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貿易與收入分配關系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產品貿易與收入分配關系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引言

農民收入問題始終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增長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并且這些因素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聯系，國內外學者也已從不同視角對其進行了研究。總體來看，國外學者主要從農民自身擁有資源稟賦的多寡和農業自身的弱質性著手，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農民收入增長主要通過傳統農業改造、農民科學技術能力保障、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民資源稟賦增加來實現［1］。而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宏觀角度來考慮，運用實證檢驗方法從不同研究視角分析了農民收入增長的各個制約因素。綜合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文獻，發現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人力資本說。蔡昉等(2003)，任國強(2004)，王國敏等(2006)，李建中等(2007)從人力資本視角探討了勞動者素質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認為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勞動者的智力素質水平和健康素質水平，進一步提高了勞動者的信息獲取能力、生產能力以及資源配置能力，進而起到促進勞動者收入的作用［2～6］。第二，金融支持說。Goldsmith(1969)，GurleyandShaw(1955)，McKinnon(1973)，林毅夫(2001)，章奇等(2003)從農村金融的視角探討了農村正規金融和農村非正規金融對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各自起到的作用［1～11］;溫濤等(2005)，劉旦(2007)，譚燕芝(2009)運用實證方法檢驗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及其運行效率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得出我國現階段農村金融運行效率仍比較低，并不能很好地促進農民收入增長［12～14］;然而楊雯(2007)采用人均農戶儲蓄存款代表農村金融發展的水平進行分析，卻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復雜的雙向因果關系［15］。第三，制度創新說。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是限制農民收入增長的兩大因素，黃季焜(2000)，韓俊(2003)從制度變遷的視角研究了我國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他們認為土地制度主要通過對農民產權的制約來影響農民收入增長［16～17］;而周其仁(2002)從產權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產權界定模糊是阻礙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大制度因素，并提出要提高農民收入就必須從產權明晰入手［18］;另外，陳錫文(2002)則認為阻礙農民增收最根本的制度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其通過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來影響農民收入增長［19］。第四，公共產品說。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好壞也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林毅夫，2001)［20］。王國華(2004)，張秀生等(2007)也認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并提出只有通過構筑有效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滿足農民對其需求，才能更好的促進農民增收［21～22］;沈坤榮，張璟(2007)用實證的方法分析了國家財政的農村支出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并討論了如何改變農村公共支出結構來降低城鄉收入差距［23］。第五，其他一些學說。Kooreman(1986)，Wil-liam(2002)從農村產業結構的視角揭示農村產業結構與農民收入結構作用原理，量化了兩者之間的相關程度;趙峰等(2006)，張貴先等(2006)對農民非農就業與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農民的非農就業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根本原因［24～25］;姚耀軍等(2005)，宋元梁等(2005)研究了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認為城市化勞動力流動更能夠通過要素報酬均等化來提高農民收入，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正向交互響應作用［26～27］。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現有文獻大多從人力資本、財政金融支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制度變遷等視角來研究，而從農產品貿易視角來研究農民收入增長的文獻相對較少。在當今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環境下，農民收入的變化與農產品貿易密切相關。但是，農產品貿易對農民收入增長到底有著怎樣的影響?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如果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短期內又是如何波動?是農產品進口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大?還是農產品出口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大?如何才能通過合理的農產品貿易促進農民收入增長?要解答上述問題，有必要對二者關系的研究脈絡進行梳理，理清二者的關系，為農民增收提供新的路徑。

一、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研究脈絡

縱觀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研究的相關文獻可發現，二者的關系研究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隱含在農產品貿易與經濟增長、農產品貿易與就業工資、農產品貿易與收入分配等的研究之中，鮮有直接論證二者之間的關系。隨著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快速發展以及政府對農民收入增長重視程度的增加，二者關系的研究才開始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出現了直接論證二者關系的研究，筆者將在以下部分重點分析二者關系的研究脈絡。

1．農產品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經濟增長通過分配制度必然影響著農民收入增長。自英國學者羅伯特遜(D．H．Robertson，1937)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種說法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一議題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28］。其中，持肯定態度的學者有R．Nurkse、PaulSamuelson、PaulKrugman、Dougla-sA．Irwin、GeneGrossman等。他們認為對外貿易不僅擴大了交易市場、有利于市場競爭、容易形成規模經濟，而且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有利于知識、技術的傳播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能夠帶動經濟的長期發展。相反，辛格、普雷維什等卻持否定態度，他們從貿易條件惡化的角度出發，對“中心—外圍”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當今國際經濟體制的中心在發達國家，中心發達國家控制著外圍發展中國家，并且外圍國家只能順應中心國家的發展(李明武，2004)［29］。而威廉·劉易斯、歐文·克拉維斯等人則持中立態度，認為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但貿易是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還取決于其他一些因素。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這一問題，國內學者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劉曉鵬(2001)，孫林和等(2003)，沈坤榮，李劍(2003)，繆德剛(2010)等認為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呈顯著正相關［30～33］;張鶴(2005)的研究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34］;孫夫啟等(2009)的研究則表明貿易進出口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35］。而彭福偉(1999)、賴明勇等(1998)、尹翔碩等(1997)學者則對貿易促進經濟經濟增長持懷疑態度，認為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很明顯［36～38］。具體到我國農產品貿易與農業經濟的關系研究，學者們大多是從實證進行論述。鄭云(2006)根據協整理論和格蘭杰因果計量方法，對我國1980—2004年的農產品出口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得出農產品出口與農業經濟之間以及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出口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都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農產品出口是農業經濟的單向格蘭杰原因，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與農業經濟之間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出口與農業經濟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39］。余皓浩(2007)也通過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了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農產品出口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進口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進而得出我國農產品貿易應當進行適當的保護政策［40］。杜紅梅，安龍送(2007)根據我國1980—2004年的相關數據資料，運用OLS方法擬合了一個農產品貿易與農業經濟之間的線性模型，并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對農產品貿易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和短期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短期內農產品進口對農業經濟的增長的作用不明顯;但是從長期來看，農產品進口卻可以通過促進國內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加速知識積累、提高農業技術等途徑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而農產品出口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起到促進的作用［41］。從以上相關文獻可以得出，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到底是正向影響還是負向影響這一論題，目前還仍然存在爭論。具體到農產品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者們一致認為農產品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而農產品貿易進口對經濟增長中所起到的作用，目前學術界仍還沒有達成一致的看法。

2．農產品貿易與收入分配的關系研究

經濟的增長需要通過分配制度傳遞到農民收入上，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對農民收入增長有著不同的影響。MinotandGoleti(2000)通過構建多市場空間均衡模型，發現國際大米市場的貿易自由化會提高國內大米市場的價格，有利于當地農民收入的增加，對緩解當地的貧困起到積極作用［58］。Deculuwé，Party，SavardandThorbecke(1999)使用Beta函數模擬了代表性住戶的收入分配情況，并用線性支出系統對貧困線進行了設定［59］。CogneauandRobilliard(2000)把勞動力分配的計量模型納入到總體分析框架內，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相對收入和價格變化盡管在大多模擬中十分顯著，但這些變化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卻比較小。

ChenandRavallion分析了中國加入WTO后的收入分配問題。發現大多數城鎮居民，特別是那些相對較貧困的城鎮居民將會從加入WTO中獲益。而對農村居民來說，并沒有從中得到利益。DollarandKraay(2001)的研究表明，貿易量和收入不平等在統計意義上不存在系統相關，這就意味著貿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加劇收入不平等分配［60］。Milanovic(2002)根據90個國家住戶調查數據，考察了開放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開放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初始收入的水平，在非常低的收入水平時，富人能夠從貿易擴大中獲利，而當收入水平提高時，窮人和中等收入水平群體的福利趨向改善［61］。徐水安(2003)運用動態兩要素模型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個人收入分配的影響。首先采用H－O－S模型分析了工業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得出貿易自由化將遺贈財富取得的收入和工資之間進行了重新分配，如果出口的消費品價格上升，則不平等下降。由于在分析此模型時采用了世代交疊的假定，因此這種收入不平等，會傳遞給下一代。研究還發現農業經濟中的個人收入分配與工業經濟分析中的模型一致，只是每代人獲得的遺贈用來投資在土地上，若一國的農業經濟是勞動充裕的，則該國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其勞動與土地的相對價格比率上升，該國農業人口的收入不平等下降［62］。楊小凱、張定勝(2004)采用一般均衡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對一國貿易開放與收入分配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不同國家間和同一國家不同人群間存在著不同的交易條件，具有較好的交易條件的個人會首先卷入分工和貿易，此時二元結構出現，不平等增加。隨著交易條件的改進，不同的個人逐漸地卷入分工網，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波動的，它既不是單調增加的也不是單調減少的［63］。

3．農產品貿易與就業、工資的關系研究當把農民收入問題放到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世界經濟變化的大環境中來觀察時，農民收入問題實際上就變成了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因此，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就變成了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蔡昉等，2006)［42］。國際貿易會不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就業水平?20世紀以后，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貿易出口對就業具有促進作用，但貿易進口對就業的影響不是很明顯，并且比較復雜［43］。安妮·克魯格(1985)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與就業問題進行了研究，發現出口部門的相對勞動力密集度更高，越是中性的貿易政策，越有利于使生產轉向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從而能夠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就業［44］。但是，由于各國對外開放程度以及市場發育程度存在差異性，這種結論適合不同的國家嗎?HineandWright(1998)通過研究英國的就業發現，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的都對勞動力的需求起到阻礙作用［45］。HaroonBhorat(2000)對非洲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與就業進行了研究，發現貿易出口導致了大量的非技術工人失業［46］。Orbeta(2002)對菲律賓進行了研究，發現進口貿易對菲律賓國內的就業水平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另外，國內學者對我國貿易與就業的關系也進行了相關研究。熊偉(1999)，夏先良(2002)認為進口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而出口增長率卻與就業增長率呈正相關關系［47～48］。魏浩、張二震(2004)認為進口可以帶動產業升級，進而可以帶動一國就業［49］。張小雪、陳萬明(2006)，呂超榮(2007)通過協整檢驗實證分析了我國對外貿易對城鎮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出口與國內城鎮就業負相關，而進口與我國城鎮勞動力就業正相關［50～51］。另外，貿易是否是工資收入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對于這一問題進行分析的第一個著眼點就是研究貿易格局，特別是貿易要素含量對工資分配的影響。然而利默(2000)認為，要素的價格不是外生的，其中，各部門所經歷的技術變革起了關鍵性作用［52］。而Krugman(2000)則認為，要素偏向型技術變革才是要素價格的關鍵，任何部門內的熟練勞動密集型技術的推廣都會導致工資的提高［53］。M．Slaughter(2001)認為，貿易自由化對勞動力與資本這兩大要素間存在爭價能力的影響，如果貿易自由化提高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函數，這將導致工人爭價能力及工資的下跌［54］。Gross-man(1986)通過研究進口競爭的局部均衡效應，發現工資對進口價格并不特別敏感［55］。Trefler(1993)，FreemanandKatz(2002)，Revenga(2002)也對美國和加拿大的跨行業就業進行了研究，并得到了相似的結論。他們的研究都表明，進口競爭對工資的影響卻是很小。于曉燕(2006)從理論與實證上探討了國際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機制及程度，認為貿易自由化對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工資及就業狀況將得到改善，技術創新效應等其他因素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帶來不利影響［56］。隨著農產品貿易發展以及對農民就業的日益重視，研究農產品貿易對農民就業的影響有著積極的意義，但目前相關文獻極少。楊玉華(2008)從農產品貿易的結構調整出發，研究了我國農產品貿易對農村就業的影響。他認為農產品貿易能夠帶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兩者的影響程度不同，農產品貿易對農業就業影響程度較小，而對非農就業的影響程度較大，特別是農產品貿易出口對農村非農就業影響程度更大。并提出通過農產品貿易結構調整，發揮我國農村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不足，并且能夠增加農村的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57］。總之，關于貿易對勞動者就業及工資的影響這一問題，目前理論界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對外貿易是否引起了不同勞動力類型間就業情況的變化以及收入差距的加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情況有何差異，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并且我們發現關于農產品貿易與農民就業這方面的研究目前還很少，今后要加大這方面的研究，這對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4．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研究

近年來，隨著農產品貿易的擴大以及人們對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視程度的增加，人們開始關注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研究。但是，已有文獻大多只是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缺乏理論上的研究。Frankel和Romer(1999)通過構建國家地理模型，驗證了貿易的收入效應，并指出貿易促進收入的現象不僅在高收入國家中存在，在中低收入國家中同樣存在［64］。隨后，DouglasA．IrwinK和MarkoTervio(2002)通過分析一戰至二戰后的數據，得出了與Frankel和Romer相似的結論，認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里，貿易對收入具有正效應。同時，他們還發現，最小二乘法的估計值會低估貿易的收入效應［65］。依靠農產品出口來拉動農民收入增長，是當今學者普遍認同的觀點。曾國平，王燕飛(2006)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分析了農產品出口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得出我國農產品出口是農民收入變動的Granger原因，農民收入顯著地受滯后一期農產品出口的影響［66］。乜國婉，馬述忠(2006)通過回歸分析發現，農產品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巨大的外匯貢獻，這不僅推動了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促進了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尤其是拓寬了農民的就業渠道，從而能更有效地促進農民收入增長［67］。另外，也有學者結合農產品貿易進出口兩個方面研究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王培志，劉寧(2007)運用協整、ECM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模型等計量方法，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新途徑做了探討。得出我國農產品貿易競爭力、農產品進口、農產品出口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農產品出口是農民收入增加的Granger原因;同時，農民收入的短期波動受到農產品貿易競爭力、農產品進口、農產品出口短期變化的影響，其中農產品貿易競爭力的短期均衡調整力度更明顯。并提出通過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農產品出口就能夠有效帶動農民收入增長［68］。汪艷濤，王記志(2009)，陶秀玲，張鵬(2009)通過建立VAR模型，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考察了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與農民收入的關系。結果表明，農產品貿易總額與農民收入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并且農產品貿易總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提出通過擴大我國農產品貿易的規模，能夠促進農民收入增長［69～70］。

二、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研究展望

現有文獻大多運用實證檢驗二者的關系，缺乏理論上的分析，目前還沒有文獻對農產品貿易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機理進行過系統的論述，農產品貿易到底通過怎樣的路徑影響農民收入?由于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不是直接的，導致了學者們對二者關系的理論研究受阻。所以筆者認為，“基于農產品貿易的農民收入增長研究”這一課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產品貿易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機理模型研究

農產品貿易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很多、并且各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這給建立統一的理論模型分析框架帶來了困難。但是，我們可從農產品供給的角度出發，將農產品供給分為四個階段: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初級產品銷售階段、初級產品加工階段、制成品銷售階段，然后結合貿易理論和農民收入理論通過價格效應、規模效應、就業效應、制度效應等建立農產品貿易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機理模型是下一步的研究思路。

2．農產品貿易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面板數據研究

由于我國農產品貿易具有地區差異性，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不同貿易部門以及不同貿易產品的環境下，必然導致農產品貿易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不同。限于數據收集的局限性，本文并沒有對農產品貿易分地區、分階段、分部門、分產品進行具體研究。因此，在數據收集完備的情況下，對我國農產品貿易分地區、分階段、分部門、分產品地來研究其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更有深層次的意義，可以為一個國家制定具體的貿易開放政策提供理論和政策參考。

3．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貿易的反作用研究

隨著農民收入增長的變化，其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隨著我國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農民各方面的素質得到了提高，農民對產品的消費需求也發生了改變，由以前僅僅對產品數量的追求也慢慢轉變為對產品質量的追求，同時，這種觀念的轉變也改變了農民傳統的需求方式，使得農民消費水平大大提高，需求結構發生變化，這就會影響國內農產品生產結構的變化，從而必然會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下一步要加大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深入研究，從而達到農產品貿易促進農民收入增長，農民收入的增長又反過來帶動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實現兩者良性、協調、有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