等，在當地生產條件下積制而成的肥料，所以又稱農家肥。中國是世界上施肥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有機肥料種類繁多，并積累了豐富的肥料積制和施用經驗。中國農業歷數千年而能保持產量穩定、地力不衰，與其以土壤改良和培肥為核心的農田施肥有直接關系。20世紀初，化肥進入中國并開始在沿海地區推廣，但直至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化肥使用量依然有限，人們使用的肥料主要還是農家肥，江南地區也不例外。也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背景下，江南地區維持了有機肥積制和施用的優良傳統，并有所創新。
其一，肥料種類以傳統有機肥為主并有新增。明清時期河泥、餅肥、綠肥、糞肥、草木灰等已是江南農家常用的肥料，秸稈、陳墻土、淘米水等也無不是農家的肥田之物。近代以來這些肥料依然很常見，并出現一些新的肥料種類。據東南大學對江蘇農業的調查顯示，20世紀20年代蘇南各縣使用的肥料主要有豬糞、人糞、草灰、河泥、豆餅等。1杭州地區1902至1911年海關報告稱“常用肥料，有種三葉草生長在稻田，犁地時翻下，水草和河泥，還有菜籽餅和豆餅被廣泛使用。”2由于未曾提及到化肥的字樣，可以推斷當時杭州地區化肥施用極少。接下來的10年時間里，化肥銷售有所增加，但有機肥仍是主體“：農民所施用的肥料，有糞肥、化肥，品種五花八門，系當地產的僅有明礬、綠礬、石膏和石灰都是礦物的，但施用相當少；主要是廄肥（汁）又稱液體肥料、豆餅、菜籽餅、稻草灰、河泥和廄肥也”。3民國二十四年（1935）的上海川沙縣志中記載了當時農家使用的肥料種類：糞、牛糞、豬糞灰、羊糞灰、雞糞灰、草河泥、堆肥、河泥堆、苜蓿頭、豌豆箕、蠶蛹、腐蟹、豆餅、菜籽餅。419世紀中期以來，戰亂頻發，社會動蕩，江南人口變動劇烈，其它地區的肥料利用經驗相繼傳入江南地區。加之20世紀20年代以后化肥的配合使用，當地的肥料種類更為豐富。苜蓿過去一直在江北地區種植，近代則成為江南的綠肥；浙東等沿海濱湖農民習慣用魚蟹殘體作為肥料，寧波等地喜用紅萍造肥，近代這些制肥經驗逐漸在江南傳播開來；石灰等礦物肥料過去多見于兩湖地區，近代江南也開始施用了。化肥屬舶來品，雖然購買和施用者很少，但它改變了當地人傳統的肥料觀念和施肥方式，其意義非同小可。
其二，餅肥和綠肥的普遍使用。近代江南地區肥料使用的變化，以豆餅、菜籽餅和綠肥這樣的有機肥在生產中的普遍施用最有特色，有研究者曾將清代至近代江南地區商品性豆餅的廣泛使用描繪成一場“肥料革命”。5在江南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明代晚期，餅肥被用作基肥并開始在肥料中漸露頭角。清代江南地區豆餅等餅肥施用更加普遍，但已開始作為追肥使用。明末清初的《沈氏農書》，指出在以牛糞為基肥時應將豆餅或者豆渣作為一種追肥。現代科學研究證實沈氏的建議很好：牛糞中的主要成分是缺乏氮元素的纖維，尤其是它分解得特別慢以至于延遲了肥效的發揮。因此，含有足夠氮元素的豆餅和豆渣是對于牛糞肥缺點的必要補充。119世紀初期，姜皋《浦泖農咨》建議江南農民將豆餅作為追肥，用于彌補牛糞和河泥等慢效基肥的不足。近代以來，由于農家肥缺乏以及化肥使用尚不普遍，江南民眾往往購買豆餅作為肥料，明清時期的餅肥施用方法也被延續下來了。19世紀末期《松江府續志》引用了姜皋《浦泖農咨》關于“三通”施肥的文字：首先用綠肥，接下來是豬糞肥，最后是豆餅肥。不過，這樣一種看似完善的“三通膏壅”技術卻不一定很普及。“三通膏壅惟富農有之。若貧農荒秋糊口尚艱，奚暇買草子撒田為來年膏壅計。又無力養豬，只賒豆餅壅田。其壅力暫而土易堅，故其收成每歉。”2就是說，只有富裕農民才有能力采用“三通”施肥方法，而貧困農民則既買不起草籽種植綠肥，又無力養豬積肥，只能賒豆餅來肥田。貧苦農民用不起其它糞肥，但要賒豆餅來肥田，可見當時人們對豆餅的依賴程度較高。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已大面積種植紫云英（AstragalussinicusL.，又名紅花草，豆科草本植物），作為稻田綠肥和家畜飼料。近代江南地區對綠肥更加重視，《農林新報》和《中華農學會報》常可見到提倡綠肥種植的文字，宣傳最多的是種植成本較低的紫云英和野豌豆。在當時餅肥價昂，糞肥短缺的情況下，增加綠肥種植無疑是擴大肥源、增進土壤肥力的較好選擇，可緩解江南稻作生產以及商品性農業發展對糞肥的需求。近代江南田野中大片紫云英既為土壤提供了有機質和氮素，也曾是很誘人的農業生態景觀。
其三，有機肥積制和施用方法有所進步。中國古代在有機肥積制方面有不少發明創造，近代以來依然保持了有機肥料積制的傳統，這在江南地區表現很明顯。清代吳人奚誠《耕心農話》（1852年）記載了窖糞法，“人糞雖肥而性熱，多用害稼，暴糞尤酷。故于秋冬農隙時，深掘大坑，先投樹葉、亂草、糠秕等，用火煨過，乘熱倒下糞穢垃圾，令其蒸透，方以河泥封面，謂之窖糞。”3據說這樣處理能使農作物“加倍起發”，實際上是通過加熱密封，促進糞肥腐熟和養分釋放，增加速效性成分。這一時期有機肥的施用技術更加講究。清末《松江府志》曾說吳松地區的水稻每季都要施用三次肥料“：上農用肥三遍，頭遍用紅花草、紫云英等綠肥，二遍用農家肥，三遍用豆餅，還用河泥等”。4后來《松江府續志》對這種施肥方式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肥田者俗謂膏壅，上農用三通。頭通紅花草（紫云英）也，于稻將成熟之時，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將草子撒于稻肋之內，到斫稻時草子已青，冬生春長，三月而花，蔓衍滿田，墾田時翻壓于土下，不日即爛，肥不可言。諺云：種田種到老，不要忘記草。然非上等高田，不能上草，（撒草后，遇雨，田中放水，則草子漂去；冬春雨雪，田有積水，草亦消萎）草子亦畝須四五升。二通膏壅多用豬踐，先以稻草灰鋪勻于豬圈內，令豬踐踏攪和而成者，每畝須用十擔。三通用豆餅，（出關東者為大餅，個重六七十斛，從滸關來為襄餅，個重二十四斛，用大鑤刨下，敲碎撒于田內），畝須四十五斛”。5這是基肥與追肥結合，遲效肥與速效肥結合的一套比較完整的水稻施肥體系，是對傳統“三宜”施肥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其四，開始利用現代農業技術改進傳統有機肥。傳統有機肥可就地取材，變廢為寶，不僅肥效持久，還能改良和培肥土壤，但也有營養濃度低、肥效緩慢等缺點。20世紀30年代，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土壤肥料學教授劉和與其助教經過六七年的苦心研究，發明了一種活化有機肥料的新方法。當時活化的有機肥料，包括榨油廠的副產物如豆餅、菜子餅、花生餅、芝麻餅、桐子餅，及皮革廠之廢物如皮渣、毛發等。過去這類肥料的使用比較麻煩，要先將其浸于水中，待腐爛至出臭氣時才可以肥田，氮素的損失在所難免。否則效力遲緩，且不利于作物生長。劉和教授以簡便的化學及物理手段，破壞有機肥料的脂肪質，使其易于氨化，從而提高了水溶氨百分率，肥效比未活化者高出40%以上。1但由于缺乏文獻記載，人們對這種制肥方法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情況不很明確。1936年，中山大學農學院彭家元和助教陳禹平分離得一種可分解纖維質的細菌，它可促進農家肥腐熟，使用效果頗佳，于是制菌種向農民推廣，后世稱為元平菌腐熟法。實際上，當時利用現代科技研究傳統有機肥的事例還有不少，它反映出西方農學的傳入，促使人們去開發和利用本土肥料，更好地發揮有機肥的長處，應對化肥帶來的沖擊和影響。
總之，傳統有機肥一直在近代江南的農業生產中占據主導地位，有機肥的積制和施用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在化肥傳入的背景下，為了更好地發揮本土肥料的作用，農學家開始利用現代科技方法改進傳統有機肥，有機肥研究成為中國近代肥料科學的重要內容。
四、結語：當代化肥與有機肥施用的歷史思考
近代中國，中西文化激烈交匯，傳統有機肥在農業生產中廣泛應用，而化肥則在科教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化肥施用的試驗研究和推廣取得不少成果。當時在大量實地調查和試驗研究的基礎上，人們結合中國農業的實際，提出了以有機肥為主、化肥為輔的施肥方針。只是近代中國化肥使用的區域主要局限于江南以及沿海經濟較為發達、交通較為便利的地區，一直未能普遍應用。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化肥逐漸大行其道，在教育、科研以及農業生產中均占了上風，傳統有機肥則在很多地方有被遺忘和拋棄之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轉變。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肥料應用呈現出三個較明顯的時間段：50-60年代以推廣有機肥為主；70年代實施有機肥與化肥并重；80年代后以推廣化肥為主，有機肥用量日益遞減。進入21世紀，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化肥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中國化肥的生產量和施用量都已躍居世界第一，化肥占中國肥料施用量90%以上。化肥的大量施用使得中國農業生產率顯著提升，作物畝產量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并以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很好地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就這一點來說，化肥功不可沒。但大量施用化肥，也對土壤生態和農業可持續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讓人不無憂慮。到20世紀末，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重用輕養，造成普遍的土壤肥力下降。據調查，華北平原土壤有機質已降到1%左右，全氮含量不到0.1%，東北三江平原，土壤有機質含量從10%-11.5%下降到3%-5%。2從50、60年代到80、90年代，江南地區農田能量產投比明顯下降。還有，無節制地使用化肥并不能被植物吸收，而是大部分留在土壤里，轉化為可溶性鹽，成為地下和河流的污染源，造成農、畜、水產品的嚴重污染，影響了江南農產品的出口創匯。3近年來，中國農村的肥料使用問題依然相當嚴重。因為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經商，加之農業生產效益低，農戶對土地的勞動力投入大大減少，化肥、農藥和除草劑被普遍采用，而農家有機肥的積制和施用方式不再受到重視甚至被遺忘和拋棄。與化肥相比，農家肥積制施用費時費力，且短期增產效果不明顯。在經濟利益面前，任何關于施用有機肥有利于生態保護的說教都是蒼白無力的。這些年農村秸稈焚燒屢禁不止，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等發達國家也不例外。4針對因大量施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壤生態和環境污染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很多國家出現了一種所謂的“替代農業”模式。盡管替代農業的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業、超工業農業等，但卻擁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強調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作用，提倡施用堆肥、廄肥、豆科綠肥等有機肥，排斥現代農業科技中的人工合成產品，主張少用或不用化肥。1與此相關，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越來越重視有機肥在農業上的運用。中國強調增施堆肥、廄肥等有機肥，努力擴大綠肥的種植面積，商品有機肥的發展也頗有成績。美國采取增施廄肥等有機肥，種植苜蓿、三葉草等作物恢復地力；實行少耕與免耕法，減少土壤結構破壞和土壤污染，防止水土流失。日本提出增施有機肥的措施，要求稻田秸稈全部還田，茶園和果園樹行間都施用有機物殘體，使地表腐殖質覆蓋度保持2~3厘米。當代替代農業強調崇尚自然和循環，意欲糾正常規農業只強調產量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的不足，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到了積極作用，這無疑與中國傳統農業中的施肥理念是相契合的。國內外學者一致認為，傳統農業時代中國人把一切能充作肥料的東西都放到土壤里去，使其參與物質的再循環和資源的再利用，化無用為有用，保持地力常新壯。近代農業化學奠基人李比希（JustusvonLiebig，1803-1873）曾將中國能長久保持土壤肥力的奇跡，歸結于其無與倫比的用地養地制度：“就是從土壤取走的而植物養分，又以農產品殘余部分的形式，全部歸還土壤。”2德國農學家瓦格納(W．Wagner)根據他自己的親身見聞說：“在中國人口稠密和千百年來耕種的地帶，一直到現在未呈現土地疲敝的現象，這要歸功于他們的農民細心施肥這一點。”3民國時期的白得斐博士也說：“中國農田大部因利用人糞、河塘淤泥、潮漲沙積，及其他各種植物之腐殖肥料以養培壅，故其土肥終古不衰。”4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其農業現代化的進度也有差異，采取何種施肥方式深受各國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資源稟賦的影響。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施或少施化肥，往往無法達到增產增收目的，這與其目前仍面臨著糧食乃至全部農產品短缺的現實形成尖銳的矛盾。而且從目前來看，發達國家并沒有拋棄化肥，實行的仍是化肥為主，化肥與有機肥的配合施用。因此，無論是對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跨越這一歷史的難題，真正做到合理使用化肥，并實現有機肥的完全回歸。近代江南等地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在肥料應用方面歷經了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舶來，科學與經驗的沖撞，并最終實現了一定程度的交匯。對于傳統的精華———有機肥能繼承發揚之；對于“舶來”的科技———化肥能慎重對待、取精去粗，坦然利用之。雖然過程艱難而曲折，但其中可值得回味之處甚多。縱觀近代江南地區有機肥與化肥施用變化的歷史和當今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因大量使用化肥而產生的各種生態問題，再聯系以往關于化肥和有機肥的各種爭論，我們不難發現近代中國“以有機肥為主、化肥為輔”施肥方針的深遠意義，實際上它也應該成為今天需要倡導和追求的施肥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