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革新后社會生活變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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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可李學林單位：西南石油大學政治學院

鄧小平重視大眾休閑，他自己也酷愛娛樂活動，有著多種業余愛好。橋牌、登山、游泳樣樣毫不遜色。作為一位橋牌高手，他將打牌作為休閑的重要方式。他說，專注在牌上，頭腦才能充分地休息。鄧小平還把看足球作為業余生活的重要內容。1977年7月17日，北京舉辦了“”后我國首次“長城杯”國際足球邀請賽。決賽時，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就親自到賽場觀看了比賽。1979年7月，鄧小平登臨黃山，他不僅陶醉于黃山的景色，更站在一個政治家的高度提出了發展黃山旅游事業的具體指導思想:“黃山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你們要有點雄心壯志，把黃山的牌子打出去。”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伴隨著改革開放之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們的閑暇生活開始出現新變化，社會生活更為豐富多彩。首先，人們的休閑觀念發生了改變。一是休閑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成為大眾文化。過去那種認為一切玩樂活動都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觀念被摒棄，現代意義的休閑方式開始走進尋常百姓的生活。二是將休閑與勞動相結合的觀念開始普及。人們意識到，休閑與工作應該并行不悖，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追求各自的生活自由和技能發展。三是更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其次，休閑內容更加豐富。改革開放后，日趨開放的社會為人們的閑暇生活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圍，人們閑暇生活的內容擺脫了過去那種單調乏味的模式，變得豐富多彩起來:一是一些休閑活動種類增多，二是一些“”期間被禁止的閑暇活動重新回到了人們的生活。再次，新的休閑方式層出不窮。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閑暇生活的大眾化，一些新的休閑方式出現，旅游成為家庭休閑的主要方式之一，逛街購物則成為越來越多的女性青睞的休閑時尚。人們擺正了工作和閑暇的關系，走出“除了工作，就是家務”的循環模式。社會氛圍逐漸活躍起來，閑暇成為一種生活新時尚。

褪掉社會交往中濃烈的政治化色彩，深化社會交往內涵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政治運動和階級斗爭，人們在進行社會交往時有嚴重的心理負擔，人際交往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現為:一是人際緊張，相互揭發，各種政治斗爭成為生活的主要部分;二是社交圈子封閉，交往對象僅僅框定在親朋好友之間，人們普遍不愿同自己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更不敢同一些所謂“政治成分”不好的人交往。鄧小平非常重視社會內部的交往，他認為，從封閉走向開放，深化內部交往，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實行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鄧小平逐漸否定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交往中淡化因階級斗爭擴大導致的敵情觀念過重帶來的消極影響，為深化內部交往掃除了思想障礙。改革開放之初，在談到階級斗爭問題時，鄧小平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在他看來，過去的資本家雖然人還在，但他們的階級成分實際上已經改變了。這一觀點，對于消除過去因階級成分問題給人們帶來的社會交往障礙，具有重要意義。鄧小平認為“不能采取過去搞政治運動的辦法”來進行群眾工作，這就從根本上打掉了人們因個別言行不慎可能在政治運動中被清算、遭打擊的顧慮，因而能夠以一種相對輕松的心情參與社會交往活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和政府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進行了全面的撥亂反正工作，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在全國建立起一個較寬松的政治環境。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為了消除“左”傾思潮下對不同意見采取的殘酷斗爭給人們社會交往所帶來的心理陰影，鄧小平提倡鼓勵人們提出不同意見，并且對錯誤觀點要持寬容態度。他說:“講話，錯了不要緊，不要怕，這是難免的。”

“”時期形成的嚴重的派性問題，曾經嚴重地阻礙了人們的正常社會交往活動。那些搞派性的人，總是站在個人和小團體的立場上，以派劃線，挑撥離間，搬弄是非，造成了人際關系緊張的狀況。1978年10月3日，在商議全國工會代表大會講話稿的修改問題時，鄧小平就特別強調，稿子內容應包括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反對派性等內容。

此后，他多次要求把搞派性的人從領導班子中清除出去。社會交往活動因此正常多了。在傳統的單位制與指令性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上級對單位的資源壟斷、單位對個人的資源壟斷現象，人們在經濟交往活動中出現了消極地“等、靠、要”等被動心態。為了增強人在社會交往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

擴大自主權政策的推行，加上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政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級對單位的束縛以及單位對個人的束縛，弱化了國家與單位對個人的控制。由此，個人對單位的依附程度下降，與社會、他人的接觸增多，又推動了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由于政治環境的寬松和經濟體制的變動，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內部交往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人們的社會交往規模更大。由于思想解放和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被打破，人們的社交圈迅速拓展，交往的對象和范圍也越來越廣，多層次的人際關系開始形成。其次，社會交往更趨理性化。“解放思想”的呼聲在社會上空前高漲，社交中原有的政治禁區被打破，人們不再擔心一不小心說錯話、做錯事便被扣上“帽子”，人際交往方式進入了一個空前活躍、空前頻繁的新階段。與此同時，經濟內容進入交往活動中，合理的利益追求在交往中也逐漸獲得了承認。再次，出現了新的交往方式。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各種社交活動不斷增加，為人們主動參與和自愿組合各種人際關系創造了條件，新的交往方式隨之產生。“飯桌社交”漸漸風行，越來越多的人因珍惜同學情誼而定期聚會，更多的社會交往則伴隨著人們的閑暇產生，很多人因個人興趣愛好相同參與民間團體而開拓了社會交往圈。

注重家庭生活，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社會家庭生活質量

建國后，盡管婚姻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依然受到傳統婚育觀的很大影響。多子多福的思想和鼓勵生育的政策不謀而合，家庭人口數量急劇膨脹。而人口過多導致的住房緊張狀態難以得到解決，又使人們的家庭生活環境不如人意。另一方面，長期的階級斗爭造成了人們的心理戒備。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家庭成員之間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互相傷害，“孝道”被作為舊傳統加以批判，家庭親情淡漠，尊老敬老意識嚴重弱化。鄧小平歷來重視提高家庭生活質量的問題。

1978年4月30日，他在談到發展新行業問題時，就關注這些行業的發展對于提高家庭生活質量的重要性。他認為，飲食業發展起來以后，就可以減少家庭勞動。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曾特別強調解決好家庭問題。他充分注意到了歐洲福利社會養老模式存在的缺陷，希望有尊老敬老優良傳統的中國家庭作為基本社會單元在養老問題上發揮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說:“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養老可以由家庭來消化，“我們還要維持家庭”;他肯定了中華民族的家庭養老傳統，特別提到，“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人口的快速增長不僅引起人口與資源環境的之間的巨大矛盾，而且也造成了家庭經濟的巨大負擔。鄧小平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他明確指出:“人口問題是個戰略問題，要很好控制。”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計劃生育被正式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政策為普通民眾的家庭生活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首先，家庭婚育觀發生了變化。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性抑制了人們早生多育的傳統觀念，更多的家庭傾向于少生，重視子女成長質量。其次，家庭結構也隨之改變。一是家庭規模持續縮小，每戶平均人口呈逐年下降趨勢;二是家庭結構進一步趨于核心化，聯合家庭的減少乃至消失則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傳統大家庭觀念已經淡化。

住房問題也是影響家庭生活質量的一個大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各地住房都十分緊張。1978年10月20日，在視察北京新建的公寓住宅樓時，鄧小平對住房建設提出了設計合理、增加使用面積、考慮住戶的方便以及內部裝修的美觀等方面的要求。1980年4月5日，他提出了進一步改革住房制度的設想:“關于住房問題，需要考慮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措施陸續出臺。1988年2月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以后，全國開始推行商品房制度，許多家庭的住房條件獲得改善。在城市，一大批配套設施齊全、服務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區拔地而起，一些舊的居住區也獲得改造。在發達地區農村，多種風格別致的小樓房星羅棋布，成為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道最直觀、最亮麗的風景線。此外，人均住宅面積也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四、推動解放社會生產力，為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前，物質貧乏，加上重精神輕物質的觀念，造就了當時的特殊消費模式。人們崇尚節儉的消費觀，物美價廉成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標準。由于主要商品都嚴格憑票定量供應，消費品的可選擇性受到很大限制。因為溫飽尚成問題，人們的消費也很單調。

“”結束，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后，針對當時極度貧乏的物質供應，鄧小平反復強調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他說，發展生產力是“是最根本的革命”;“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他提出，制定政策必須“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他堅持將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并提，指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1978年8月19日，鄧小平專門談到了如何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問題。他當時已經注意到生產水平、工資水平與消費水平之間存在的關聯，認為當一億拿工資的人中有一半人的工資能夠拿到相當于七八級工的工資時，“消費需要就不同了，這些人要看戲，看電影，要藝術品裝飾他們的家，他們柜子里要有東西放，需要書、需要花”，并且“人們要吃好的”。因此，他指示有關部門要優先考慮如何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水平問題。1980年10月25日，他要求有關部門，在制定各類計劃時，“不要多考慮指標，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優先的地位”，“知識分子工資問題、價格問題、城市住宅問題、輕工業品增長問題，也就是消費在國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急速上升，物質急劇豐富，人民消費水平明顯提高。從“1979年至1993年，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1148元，增長了6．9倍”。同時，社會消費狀況開始出現全面的變化。首先，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使人們的消費觀念經歷了由溫飽型到享受型的變化:“在吃的方面，過去講吃飽，現在講營養保健;在穿的方面，過去講求穿暖和結實，現在講求漂亮款式;在用的方面，過去講究經久耐用、美觀大方，現在講求省力、省時、娛樂裝飾;在住的方面，過去只求席地安身，現在追求舒適、寬敞。”

消費品的個性功能和象征價值因此受到更多的重視。人們也開始關注精神消費，教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費在家庭消費總支出中所占比例日漸上升。其次，消費品供應越來越豐富。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蔬菜、肉、蛋、禽市場開放價格，國家縮小了日用商品定量配給的范圍，消費品的選擇性大大增強。20世紀90年代后，除糧食、棉花等少數消費品實行國家定購、國家委托收購、國有公司專營外，其余消費品已全部放開。再次，消費領域愈加多元化。在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獲得滿足之后，人們開始希望能夠通過消費凸顯個性、發展身心。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消費來發展興趣愛好、擴大人際交往、開拓視野和全方位地發展自我。

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顯著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這不僅體現在人們的閑暇、社會交往、家庭生活、消費水平上，更體現在價值觀的改變和國人素養的提升上。改革開放打破了中國社會過去那種單調劃一的、有違個性的生活方式，促使社會生活向多樣化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