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保稅區的發展水平與競爭潛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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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稅區發展評價研究文獻綜述

由于中國保稅區是一個新生事物，出現時間較短，因此國外學者對其研究較少，評價研究幾乎空白，國內學者對保稅區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功能定位、轉型目標、管理體制等領域，對保稅區評價的研究也較少。就目前作者所涉及的文獻而言，評價研究有兩種：一是對保稅區本身發展評價的研究，二是保稅區之間發展的對比研究。劉恩專（1999）對天津保稅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效應進行了分析評價，他認為保稅區不僅是母城經濟的重要增長極，而且是腹地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不可多得的通道和驅動器，其為區域經濟帶來的乘數效應遠比其自身的經濟績效更重要[1]。劉恩專（2004）以波特（MichaelE.Porter）競爭力理論為基礎，構造了由基礎競爭力、產業競爭力和環境競爭力等三類因素組成的保稅區競爭力評價體系，并對大連、天津港、上海外高橋、青島和深圳福田五個有代表性的保稅區競爭力進行了實證分析[2]。陳雙喜（2005）構建了中國保稅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并用層次分析法（AHP）給出了各評價指數的綜合權重。結論表明，保稅區發展管理與保稅區戰略在保稅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3]。王宗軍（2008）基于上海外高橋的發展現狀，建立了外高橋保稅區發展水平三級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了一種將模糊綜合評價和因子分析相結合的集成綜合評價方法[4]。劉輝群（2008）構建了由綜合經濟因素、對外開放因素、企業發展因素、科技創新因素以及政府管理水平因素組成的保稅港區評價體系，對深圳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做了定量評價[5]。但綜上可以看出，以上評價體系均缺少對保稅區制度性因素的分析與構建。

二、基于H-O外生稟賦優勢的新興古典模型

中國保稅區的設立主要遵循比較優勢原理，即通過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以及特殊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尋求資源稟賦差異決定的比較利益。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建設與發展，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后，保稅區完全依賴資源稟賦和特殊政策發展的時期即將結束。保稅區研究應適時選擇新的理論工具指導自身的健康發展。目前，保稅區轉型為國際規范的自由貿易區已成為大部分學者的共識，并且在向自由貿易區演進的過程中，保稅區的制度建設、管理體制創新已成為保稅區可持續發展與轉型的決定性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其中，斯密用分工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洞見被楊小凱等人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發展成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此理論認為，由分工導致的生產率差異形成的內生的絕對優勢要比由技術、資源稟賦差異形成的外生比較優勢更為一般。國際貿易的基礎不僅來自于外生的技術、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更重要的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分工演進對經濟發展或增長具有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分工水平取決于市場容量，而市場容量取決于交易費用或交易效率。因此，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較低的交易費用（較高的交易效率）意味著更多的貿易、更高層次的專業化，較高的交易費用（較低的交易效率）意味著很多潛在交易或許根本不會發生，甚至自給自足。下面建立一個有H-O外生稟賦優勢、存在交易成本、各國有不同交易效率的新興古典模型，并將證明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交易效率是貿易模式演進和獲取貿易所得的決定因素。

（一）模型設計

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分別記為國家1和國家2，國家i有Mi個消費者—生產者，i=1，2。作為消費者—生產者，每個人消費兩種商品x，y，同時決定他們自己的生產和貿易活動的模式。假設同一個國家內的個人事前都是相同的，有如下形式的效用函數：Ui=（xi+kixdi）（θyi+kiyid）1-θ這里xi，yi表示產品x和y的自給量，xid，yid表示產品x和y的市場購買量。k（iki∈［0，1］）是交易效率系數，它表示每購買一個單位商品，買者只能收到ki，而1-ki則在交易過程中損失掉了。國家1和國家2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用a1表示國家1的資本與勞動的比率；用a2表示國家2的資本與勞動的比率。假定國家1是資本相對豐裕的國家，國家2是勞動力相對豐裕的國家，所以有a1>a2。在H-O模型中，有規模報酬不變假定，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國家1的個人生產函數為：x1+x1s=l1αxk11x-α=a11-αl1x；y1+y1s=l1βyk11y-β=a11-βl1y；l1x+l1y=1；k1x+k1y=a1國家2的個人生產函數為：x2+x2s=l2αxk21x-α=a21-αl2x；y2+y2s=l2βyk21y-β=a21-βl2y；l2x+l2y=1；k2x+k2y=a2設α＜β，則x產品為資本密集型產品，y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一國中一個人的消費、生產和貿易決策涉及6個變量xi，xis，xid，yi，yis，yid≥0，（i=1，2）的選擇。因此，總共有26=64種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因為個人從不同時買和賣同一商品，從不同時生產和買同一產品，最多賣一種產品（文定理，1996），所以xsi和xdi不可能同時為正，yis和ydi也不可能同時為正。這樣，預算約束就是pxxis=pyxid或pxxid=pyyis，那么，違反預算約束的組合：xis=0和yid＞0；xis＞0和yid＝0；xid=0和ysi＞0；xid＞0和ysi=0就被排除掉。在余下的組合中，滿足正效應約束（ui=（xi+kixdi）（θyi+kiyid）1-θ＞0）和H-O定理的貿易結構只有以下5種（如圖1）

（二）一般均衡和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

解得五種市場結構的角點均衡結果及參數范圍，如表1及表2所示。其中k0=a1a2∈∈α-β，kA=M（11-θ）M•2θa1a2∈∈1-β，kB=M2θM•1（1-θ）a2a1∈∈1-α

（三）分析及結論

兩國交易效率均太低或任一國的交易效率足夠低致使兩國的交易效率系數k1k2<k0，則均衡結構為自給自足。如果兩個國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進，交易效率系數k1k2=k0，則均衡就會轉到每個國家生產兩種商品的低分工的狀態。如果一個國家的交易效率進一步改進，則均衡就會轉到二元結構。在此結構下，這個國家完全專業化，且得到大部分的貿易好處，而另外一個國家則生產兩種商品。隨著兩個國家的交易效率進一步提高，則均衡會跳到一個高的分工水平。此時，每個國家只生產一種商品，且貿易的好處由兩個國家分享。均衡結構和內生變量隨著參數變化而在不同角點均衡間的這種非連續跳躍被稱為一般均衡的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一般均衡的超邊際比較靜態分析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一般均衡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交易效率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

三、中國保稅區交易效率的計量及實證檢驗

（一）交易效率指標的選取

綜合國內外有關交易效率的研究文獻（鐘富國，2003[6]；趙紅軍，2005[7]；高帆，2007[8）]，影響交易效率的主要因素或交易效率指標的組成可劃分為：（1）產權制度和政府治理的相關制度；（2）基礎設施、交通及通訊；（3）科技教育水平。根據保稅區的實際統計數據收集情況，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保稅區交易效率：1.政府制度。選取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信貸資金分配市場化、勞動力流動性、對生產者合法權益的保護這四個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能性，我們選取的這四個指標是保稅區所在省的得分。2.基礎設施、交通的影響因素中，選取保稅區港口貨物吞吐量。3.科技教育的影響因素中，選取保稅區所在省的發明專利數和所在省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各個保稅區的交易效率水平，消除偶發因素導致的年度異常波動，我們對所有選取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到2005—2007年的平均數代替年值。由于所選數據包含省級數據，為了比較的有效性，選取九個不同省（直轄市）的保稅區進行比較，如表3所示。

（二）數據處理及結果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預處理，然后進行KMO抽樣適當性參數檢驗和Bartlet球形檢驗。通過了參數檢驗之后，提取主成分，再進行主成分得分計算，最后得到交易效率綜合得分。由于數據范圍不規則，因此在匯總前根據Ii=Vi-VminVmax-Vmin×10將第一、第二主成分轉換到0~10的范圍，匯總如表4所示。

（三）交易效率與保稅區發展水平的檢驗

為了檢驗各保稅區交易效率與保稅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采用九個保稅區的工業增加值（億元）與期末從業人員（萬人）之比和交易效率幾個主成分得分進行線性回歸。使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3.1得到一階線性模型，其中y表示增加值/期末從業人員，x，x1，x2分別表示交易效率總得分、交易效率第一主成分得分、交易效率第二主成分得分，最后得到如下模型：y=28.94140-1060156x1-799771x2+1859927x（12.63597）（-1.26776）（-1.267768）（1.267763）R2=0.673306DW=2.557561從圖1中可以看到被解釋變量的實際值和擬合值基本重合，殘差數列基本平穩，模型基本擬合。因此證實了各保稅區交易效率總得分與各保稅區人均工業增加值存在正的線性關系，較高的交易效率可以帶來較高水平的經濟增長。四、結語本文以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為理論分析基礎，從三個層面構建了保稅區交易效率指標體系，測度了2005—2007年中國九個保稅區的平均交易效率水平，并檢驗了交易效率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結論顯示：在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保稅區中，交易效率與保稅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交易效率指數（得分）越高，人均工業增加值也越高。可以看出，交易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因此，通過提高保稅區交易效率水平來促進保稅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成功轉型已成為當前保稅區發展與建設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