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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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變革；社會生產力；經濟思想；分解作用

引言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陽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前夕，是我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在這五百五十多年間，我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上，奴隸制度日趨崩潰瓦解，封建制度日趨形成并最終確立；思想文化上，各種學術流派紛紛登場，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經濟上，奴隸制經濟日益分崩離析，封建制經濟逐漸壯大并最終取代奴隸制經濟……在所有這些變化中，以社會經濟的變革最為突出，也最為徹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奴隸主土地國有制逐漸瓦解，以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漸形成并最終確立；在生產方式方面，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奴隸制生產方式已日趨以農民和自耕農勞動為基礎的封建制生產方式所取代；社會經濟制度上，奴隸社會的經濟制度正在瓦解，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日益形成；與社會經濟密切相關的賦役制度亦發生了重大變革。對于社會經濟發生如此重大變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根本原因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革的根本性原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根本動力，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春秋戰國時代，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這主要表現在鐵家具的使用上。據《國語·齊語》記載，齊相管仲曾向齊桓公建議說：“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斸，試諸壤土。”[1]126這里的惡金是指鐵。另外，據考古資料表明，我國最早的人工冶鐵產生于春秋時代，其中包括鑄造鐵農具。如1986年在陜西鳳翔秦公大墓及其陵園中，發掘出土了十多種春秋中期的鐵鍤、鐵鏟等農具，其質地十分精良，似為生鐵鑄造。到戰國時代，鐵農具已大大普及。考古發掘資料證明，在北及遼寧，南到廣東，自至山東，西抵四川的遼闊地區，都有戰國鐵農具的出現，其中還有鐵犁的出現。鐵農具的使用和普及是農業生產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特別是鐵犁的出現，更是我國農具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技術革新。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技術，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發展。同時，牛耕的推廣，也是當時農業生產力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現。《國語·晉語九》記載：“夫范、中行氏……今其子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1]278，這是春秋時期使用牛耕的確鑿記錄。山西渾源出土的銅犧尊和侯馬出土的殘鐵犁更加證明了當時的確存在牛耕。《管子·乘馬》篇有“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指二頭牛所拉之犁)，童五尺一犁”[2]17的記載。在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傳統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力就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力及其生產技術上。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生產工具的改進是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況且，當時的手工業生產技術也有巨大的進步：冶鐵和鐵器制造工藝水平不斷提高，春秋晚期楚墓內出土的鋼劍實物便是明證；紡織技術、采礦技術等也有巨大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得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中的封建經濟因素（在當時主要表現為公田的私有化及私田的增加）日漸增強，最后超過了奴隸制經濟因素，從而導致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

二、經濟思想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變革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思想的極大活躍和經濟思想的巨大發展是當時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革的重要原因。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思想史上各種思想最活躍、最輝煌的時代。當時，由于社會的巨大變革，各階級、階層人士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各種學術思想流派紛呈，各種社會思想交融、匯合。

同時，在這個時代，作為社會思想之一大方面的經濟思想亦有了重大發展。當時出現的各個學術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和主張。管仲提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2]67的四民分業論，反應了當時人們對關系國計民生的農、工、商業的重視。各學派思想家都關心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各自的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案。法家提出富國強兵的思想。《商君書·壹言》說：“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3]商鞅提倡重農以發展經濟，使國富，使兵強。《韓非子·五蠹》篇也說：“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4]他們認為富國是強兵的基礎，而重農則是富國的根本途徑。法家在確立個體農民土地財產私有權的基礎上，以賞罰作為督勸人民生產的手段，開辟土地，墾荒聚粟以實倉府、蓄貨積，從而達到富國的目的。儒家則反對法家富國強兵、嚴刑峻法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認為“制民之產”“省刑罰、薄賦斂，深耕易耨”、“勿奪其時”[5]58-67，以保證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和農時，再加強教育，以求得民富和社會經濟的和諧均衡。道家則倡導“無為而治”，讓百姓休養生息，自由發展社會經濟。老子主張“無為”、“我無事則民自富”[6]。

這一時期社會經濟思想的發展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的變動所引起的。然而經濟思想的發展卻又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變革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如在秦國，秦國利用法家思想進行變法，從而使封建制經濟及其生產方式在秦國得以確立，使社會經濟的變革最終發展到了質變的程度。形成了社會經濟的最大變革。

第2篇

1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價值理念表達

1．1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定性表述

世界衛生組織和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組織在1996年的倡議書《健康與醫療服務的公平》中對衛生領域的公平理念給出以下界定：公平意味著生存機會的分配應以需要為導向，而非取決于社會特權。國內有學者認為，健康狀況公平是指在不同的社會、經濟、人口和地理環境的人群間，不存在可以避免的一個或者幾個方面的健康差異［2］。這些代表性的言論都表達了一種基本理念：醫療資源在居民間的配置應以需要為基礎，不宜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干擾。從社會學角度看，按需配置衛生資源和服務是保證居民健康狀況均等的必備前提，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稀缺的硬約束使得我們在衛生保健領域只能追求居民獲得（恢復）健康的機會公平。

1．2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定量表達

關于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定量表達，應用最普遍的是Kakwani于1977年在集中曲線基礎上提出的集中指數［3］。集中曲線對公平程度（或不公平程度）的表達是通過比較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絕對公平線）的關系來實現的，如果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重合，則表示此時醫療服務利用的分布是完全均等的，當集中曲線偏離絕對均等線時，則認為醫療服務資源的配置是不均等的，如果這種不均等與需要的分布是不匹配的，這種不均等就是違背公平原則的。特別是如果集中曲線位于絕對均等線的上方，則被稱為親窮人（Pro－poor）的不公平，反之，則被稱為親富人（Pro－rich）的不公平。集中指數是建立在集中曲線基礎上的一種對公平程度進行量化評價的指標，其定義是集中曲線和絕對均等線圍成的面積與絕對均等線和絕對不均等線所圍成的面積之間的比值。數值（絕對值）越大，表示不公平程度越高，正值表示親窮人的不公平，負值表示親富人的不公平。

2國外學者關于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國外學者對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研究對象一般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有部分研究進行了國家（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方法以大樣本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對公平性的表達以定量表達為主。Wagstaff等對荷蘭的研究［4］、Doorslaer等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國家的比較研究［5］，TBd’Uva利用歐共體家庭面板（EuropeanCommunityHoseholdPanel，ECHP）數據對歐盟十國的研究［6］均發現醫療服務利用過程中存在不公平性，但不公平性在不同醫療服務項目間的親窮人或親富人的偏向并不一致。上述研究者也討論了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性的導致因素。在2000年針對荷蘭進行的研究中，Wagstaff和Doorslaer將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歸因于社會醫療保險和私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差異，其中包括保險覆蓋、獲得專科醫療服務的便利性和專科醫生對私人醫療保險享有者進行誘導需求的可能性等方面。而Doorslaer和Masseria在2004年對OECD國家的研究則將醫療服務利用不公解釋為收入、教育水平、工作狀況、地區差異、保險覆蓋狀況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Doorslaer的研究還從實證方面給出了地區差異對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產生巨大影響的證據。ZeynepOr等人在一項研究中討論了醫療制度對醫療服務利用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影響作用，指出合理安排全科醫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的職能對于降低醫療服務利用中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作用也許更加關鍵［7］。

3國內學者關于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3．1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公平性

受數據獲取困難的影響，國內學者多從區域性調研數據出發討論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分布特征，從全國數據出發的全面研究還很少見。解堊利用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數據檢驗了中國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并計算了收入等因素的貢獻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存在親富人的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在考察期的大多數年份，以集中指數表達的農村健康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鎮。收入因素對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貢獻在0．13～0．2之間，醫療保險等因素也擴大了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8］；牛田華等基于山東省的抽樣調查數據發現老年人相對其他人群的醫療服務利用率較低［9］；崔立平認為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城鄉差別依然存在［10］；何利平等利用集中指數、LeGrand法和Logistic回歸對云南省三個縣的農民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進行評價，認為較差的經濟狀況限制了低收入農民的醫療服務利用［11］。

3．2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解釋

針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差異的現象進行因素分析的文獻眾多，但其中分析全面并加以實證檢驗的并不多見。杜樂勛的研究將導致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性的因素分解為醫療服務需要、居民個人經濟水平、醫療保險、醫療服務可及性四個方面［12］。而唐景霞等則將可能影響醫療服務利用差異的因素總結為四個來源：（1）家庭收入（消費）的貢獻；（2）需要變量（自報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年齡和性別）的貢獻；（3）其他的非需要變量（教育、醫療保障、就業狀況和居住地區）；（4）殘差部分的作用。在實證檢驗的基礎上，唐景霞指出：收入（消費）的貢獻都是正值，且影響最大；居民醫療保險的貢獻也是正值，但作用非常有限；其他因素如教育、職業和居住地區的貢獻都是負值，且作用都比經濟因素小［13］。有學者還對教育程度、地理交通、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醫療服務公平性進行研究。龔幼龍［14］、吳靜［15］的研究都顯示教育程度是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的社會因素。毛麗梅等［16］的研究認為，到達醫院的時間也是影響居民就診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對居住在邊遠山區的農民而言。孟瑋等［17］的研究顯示自然災害對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有著重要影響。車剛等［18］認為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在覆蓋面、保障程度等方面的差異是造成農民在醫療服務的籌資、可及性和利用上存在明顯不公平性的主要體制性原因之一。

4政府干預農村居民利用公平性的政策效果研究

我國政府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干預一直以合作醫療為主要政策載體，文獻對政府干預效果的評價也集中體現為對合作醫療制度公平促進效果的評價與分析。一部分研究是從總體上對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進行評價。如袁兆康從因病致貧現象緩解的角度肯定了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19］，成昌慧以濟南市為例從覆蓋面公平性、籌資公平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需方醫療費用補償公平性等方面分析了新農合制度的需方公平性，研究認為，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農民在參合、籌資補償及醫療服務利用諸方面均存在著有利于收入狀況較好的農民的不公平性［20］。另一部分研究則對新農合在不同方面的公平效果進行區別分析。車剛的研究表明，用醫療服務利用量集中指數來衡量，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減小了農民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尤其是在減小住院服務利用的不公平程度方面作用更為明顯。但以醫藥費支出集中指數來衡量，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后，農民門診醫藥費用負擔公平性沒有得到有效改善，相反，不公平性有所提高［18］。

上述文獻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產生的干預效果。或正向或反向的干預效果反映我們已經建立并正在運行的新農合制度遠未達到預期的制度目標。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然從整體上提高了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水平，但由于對門診服務和醫療服務的干預效果產生了分化，對整體干預效果起到了部分抵消和削弱的作用，甚至導致了新的利用不公平性問題的產生。

5結論及研究展望

5．1主要結論

（1）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公平性的最高目標可定性描述為醫療服務資源的按需配置，但考慮醫療資源稀缺的現實約束條件后，醫療服務利用的機會均等將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選擇。若采用定量表達方式，社會學角度的醫療服務利用公平則被理解為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的完全重合，若不重合則視為不公平，集中指數則能以數值形式具體度量實際利用狀況相對絕對均等的實際偏離程度。

（2）主要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現象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國內學者基于國家層面全面健康調查數據的研究和基于區域層面小樣本調查數據的研究也證明了我國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問題的客觀存在。我國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主要表現是：城鄉間的不公平和不同收入群組間的不公平并存；親窮人的不公平和親富人的不公平并存，但親富人特征更加明顯；門診服務的不公平偏向與專科（住院）服務的不公平偏向存在典型差異。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并非農民偏好差異的結果，大多數研究將其解釋為農民收入狀況、教育程度和醫療保險覆蓋等非需求因素，收入在不同群組間的分布不均衡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3）我國政府對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問題的干預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要政策平臺。針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政策績效，比較一致的研究結果是，新農合改善了農民就醫流向，促進了農民醫療服務利用整體水平的提高，但在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糾正方面，效果不夠顯著，基于不同省份調研數據所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并不完全一致，這說明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對農民收入水平、醫療服務資源供給特征等制度運行環境具有較強依賴性。

（4）國內相關研究仍需通過研究方法的改進進一步提高研究結論的客觀計量性和普適性。在公平性程度的評價方面，國外的研究一般以較規范的數理分析方法為基礎，通過計算表征不公平程度的相關指數值（如集中指數等），對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給出客觀的計量結果。而國內對農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多以比較法為主要分析方法，往往只能給出定性的分析結果。此外，國內的相關研究多局限于對不公平程度的判斷，雖然也有文獻進行了不公平解釋的嘗試，但多以理論分析為主，以嚴謹的數理方法為基礎的不公平的分解研究還比較少見。在研究的數據基礎方面，國外的研究一般以基于大范圍抽樣調查獲得的橫截面數據為基礎，數據代表性好，研究結論的可比性強，最近還出現了以面板數據為基礎的研究文獻，分析了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動態變化特征；而國內研究除了部分研究使用了國家四次衛生服務調查數據或CHNS數據而具有此特點外，更多的研究是以小范圍（省域或縣域）調查數據為分析基礎，有少量研究甚至基于村鎮級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影響了研究結論的橫向可比性和可信度，也是導致不同研究間研究結論分化嚴重的主要原因。

第3篇

關鍵詞 低社會經濟狀況 妊娠期高血壓病 妊娠結局

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發生在妊娠20周后，其主要表現有高血壓、蛋白尿，有的可伴有水腫，嚴重時出現頭暈、頭痛、視物模糊、抽搐昏迷等，嚴重威脅母嬰健康，為我國孕產婦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影響圍生兒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據文獻報道，我國發病率為9.4%［1］，國外為7%～12%。我院地處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收入低下，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病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0.8%。筆者通過對低社會經濟狀況與本病發病風險增加密切有關進行分析探討，旨在對妊娠期高血壓疾病進行更好地臨床監測和早期干預與預防。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2006年6月～2010年6月收治孕婦分娩總人數4800例，其中確診子癇前期及子癇患者，其中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為520例，發病率為10.8%，發病年齡18～39周歲，發病孕周28～40周，平均孕周35+2周，本市居民230例，周邊縣農民290例。

方法：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及其并發癥的診斷以《婦產科學》［1］為準，520例患者中妊娠期高血壓240例，子癇前期輕度組206例，子癇前期重度52例，子癇22例，分析孕產婦文化程度、產前檢查情況（系統檢查是指從早孕至妊足月共檢查8次以上，未做產查或系統檢查是指有過1次以上但不足8次的產前檢查，未做化驗及血壓監測的）、營養狀況（孕期是否補充微量元素）、家庭經濟收入情況等。

結 果

不同文化程度、產前檢查情況、營養狀況、家庭經濟收入情況與妊娠期高血壓病發病率的關系：文化程度低、無或未行系統檢查、營養缺乏、家庭經濟收入低者其子癇前期重度及子癇發病率明顯高于文化程度高、行系統產前檢查、營養良好、家庭經濟收入較好者，二者具有一定的差異。結果見表1。

并發癥情況：本組240例妊娠期高血壓病的孕產婦無1例嚴重并發癥發生，輕度子癇前期組孕婦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妊娠期高血壓組；重度子癇前期及子癇組發生產后出血、急性腎衰，心肌病，胎盤早剝等并發癥明顯高于輕度組（P＜0.01）。結果見表2。

討 論

加強圍產期保健是預防妊娠期高血壓病的基本措施：我院屬基層醫院，收治患者大多為農村患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圍產期保健較差，且孕期未進行產前檢查，入院時病情已較重，常伴有并發癥，故發病率高。因此，應加強健康教育，普及保健知識，建立孕產婦保健手冊，尤其對農村偏遠地區孕產婦應定期產前檢查，監測血壓，化驗尿常規，及時篩查出具有中危或高危因素的孕婦，使孕婦掌握孕期衛生的基礎知識，自覺進行產前檢查。

臨夏州是我省處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區，家庭經濟收入低，導致孕婦營養狀況較差，在妊娠期間營養攝入不足，導致營養缺乏病的發生，引起以白蛋白減少為主的低蛋白血癥、鈣、鎂、鋅、硒等缺乏。蛋白質攝入不足可致營養不良性水腫，較輕者僅出現下肢水腫，嚴重者可出現全身水腫，常伴有多器官系統不同程度功能紊亂。研究發現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患者細胞內鈣離子升高，血清鈣下降，從而導致血管平滑肌細胞收縮，血壓上升。硒可防止機體受脂質過氧化物的損害，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維持細胞的完整性，避免血管損傷。

綜上所述，對于妊娠期高血壓病我們應學會早發現、早治療。①預防：加強妊娠期營養，多食蔬菜、水果、瓜豆類、肉類、動物肝臟及腎臟等食物，對高危因素的孕婦從孕20周起每日補鈣2g，維生素E 400mg和維生素C 100mg。②輕度：主要是休息，左側臥位。一般不需要藥物治療。每周做產前檢查1～2次。水腫明顯時可用雙氫克尿塞等利尿藥。③中、重度：住院治療。治療原則是解痙、鎮靜、降壓、合理擴容和必要的利尿治療；密切監測母嬰狀態，適時終止妊娠等。

參考文獻

1 樂杰.婦產科學［M］.第6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