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習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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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第2篇

原因如下：

1、建筑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大多數人從事的并不是方案設計。

大多數人在不了解情況的時候都以為自己將來必然是以做方案設計為主。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畢業5年后大多數建筑學專業的人在畫施工圖，只有少數人還在做方案設計；畢業10年后則只有極少數人還在堅持做方案設計。以方案設計專業而言，淘汰率一般高達90%！

為什么呢？因為方案設計的壓力和競爭極大，對人才的要求極高！對某個方案設計項目來說，一般只有兩個結果：勝或者敗！獲勝的方案還得面臨大量的長期的不斷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變！

這兩樣正好都是學校設計教學中沒有經受過強化的弱項！比如學校對學生作業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檔分數，社會上對方案則只有接受與不接受兩種結果。比如學校里學生交了作業打了分就萬事大吉，而社會則必須根據業主的意圖不斷修改方案直至業主滿意。

由于這個原因，大多數建筑學專業的畢業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徹底失敗的打擊，忍受不了沒完沒了的修改，最終放棄了和上學時的理想大相徑庭的方案設計專業，轉而從事風險相對較小的施工圖設計專業。

方案投標則更加嚴重，因為每次投標的成敗直接影響著設計師的名氣、人緣、受重視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標分若干種，比如內部投標、多單位投標、投標、邀請投標等等。不論哪種，方案設計師生涯中主要面臨的就是一次一次勝或敗的毫不留情的競爭。

不論你是誰，你是哪里畢業，你曾經中過多少標，只要你某一次沒能中標，則四處怨聲載道！原因很簡單：成本過高！

一次市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1-10萬元不等，一次省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萬元不等，一次國家級投標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萬元不等。

僅僅由于方案設計師的無能或者剛愎自用導致投標失敗，當然會使得設計師所在單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敗導致建筑施工圖、結構、給排水、采暖、空調、電氣、概預算等各個專業沒有好項目可做，這些專業的設計師當然不高興啊。失敗的方案設計師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經參加的一次投標，最終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獲勝，第二名那家前后畫了近100張效果圖，最終卻一無所獲，您想想這家的成本吧，當時我雖然獲勝，心里卻是真的為那家的方案設計師感到悲哀！

一般來講，只要一個方案設計師連續三次沒能中標或者被直接業主接受其方案，設計師所在單位就會開始有意識地避免這位設計師參加方案設計或者投標了，因為直接成本和信譽成本都過高！

作為落后地區的設計單位，由于人才培養成熟后大多數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養設計師；作為先進地區的設計單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備力量，所以也不會在意某個設計師的精心培養。最終，由于各方面的壓力和缺少關懷，屢戰屢敗的設計師很少會經受住考驗而屢敗屢戰，而是一肚子怨氣地遠走他鄉或者考研或者出國，最終大多數還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圖設計師終其一生。

業主的影響則更加可怕！方案設計師的等級完全取決于業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設計師做某個項目失敗，尤其是給業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無論這位設計師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無聞，業主都會在有意無意中就把這位設計師的“劣跡”傳播到他所認識的人圈中，這種“公認”的失敗形象會導致這位設計師在該地區很長時間內抬不起頭來。

設想一下，您和中標的設計師同時出現，業主對待他自然象對待皇帝一樣尊重，而對您視而不見，那種感覺不是誰都能持續承受的！

方案設計行業，猶如“走鋼絲”的行業，只要失敗一次就幾乎是徹底失敗，一次失敗的影響一般在地區業內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復。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對待或者以“哀兵必勝”的心態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費參加方案投標（很多設計師由于失敗過多被領導勒令不得用單位成本參加投標），并且最終的確保持了相對高比例的中標率，那么您才可能脫穎而出，被社會接受為方案設計師行列，從而開始面對更加頻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級的方案競爭，而且依然是要么勝要么敗的殘酷毫不留情的競爭！大多數人撐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嚴謹能力差、競爭心態差、工作方法差、人際關系差、自學能力差、換位思考能力差、為業主著想能力差、市場意識差、成本意識差、投資回報意識差、廣告意識差、推銷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達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領導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設計行業存活多日的。而上述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設計師，怎么可能是多數人呢？！

方案設計實際上分為很多種：概念方案、策劃方案、設計方案、施工圖方案等等。但是我們的學校和社會都沒有對方案設計行業給予科學和正確的認識及待遇。

多數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行業的學生和其他專業人士并不了解一點：只有極少數投標是有標底的，即成本費。大多數投標根本沒有成本費用，甚至您必須買標，買標的費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標單位才能得到成本補償。

多數沒有真正進入這個行業的學生和其他專業人士更不了解一點：由于大型投標的成本高昂（10-200萬元），同時招標單位大多重視投標單位的所謂綜合資質（一般都只要甲級或者特甲級資質），而且大多不允許個人名義參加，直接導致絕大多數中國設計師根本就難以參加大型投標，當然也就不可能出現什么所謂的“通往大師之路”！

恰好，國家并沒有規定只有方案設計師才是設計師，施工圖設計師也叫設計師，甚至制圖、描圖也叫設計師！尤其是注冊建筑師并不考察設計師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數人自然轉向競爭壓力沒那么大卻很有“名分”的施工圖設計啦。

2、施工圖設計是建筑設計中極其重要的工作！

沒有準確嚴謹的施工圖設計，所有的方案設計都是空中樓閣！這是誰都明白的，這也是建筑設計從業人員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圖設計人員的原因，這也是國家的注冊建筑師并不專門考察方案設計能力的主要原因。樓不好看不要緊的，但是樓塌了樓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設計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疇，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質文明基礎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萬不要錯誤地以為建筑學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務是做施工圖！

3、建筑設計是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給自己樹碑立傳。

舉一個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裝修，找了一個設計師，這位設計師跟您說，您必須完全按照我的設計實施，否則我就不干。您會非常高興地答應嗎？到底是誰想實現理想啊？！當然如果這位設計師十分著名您可能會答應，多數情況下您自然會認為這個設計師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萬元做裝修，結果這位設計師做的設計需要造價50萬元，其中包含設計費10萬元，您會接受他的設計嗎？如果這位設計師因此而揶揄您“俗”、“修養低”，您會做何反應呢？！

舉一個例子：如果您去飯店，廚師給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這時廚師跟您說：因為我喜歡麻辣的啊！結果會怎樣？您當然會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論理的啊！

舉一個例子：您是一位事業上身經百戰最終建立起來了一個集團企業的企業家，現在找一位設計師給您的企業設計辦公樓，結果這位設計師跟您說：這個設計必須完全按照我的意圖來設計，因為您和您的董事會成員不懂設計——到底是誰要蓋樓啊？！難道您會放心把幾千萬甚至幾個億造價的辦公樓或者小區交給一位剛愎自用的設計師嗎？！

很多學生和想學建筑學的其他專業人士都有這種不可理喻的誤解：以為建筑設計是能夠實現設計師本人理想的理想職業。最常見的話就是：能夠設計并建成自己喜歡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金實現您自己喜歡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樓賣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認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個設計去了，業主怎么辦？！怎么可能不讓業主有決定權啊？！別忘了樓賣不出去跳樓的是業主，擔風險的也是業主，而您卻不想讓人家有方案的決定權！所以認為可以設計并建成自己喜歡的建筑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時的設計師與同時期的畫家完全不同。畫家是為自己而畫，畫的時候想的是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設計師是為業主做設計，做的是滿足業主的綜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著一定的創作自由，因為這時找您的業主和找張大千作畫一樣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認啦！

那么成名的設計師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設計大師的人數還沒有全世界的國家首腦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數多！這可是比考大學“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還要艱難的事情啊！

考大學很單純，您努力學習即可，而成為設計大師則是一個綜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環境、命運、機緣的眷顧才行！

所以，建筑學在99%的情況下只是一個職業而已，與其它行業相比，雖然是行行出狀元，但這個行業相對比起來更加艱難而不是相對容易！

所以，我們總愛說那些聽不進去老師苦練基本功的勸告的建筑學學生是“小馬拉車嫌路窄，幼鷹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紙薄”！

所以，我們總愛說那些一嘴皮的理論、一腦門的大師的建筑學的學生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們對那些沒有真正參與多年設計實踐的所謂理論人士的自以為是只能無可奈何地回避：沒有實踐檢驗的理論是什么理論？！

所以，我們對那些羨慕建筑學專業的其它專業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們的專業又實際又賺錢，何苦來趟這趟混水呢？！

4、設計競賽和設計投標是兩個職業。

很多成名的設計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設計競賽中獲獎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數人產生了崇拜情緒，甚至認為這些人比起設計院的設計師要高明許多。

實際上，設計競賽和設計投標是徹底不同的兩種職業，基本上沒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簡單：前者分若干獎項，即使您得了佳作獎也一樣光彩；后者只有勝或者敗，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樣是落選并不自覺地被歧視！

只有邀請投標或者招標時文件注明前幾名可以獲得成本補償才可能不至于徹底虧本。經常是幾十家設計公司投一個標，最終只能有一家獲勝，其它各家只能節哀順便、各安天命、血本無歸！

因此，如果您是因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設計競賽中獲獎的成名人士而對建筑學產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勸您分清理想化競賽與實際的投標的巨大差別和職業上的本質不同！

5、只有明確了實際目標，才能學好建筑學。

對建筑學學生：只要您別把成為設計大師這么嚇人而富有壓力的目標作為理想，那么您的目標就會實際的多啦！大師是大量積累和機緣形成的，而且名額太少，呵呵！建筑師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需要大量的負責任的默默無名的設計師，無論是做方案的還是做施工圖的！

第3篇

論文摘要:當傳播主義盛行于德語國家時,法國則成了社會學思想的堡壘,涂爾干開創的法國社會學派因其理論思想和社會學方法上的貢獻而成為后來英國結構功能學派的當然先驅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幾乎在傳播學派誕生的同時,從19世紀末起,西歐大陸文化學中又出現另一個學派,即社會學派。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干是這一學派的開創者,他的《社會學方法論》(1895)一書可說是該學派的宣傳書,涂爾干培養了一批門生,并于1896年創辦了《社會學年刊》,故此派也被稱為“涂爾干學派”或“社會學年刊”學派。

古典進化學派認為民族學的主要對象是人,傳播主義者認為是文化,而社會學派的代表,則把人類社會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總體上說,法國社會學派是屬于進化論派的一個支派,他們并不反對摩爾根,同樣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但他們卻反對進化論的心理學說,主張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事實發展規律的科學,其哲學基礎是孔德的實證論。

涂爾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又譯作迪爾凱姆或杜爾干,出生于法國一個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早年求學于巴黎,受過良好的哲學訓練,并深受實證思潮影響,后在波爾多大學和巴黎大學任教。他利用民族學實地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時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民族學資料,主要著作有:《社會勞動分工論》(1893)、《社會學研究方法論》(1895)、《自殺論》(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爾干看來,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社會事實,不能簡單等同于社會中的普遍現象。“所謂社會事實,就是所有可能對個體施加一種外在約束的行動方式,而不論這種方式是否限定不變;或者,也可以說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個既定的社會,同時又獨立于在個體身上的顯現而自主存在的行動方式。”[1]這個定義包括三點要素。之所以認定一個社會事實,首先是因為它外在于個體,即社會事實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們自身,因為它們是以前的世代傳承給我們的。但它們存在的原因不能通過我們的內省來揭示。相反,社會事實的原因只能通過一種科學研究或經驗研究來確立。第二,社會事實之所以是實在的,是因為它們對個體施加約束。通常,如果一個人想要否定一種社會事實的存在,那么他就會遇到一些強制性或勸服性的實踐,正是這些實踐切實地確立了社會事實的實在。第三,社會事實獨立于任何單一個體的行動,普遍滲透于一個社會群體或整個社會。但這不意味著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加入到某個社會事實中,這一社會事實才算是實在的。

涂爾干堅持認為,對社會事實的說明,必須分別探索產生此一現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現象所發揮的功能。功能有別于原因,原因是現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現象存在的作用。同時有些現象雖然存在,卻已無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現在存在的作用來說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種功能是可以由多種事物來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現象存在而產生的,未必是基于預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尋找一個社會事實的決定原因應該看在這一社會事實之前的社會事實,而不是看個體意識的現有狀態。”[2]他批評孔德和斯賓塞的社會理論,雖然把社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然而還是用心理因素來說明社會事實。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進步的傾向,后者認為人的本性會追求更大的快樂,借以說明社會的進步。他認為這是倒果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進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組織社會借以獲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會才使人有了多種知識與追求更大的快樂。更進一步,涂爾干又指出對社會事實原因必須從社會內部環境去尋找,這個社會環境有兩個層面,而被認定具有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組成社會的社會單位數量,即社會環境的規模;二是群體的集中程度,即群體成員之間紐帶的強度和深度。社會環境是社會事實變遷的根源,因為社會環境是社會事實存在的基本條件,只有通過社會環境才能真正解釋社會現象及其變化的實際情況。他提出了各種具體方法,如:剩余法是從眾多原因中削剩一個原因;相同法,是在眾多狀況中僅比較某些相同情形;相異法,是在眾多狀況中僅比較某些相異情況。在各種方法中,共變法是最適用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兩種性質雖然不同,但在某一時期中有共變價值的現象找出來,就可以做為這兩種現象之間存在一種關系的證據。《自殺論》一書,是運用比較法從社會內部去解釋社會事實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爾干還從生物學借來功能觀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這一方法主要體現在他關于社會團結和宗教問題的研究上。在涂氏看來,社會團結就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條件下,是什么社會事實能夠滿足這種需要。這里的社會環境基本變遷就是上文提及的兩個層面,即社會規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長。隨著這種增長,社會因在經濟、政治及其他方面連接紐帶的確立而變得更為統一。同時,隨著不同社會單位之間越來越有可能發生交易和交換,各社會單位的專門化程度也趨于上升。勞動分工的增長意味著社會全體成員之間相似性大大減小,但相互依賴性卻逐漸增加。因此,為了維護整個系統的持續存在,他們以集體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團結形式——有機團結而緊緊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爾干考察了宗教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功能。他把宗教定義為“一種與神圣事物(即被分離出來的帶禁忌性的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實踐的統一體,這些信仰和實踐把所有的信奉者團結為一個叫作教會的道德團體。”[3]他排除了泛靈論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類的思維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確定宗教興起于一個社會環境之中,以證明其社會真實性,再提出宗教實質是一種力量體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賦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戰勝本性并對其進行控制,而這種力量在個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動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社會結構的理解上,涂爾干堅持認為,每個社會是由實質更簡單的社會各個部分構成的,所以應把最簡單的社會作為分類基礎,這就是“原始群”。這種純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復存在,當“原始群”進入更復雜的社會時,它就成為“氏族”,這是不可再分的單位。氏族的聯合和各種結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會”和“一般復雜多元社會”,這些社會又形成了“加倍復雜多元社會”,所以在涂氏看來,任何社會的結構都只是同一原始社會的一定組合。

總體而論,涂爾干以其開創性工作建立起法國社會學派,他把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研究特殊對象,強調社會事實的客觀性和制約性。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認為只能通過其它客觀社會事實做出解釋,堅決反對進化論者在個體主觀和心理層面上進行解釋。他區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認為不能混淆社會事實的原因和功能,用社會環境的決定因素來解釋因果關系,而要用比較法來證明社會中的因果關系,并身體力行,對社會團結和宗教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響到英國結構功能學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論奉為圭臬,始終想把這一理論應用到民族志的發現上。布朗認為,所謂社會結構就是指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也是科學探索的最根本之處;要研究社會實際上就是要考察社會結構,建立起結構的模式,再用這種模式去幫助理解社會關系。在他看來,“功能”指的是社會上標準的行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爾干的理論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論上表現了唯心主義世界觀。他認為社會現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會整體的要求一致,獲得協調,而看不到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和發展。他賦予了集體意識獨立自主性質,沒有提到它是某一個社會某一個時代的產物,更看不到統治階級意識的強大的約束力。第二,方法上雖堅持嚴格的客觀研究態度和整體優于局部的思想并強調用集體狀態去解釋個人現象,而不是用個人現象解釋集體狀態,但他對社會結構的理解是機械的,他把一切社會都看成由各個最簡單的社會構成的聚合體,且每個聯合體互不依賴、相互獨立。既然互不關聯,就無所謂進步,僅僅簡單分類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時只注重功能維護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負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隨涂爾干之后的法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還有莫斯(MarceMauss,1872-1950)和列維·布留爾(Lucien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們的理論是對涂爾干理論某一方面的側重和發揮。我國留學法國的著名民族學家楊曾概括了法國社會學派的傳統和特點,不仿也以此作為行文的一個小結:一是法國的民族學與人類學和社會學關系甚為密切;二是偏重理論研究;三是以社會進化說進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學中進化學派的一支,他的社會分析法比起進化學派的人類心理一致說還是有可取之處。[5]

參考文獻:

[1]馬爾科姆·沃特斯.現代社會學理論[M].楊善華主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44.

[2]謝立中.西方社會學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迪爾凱姆論宗教[M].賀志雄,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