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外部、內部及中間利益相關者群體或組織對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證分析表明，企業利益相關者群體的需求極大地影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水平。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群體，如政府、債務人、顧客針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程度對管理層意圖施加強大的影響；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群體，如股東和職工對公司訴諸額外壓力以披露企業環境會計信息；作為企業中間利益相關者群體的環境保護組織與會計師事務所，明顯地影響企業環境披露的管理決策。

關鍵詞：

利益相關者；預期；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環境披露研究已解釋了大量股東群體或組織提議企業加大環境會計信息披露，這些研究表明企業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并有義務滿足利益相關者群體的需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是展現社會責任的一個途徑[1]。然而，目前為止，大多數文獻僅僅討論了個別利益相關者群體與環境披露的關聯以及從公司治理的角度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預期。本文試圖從一個更寬廣的視角，來測量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分析政府、債權人、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股東與職工的影響，進而闡明多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本文還提出兩個中間利益相關者群體：環境保護組織與會計師事務所，他們也有可能關注公司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目前利益相關者理論尚存在明顯的爭議：公司需要通過確保生存并持續盈利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抑或面對利益相關者的負面抵抗[2]。如果將利益相關者理論與理論結合，會發現每個利益相關者與企業形成或隱或顯的契約關系[3]。據此定義，每個利益相關者都向企業提供了重要的資源，擁有法定的要求權，企業必須評估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以期達到戰略目標。據此，企業應與利益相關者保持合作對話關系[4]。鑒于企業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不斷增加以及企業社會責任需求的擴大，企業不再局限于關注滿足股東需求，企業也需要考慮關于環境改善活動和環境狀況等其他問題。最后，企業應向利益相關者披露充分的環境會計信息以保證其行為合法并有助于利益相關者做決策。本文堅持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受經理層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驅動。信息供給應該滿足信息需求，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的經濟利益為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信號[5]。而如果利益相關者經濟利益增加了環境會計信息的價值，那么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需求就會增加，管理層將可能致力于披露更多的環境會計信息以提升其感知環境的合法性。

二、文獻綜述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Freeman等使用利益相關者理論解釋了公司的具體行為，關注于利益相關者如何通過利益競爭和責任認知被組織管理[6]。利益相關者在企業中投入了“賭注”從而承擔了“風險”，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股東與經理相互作用共同創造價值，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相互作用形成互惠關系，利益相關者提供重要的資源，或者為企業做貢獻，同時企業要滿足利益相關者的要求，經理主要負責安排企業的活動，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需求沖突。DonaldsonandPreston表明，除滿足股東和債權人的顯性需求，公司不應忽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隱性需求[7]。利益相關者可通過信息傳遞或對外表達從而影響公司業務，以表明他們的意圖和態度。當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施加影響，企業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并調整行動緩和利益沖突。社會責任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是企業應對利益相關者的方法，構成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交流的手段。企業在戰略規劃時，需要考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否則將面臨喪失利益相關者支持的風險。因為利益相關者特別關注企業的環境策略、投入和態度，他們期望看到企業在沒有破壞環境的前提下的經濟利潤和經濟狀況。

（二）社會政治理論與環境信息披露社會政治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學理論、法律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是指人類活動包含的各種各樣的政治與經濟活動，其中，社會、政治與經濟相互交織。社會的不同群體相互合作以分享資源，他們又相互競爭以獲取各自的利益，合作與競爭的結果是社會穩定。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當企業的價值表達與社會規范相悖，那么他的合法性將受到潛在或實質性的威脅[8]。社會契約的結合力是利益相關者允許或否定企業經營的權利，企業的合法性被外部組織人員控制，因此，企業通常試圖實現某種戰略來改變利益相關者的觀念或轉移他們對某一問題的注意力達到改變他們對企業的業績預期[9]。換句話講，當公司感受到社會或公眾的壓力時，就會采取系列行動來緩解壓力以獲得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這些行動包括公布年度報告和決策活動以更好地為公眾所知。未來，環境信息披露的作用將超越嚴格的環境規范和法規，減輕企業源于利益相關者的壓力[10]。弗里曼認為利益相關者理論可以代替法律法規對企業的影響[11]。在利益相關者關注的環境問題突出的公司，管理層改善環境策略或社會行為，可以降低政府的干預。對管理層而言，隱藏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背后的動機可能是避免減少未來的投資機會。企業采用更積極主動的環保策略說明企業認識到利益相關者的感知。Ullman認為，企業使用環境信息披露工具來保持與利益相關者的友好關系，由此說明環境信息披露是企業反饋利益相關者的需要的渠道[12]。

（三）利益相關者背景下的環境信息披露大量的研究指出，利益相關者的壓力，影響企業的社會策略和環境披露策略。研究強調社會和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受多個利益相關者群體需求的影響。羅伯特從利益相關者視角，測試了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管理層的社會責任披露決策的影響，發現利益相關者的影響、企業的戰略態度、經濟效益與公司的社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關性。Hossain等研究公司的具體特征對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貢獻，結果表明公司規模、財務杠桿以及國外上市地位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有積極的正相關性[13]。HalmeandHuse探討了環境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變量、行業變量、國家變量之間的關系，發現行業變量是解釋環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14]。不同行業的公司中，傳統的高污染企業，比同行低污染的企業更重視環境信息披露。如果企業是跨國經營，則企業在年度報告中披露的環境信息水平各有差異。Cormier通過評估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策略反映出經理層對利益相關者的態度[15]。他發現，環境管理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態度存在關聯，管理者通過滿足利益相關者的要求來維護其社會合法性。另外，規模大、負債少、所有權分散的公司更可能進行自愿性環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規模呈正相關性。上述結果和理論論證了企業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和滿足多個利益相關者需求。通過接受社會責任，闡釋了企業對社會責任的理解并付諸行動，通過披露環境信息展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本文旨在通過對比企業對三類利益相關者，即外部、內部和中間利益相關者的反應，來分析企業如何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并闡明促使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動機。

三、研究假設

（一）外部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1.政府基于合法性和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管理層必須與不同的群體交流達到合法性。在外部利益相關者群體中，政府對企業產生重大影響。政府機構可以對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進行處罰甚至責令關閉。Walden進行了一項關于年度報告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調查，調查發現在1989年阿拉斯加游輪泄露事件以后，源于事件影響和公共政策壓力，阿拉斯加的環境信息披露明顯增加[16]。Deegan等同樣發現因違反環境法規受懲的企業傾向于披露更多積極的環境信息[17]。很明顯，當企業的形象遭受負面影響，環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樹立更多的正面形象，同樣有助于向利益相關者證明企業履行了社會責任。因此，企業將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以提升合法認同度[18]。政治成本假說認為，由于大公司的知名度較高，其一舉一動都受到公眾的關注，更容易受政府干預[19]。考慮到政治成本，公司越大，政治敏感性越強，越有可能披露環境信息。因此，大公司肩負更多的來源于社會和環境組織的負擔（如社會輿論的壓力、社會責任、環境要求等）。在這樣的壓力下，大公司可以增加環境信息披露，作為與加強政府溝通并取得合法性的手段。2.債權人高財務杠桿的公司能看到債權人對公司政策的影響，因為債權人能收回貸款或阻止企業進一步的信用擴張。因此，管理層更愿意披露關于企業社會活動的信息來滿足債權人。企業的財務杠桿越高，債權人的影響越大，企業對環境需求的反應越迅速。從債權人的角度來看，當企業的活動產生了負面的環境影響，企業將會面臨處罰或罰款，其結果也損害了債權人的權益。因此，債權人高度關注企業的活動。他們呼吁更多的企業誠信，要求企業充分披露以保證他們揭露最新的情況并防范機會主義行為。否則，債權人會尋找新的東家，甚至收回貸款。3.供應商和顧客把供應鏈看作一個整體，當企業的年度報告披露了環境信息，信息的目標觀眾是資本市場和投資者。然而，環境信息同樣為客戶和供應商服務。客戶在做出采購決策之前，企業形象和聲譽自然是一個決定性因素。Park使用廣告費用作為替代變量代表客戶關系強度。研究結果表明，具有良好客戶關系的企業更加積極披露在環境保護上的投入并提供高質量的披露內容[20]。公司形象和聲譽已經成為關鍵因素，鼓勵顧客再次購買。企業與利益相關者是一種相互依存的狀態。利益相關者為企業提供重要的資源，作為回報，企業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和需求。因此，在整個供應鏈上，當企業不能滿足供應商的需求，后者將會尋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者，甚至報復不當行為（如暫停供應）。這些結果都會對企業業績產生不利影響。當企業的存貨周轉率較高，它將會主動滿足供應商的要求以免發生供給短缺并失去銷售機會。為避免企業聲譽受到負面的環境績效的影響，供應商需要看到更多透明的環境信息，使自己在新的企業環境中調整戰略。4.競爭者競爭產生于兩個及兩個以上的企業之間。因此，當謀劃戰略時，多數企業會考慮他們所屬的行業及行業中的競爭水平。企業的競爭環境真實地存在，由于較高的行業退出率，企業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動確保在行業中的地位。Gale認為擁有較高市場份額的公司可能施加重大影響控制市場[21]。這一觀點表明企業將更多地被外部世界關注，為保持優勢，需要采取積極主動的策略，包括環境信息披露政策。上述文獻和關于外部利益相關者集團的推論闡明了企業提高其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背后動機和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H1：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與外部利益相關者期望和需求正相關。

（二）內部利益相關者與環境信息披露1.股東Keim認為，內部利益相關者構成分散的所有權結構，對企業相關活動的透明度提出更多元化的需求[22]。尤其是企業的社會活動，極大地得到股東的關注。當股權分散，必須加強監控，企業將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由于股票多樣化，股東會更加關注企業的社會活動和環境行為，從而促使企業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也表明，企業往往披露更多的信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另外，公司股權結構越集中，披露的信息越少，節約的披露成本越多。2.員工隨著環保意識的普遍提升，員工開始關注到企業的環境績效。企業員工認識到消極的環境策略會導致負面的環境績效，帶來處罰或破壞企業形象，甚至損害職工的權益。員工尤其關注企業對待環境策略的態度，因為職工的權益與企業前景密切相關。大公司的員工通常組織工會或某些特殊的公司機構（例如，一個專職部門負責處理環境相關事務）來確保他們的意見為企業管理層接納。在內部員工的壓力下，企業積極實施環境策略和履行社會責任。因此，員工數量越大，對環境政策的影響越大。員工可能需要更高透明度的環境信息以免損害其權益。基于上述文獻和關于內部利益相關者集團的推論，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H2：環境披露與內部利益相關者期望和需求相關。

（三）中間利益相關者1.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意識的上升促成環保組織的產生，環保組織自愿執行日常的環境保護任務、協助政府監管污染源并加以改進。環保組織動員組織力量，對企業施加壓力，這些企業呈現出很多不良的環境行為，迫切需要一個更為有效的環保生產工藝，環保組織推動企業披露有關環境影響的產品信息。Deegan采訪了一些環保組織、挑選一些最受關注的行業，測試他們的敏感性。結果發現在環保組織的壓力下，環境敏感度較高的企業經理層會提高環境信息披露水平。這些敏感企業比其他企業受到環保組織更嚴格的監管。石油、化工、有色金屬、造紙工業，往往比其他產業更加敏感，環境披露信息更加充分。2.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的監管作用影響信息披露的質量。現有的研究表明，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比非十大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更卓越的質量保證，十大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影響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度。為維護其知名聲譽和避免訴訟，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往往要求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當一家公司由一家具備實力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分析人員就容易將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確認為更好。會計師事務所實力越強，顧客和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度越高。基于上述文獻和關于中間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推論，本文得出第三個假設。H3：環境信息披露與中間利益相關者預期和監管呈正相關性。

四、變量設置與模型構建

（一）變量設置在研究中，影響企業財務報告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因素共有變量9個，與上述的假設相對應。控制變量為盈利能力。相關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二）模型構建為檢驗前述假設，本文采取打分技術測量法，采用內容分析，通過信息披露的“數量”變化來推斷“質量”變化，以確定環境信息披露的程度。這一研究使用Wiseman的分類法和分項法來識別年報中環境信息披露程度。在具體實踐和預測過程中遇到困難，對原方法做適當的修改調整，從而設計出記分板，在記分板上的環境信息分為四大類：經濟因素、訴訟、降低污染、環境管理，如表2所示。對年報披露內容分析的分數，我們給定每一塊的貨幣性或定量性的披露賦值2分，定性披露1分，指定的項目不予披露的不得分。因此，環境披露的總分數范圍是0到24分。除了總披露水平，也分別對自愿性披露和非自愿性披露構成情況打分。企業披露的法律、法規指定的項目屬于非自愿披露，其余的披露內容屬于自愿披露。

（三）樣本選擇近年來，中國環保部啟動中國上市環境責任評價活動，調查對象是深滬上市公司，而相關評分模板則是依據國際標準和國內標準。本文選用2014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的636家企業解釋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決定因素。通過收集以上企業年度財務報告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分析報告附注中環境信息披露情況，相關資料來源于巨潮咨詢網和國泰安數據庫（http：//www.gtarsc.com）。

（四）環境信息披露打分表2列示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打分評估情況。在打分測度時，環境披露內容由四個方面12個項目組成，包括自愿性披露水平。結果顯示鮮有企業披露有關環境治理設備和設施的財務資源。關于環境訴訟內容，研究發現僅有幾家公司披露有關環境懲罰的信息。這一結果可能是源于對于未決訴訟的裁定較為困難，也揭露了這些企業試圖隱藏相關信息規避公共監督。至于其他信息，屬于環境管理范疇，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效披露。然而，主要采取的是非量化的披露方式。從而可得出這樣的推斷：公司更傾向于解釋環境政策，例如，我們生產過程中不產生任何形式的污染，我們將繼續投資、改善和執行回收以實現環保理念等。對于總的披露分數，本文分別列示了非自愿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分數。自愿性披露分數明顯偏低，這一事實與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環境報告分析結果不謀而合，也從側面驗證了我們的數據是有效的。除了自愿性披露不足，強制性披露信息同樣不充分，主要源于缺乏有效監管和相關部門未能履行監管職責。總的來看，強制性披露的平均分數高于自愿性披露分數的事實反映出管理層對環境披露的消極態度。隱藏在這一態度背后的原因是企業總是將環境信息視為機密，因此不愿公之于眾；或者信息公開產生的成本大于帶來的收益。

（五）描述性統計表3提供了本文使用的先決變量（外生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強制性披露有4項指標，自愿性披露有6項指標。樣本公司最高披露得分是14，最低得分是0，平均得分是3.487，表明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情況不盡如意。自愿性披露的平均值為1.456分，而強制性披露的平均值是3.452分。會計師事務所的平均分為0.801，即超過三分之二的樣本公司被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表4中列示了外生變量之間的聯系。環境披露與懲罰正相關（r=0.1），與公司規模正相關（r=0.39），與市場份額正相關（r=0.32），與員工數量正相關（r=0.32），與大股東利益負相關（r=-0.1）。

（六）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結果解釋了等式1中利益相關者與環境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見表5）。關于外部利益相關者，自變量的系數表明環境違規行為與三類環境信息披露有重大關系（0.125，P<0.072；0.081，P<0.018；0.100，P<0.004；總體披露，強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這一結果與法律理論一致，或者說，接受懲罰的企業回避環境懲罰相關的負面消息而傾向于披露積極的環境信息。企業規模與三類環境披露具有強正相關（0.340，P<0.001；0.247，P<0.001；0.387，P<0.001；總體披露，強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大企業肩負較高的政治成本，更依賴于政治及社會支持，更加為政府及消費者所關注，因此，大企業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財務杠杠與總體披露和強制性披露呈強正相關性（0.062，P<0.046，整體披露；0.076，P<0.031，強制性披露）。結果表明當企業面臨較高的財務風險時，債權人會要求企業提供更多的環境信息以確保了解企業最新的發展及相關的經濟決策。此外，廣告費與三類披露形式具有強正相關性（0.132，P<0.001；0.057，P<0.063；0.207，P<0.001；總體披露，強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企業的廣告支出能提升市場關注度、提高環境披露水平，以達到塑造良好企業形象的目的。關于內部利益相關者群體，大股東及主要股東與總體披露水平及強制性披露水平呈負相關性（-0.086，P<0.025，總體性披露；-0.187，P<0.003，強制性披露）。這類企業了解股東的需求，必須提供企業經營信息，特別是最受關注的社會和環境活動信息，因此，它們將盡可能地披露較好的環境信息。很明顯，企業員工的數量與三類披露水平呈正相關性，企業員工會要求企業提供環境業績信息，員工人數越多，環境披露水平越高。關于中間利益相關者群體，很明顯，環境敏感的企業與總體披露和強制性披露呈正相關（0.142，P<0.001，總體披露；0.121，P<0.001，強制性披露）。由于環境敏感的企業對社會環境影響更大，環保組織更加關注這類企業。因此，它們將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然而，這一變量與自愿性環境披露水平并沒有強相關性，主要在于罰款和環境懲罰及未來的環境支出屬于強制性披露水平，也是環保組織所關注的內容。被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企業與自愿性披露強相關（0.081，P<0.008，整體性披露；0.037，P<0.006，自愿性披露）。這類企業的非自愿性披露程度較低，可能是因為這類披露本身是強制性的，并且相關企業的實際內容的確很少。盡管中間利益相關者不直接受益于企業，由它們充當監督角色，能確保其他利益相關者群體的利益不受損害。

五、研究結論及不足

持續發展是企業的終極目標，但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企業能切實地認識到他們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提集中于如何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而后依靠利潤繳納稅金履行相關的社會責任。然而，當今的社會責任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不僅要求企業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更要求企業努力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的訴求。在年度財務報告中披露環境信息，可以看成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群體有效溝通的方式之一。本文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更加關注大公司和受過環境懲罰的企業。在政府檢查之下，這類企業披露較多的環境信息以確保其合法性。此外，市場占有份額較大的企業重視企業的環境績效，主動向社會公眾披露環境信息。員工數量大的企業和股權結構分散的企業的員工和股東十分關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另外，中間利益相關者極大地影響企業的環境披露的管理決策。然而，被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企業與強制性披露沒有強相關，原因在于這一方式本身是剛性的，相關企業實際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本身就很少。財務杠桿、大股東、環境敏感性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沒有明顯的關系，是因為管理層在制定有關環境管理策略時考慮到其他的方面，如成本效益原則、謹慎性原則等，因此這些特定的利益相關者群體無法影響某些企業的自愿性披露。企業披露透明的環境會計信息能夠滿足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創造經濟附加值，提高企業形象，從而獲得持續健康發展。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樣本采用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2014年主板公司，涵蓋數量為636家，環境會計信息統計來源于企業財務報告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披露零散，缺乏系統性；某些變量（如監管機制）與企業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程度相關，但缺乏可量化指標，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全面性。后續研究中我們將進一步探索研究策略，擴大研究樣本，結合中國環保部組織的上市環境責任評價活動，依據國際標準和國內實踐評價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狀況。

參考文獻：

[1]李宏偉.環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研究綜述[J].河南社會科學，2014，（5）：60-65.

[2]GrayR，RKouhy，SLavers.CorporateSocialandEnvironmentalReporting：AReviewoftheLiteratureandaLongitudinalStudyofUKDisclosure[J].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Journal，1995，8（2）：44-77.

[3]HillCWL，TMJones.Stakeholder-AgencyTheory[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1992，29（2）：131-154.

[4]RobertsRW.Determinants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Disclosure：AnApplicationofStake-holderTheory[J].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1992，17（6）：595-612.

[5]JonesTM.InstrumentalStakeholderTheory：ASynthesisofEthicsandEconomic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995，20（2）：404-437.

[6]FreemanRE，JEHarrison，ACWicks.ManagingforStakeholders：Survival，ReputationandSuccess[M].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2007.

[7]DonaldsonT，LEPreston.TheStakeholderTheoryoftheCorporation：Concepts，Evidence，andImplication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995，20（1）：65-91.

[8]BrownN，CDeegan.ThePublicDisclosureof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formation-ADualTestofMediaAgendaSettingTheoryandLegitimacyTheory[J].Accounting&BusinessResearch，1998，29（1）：21-41.

[9]O’DonovanG.EnvironmentalDisclosuresintheAnnualReport：ExtendingtheApplicabilityandPredictivePowerofLegitimacyTheory[J].Accounting，Auditing&AccountabilityJournal，2002，15（3）：344-371.

[10]BrammerS，SPavelin.VoluntaryEnvironmentalDisclosuresbyLargeUKCompanies[J].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ccounting，2006，33（7-8）：1168-1188.

[11]FreemanRE.StrategicManagement：AStakeholderApproach[M].Marshfield，MA：PitmanPublishingInc，1984.

[12]UllmanAA.DatainSearchofaTheory：ACriticalExaminationoftheRelationshipsAmongSocialPerformance，SocialDisclos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ofU.S.Firm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985，10（3）：540-557.

[13]HossainM，LMTan，MBAdams.VoluntaryDisclosureinanEmergingCapitalMarket：SomeEmpiricalEvidencefromCompaniesListedontheKualaLumpurStockExchange[J].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ccounting，1994，29（4）：334-351.

[14]HalmeM，MHuse.TheInfluenceofCorporateGovernance，IndustryandCountryFactorsonEnvironmentalReporting[J].ScandinavianJournalofManagement，1997，13（2）：137-157.

[15]CormierD，IMGordon，MMagnan.CorporateEnvironmentalDisclosure：ContrastingManagement’sPerceptionswithReality[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04，49（2）：143-165.

[16]WaldenWD，BNSchwartz.Environ-mentalDisclosuresandPublicPolicyPressure[J].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1997，16（2）：125-154.

[17]DeeganC，BGordon.AStudyoftheEnvironmentalDisclosurePracticesofAustralianCorporations[J].Accounting&BusinessResearch，1996，26（3）：187-199.

[18]ChoCH，DMPatten.TheRoleofEnvironmentalDisclosuresasToolsofLegitimacy：AResearchNote[J].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2007，32（7-8）：639-647.

[19]WattsRL，JL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1986，5（2）：171-180.

[20]ParkO.JapaneseCorporateEnvironmentalDisclosure[J].KeizaiKagaku，1999，47（3）：21-37.

[21]GaleBT.MarketShareandRateofReturn[J].TheReviewofEconomics&Statistics，1972，54（4）：412-423.

[22]KeimGD.ManagerialBehaviorandtheSocialResponsibilityDebate：GoalsVersusConstraints[J].AcademyofManagement，1978，21（1）：57-68.

作者：盧秋聲 干勝道 單位：四川大學 商學院 會計與財務研究所 湖北民族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