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產生的歷史背景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音樂美學的內在含義與音樂藝術實踐的關系

伴隨著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產生和不斷發展，出現了一門以研究美、美感、創造美和美的規律為主要內容的美學學科。音樂美學作為美學的一部分，是研究音樂的本質和內在規律的基礎理論學科。只有通過對音樂藝術表演的實踐研究，才能準確掌握其美學規律，才能更精準地把握藝術本質從而進行音樂藝術表演。

音樂美學的目的是理清音樂藝術的本質和內在規律，重點研究音樂的本質、內容和表現形式，音樂對人的感覺、想象力、情感和理智產生的作用，音樂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功能以及音樂與社會現實的關系。音樂美學涵蓋面較廣，研究內容復雜，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總結的經驗和在自然科學中取得的成果，從而進行對音樂藝術的深刻和精準綜合研究與高度概括。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藝術實踐活動，音樂藝術實踐活動又是音樂美學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通過對音樂藝術實踐活動的研究，才能得到音樂藝術的本質，把握音樂美學的精髓。反之，音樂美學史音樂藝術表演的基礎，在了解音樂美學理論的基礎上，才可以再藝術表演中自如發揮和創作，不斷吸收和創新，以到達將音樂藝術表演發揮到極致。

二、音樂美學研究角度以及對音樂藝術的作用

音樂美學要從四個角度來進行研究，分別是哲學、心理學、廣義社會學以及音樂作品自身美學特征這幾大角度。哲學這一角度主要需解決的問題是音樂的本質、音樂的內容、音樂與現實的關系。這些問題是研究音樂美學的基礎，具有本質性，與哲學認識論關系密切。心理學的角度即是研究包括創作者、表演者、欣賞者的心理狀態和感受，創作者是出于何種感受創作作品，表演者是如何理解并演奏作品，而欣賞者對音樂藝術作品又產生了何種感情，這些都是這一角度研究的內容。在這一研究中，心理學提供了研究方法，成為理論基礎和前提。

廣義的社會學角度就是從社會學出發，研究音樂的社會屬性、社會功能、社會價值、階級因素和音樂存在與發展等等社會性一系列問題。音樂作品自身美學即是對音樂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品要素、作品結構和特性，從這些角度出發來探討音樂美學。

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表演的作用極為重要，因為音樂表演不僅是技術的發揮，更為重要的是對音樂作品內在含義的理解，準確傳達藝術精髓是藝術表演的本質。倘若表演者只注重表演技術，而忽略了對作品的感受，沒有理解創作者的意圖，忽視了作品所要表達感情，那么表演即是空泛的，無法使人產生共鳴。因此音樂美學是音樂藝術表演的核心價值，直接作用于藝術表演，決定藝術表演質量。

三、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實踐的現實意義

出于音樂美學的重要性，音樂家也將其稱之為音樂哲學。它對每一位音樂人士都有極重要影響，無論是在演奏還是在欣賞過程中，音樂美學都有重要的現實和指導意義。在表演過程中，以下三點美學原理需要時刻遵循掌握：第一，表演上與原作品統一，再次創作要不得違背原作品本質含義。在表達自己對作品和對音樂美的理解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原作品的創作背景和創作者的作品表達意圖。第二，音樂演奏風格在歷史背景下符合當代精神。在音樂表演時既要注意作品創作的歷史背景，又要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特點，用當代的視角來觀察歷史背景，精準完美的再現音樂作品。第三，藝術表現與表演技巧相結合。單純炫技卻忽略作品本質只會使藝術表演顯得空泛，而沒有精湛的表演技巧，也就意味著缺少將音樂作品完美演繹的基礎條件和表演手段。只有做到以上三點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音樂美感，提高表演技巧，使音樂表演能力愈加精湛。

四、結語

第2篇

摘 要：提高教學有效性是新課程改革以來每一位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師所夢寐以求的事情。在初中階段，歷史與社會學科占據十分重要的教學地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作為每一個中華兒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懷有一種溫存與敬意。歷史與社會的教學工作歷來都是初中階段各學科教學之中的關鍵，通過有效的教學能夠塑造學生良好的歷史觀，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經驗，關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談一些心得體會。

關鍵詞：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有效性

自新課程改革以來，教學有效性成為每一個初中一線教師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之中，對于有效性的追求也是每一位一線教師孜孜不倦的努力。為了有效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教師很有必要從自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入手，秉承新課程改革以來的終身教育理念，注重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同時，也要注重對學生歷史與社會學科學習興趣的激發，讓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積極調動學生的課堂情緒，鼓勵學生自主探究和合作學習，為學生未來更高階段的歷史和社會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筆者現結合自身多年的教學實踐經驗，關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總結如下。

一、激發學生的課堂主體意識，調動學生課堂學習的積極性

長久以來，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效率提高困難，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較低，學習積極性不高。教與學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一個教師與學生進行有效互動的過程，而以往的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中，教師過度地占有課堂，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只能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久而久之，學生的思維就會產生惰性，對教師的依賴性也會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學習效率很難得到真正有效的提高。

為了有效地做好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教師應該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在課堂中的主體地位，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精心安排課堂教學環節，給予學生以適當的時間和空間，讓學生能夠有機會參與課堂，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將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充分地發揮。這樣，不僅教師能夠更加準確地了解到學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調整自身的教學策略，提高教學的針對性。而且學生的思維也會由被動變為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也會顯著地提高。有了這些作為基本的保證，教師所采用的教學方式和方法才會真正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革新教學理念，促進W生學習動力的形成

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并不是僅僅為了讓學生獲得某些知識，記住一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為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和正確的歷史觀，而這也是長久以來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學一直沒有做到的事情。單純的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必然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疲憊感，甚至產生抵觸情緒。因為很多學生都會意識到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內容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對于其自身并沒有太多實在的意義，有了這樣的情緒，學生自然就會漸漸地產生一種怠慢心理。而且這樣的教學理念也與新課程改革以來的終身教育理念背道而馳。

基于此，教師應該從自身的教學理念進行反思，是要繼續堅持知識傳授式的教學，無視學生在整個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心理感受，還是勇于跳出原有的思維模式，注重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培養學生對歷史和社會事件的分析和見解能力，鼓勵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思考，這個問題值得每一位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師作出深入的思考。

歷史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學習是為了能夠讓學生更好地認清現在，展望未來，有道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與其強調讓學生記住枯燥乏味的社會知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倒不如讓學生能夠形成一種思維能力。而且初中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對于學生很多的思想品德和道德素質方面的教育將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因此教師要明確自身教育責任的重大，秉承新課程改革以來所形成的終身教育理念，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和社會價值觀，以此為目標促進學生持久學習動力的形成，為學生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

三、合理利用教學情境，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

教學情境的有效創設毫無疑問會對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有效性的提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需要以一定的歷史背景作為烘托，如果脫離了這個背景而獨立存在，則學生很難準確地分析和理解。因為畢竟初中階段的學生生活閱歷非常有限，對于很多事物的理解能力還很欠缺。這時教師就可以充分利用教學情境來作為鋪墊，讓學生能夠如身臨其境更加全面地分析和理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例如，在學習中國近代史的時候，很多學生對這段歷史并不陌生，不論是從電影還是電視劇都或多或少地了解這段歷史。但是學生了解的畢竟是影視作品之中的歷史，而且電影和電視劇只能夠從一個側面來講述一段時間之內的歷史。要想真正綜合性或者是總結性地來看這段歷史，還需要學生具備更強的歷史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如，如何理解對中華民族的重大意義。這是一個開放性的題目，學生會從多個方面來闡述，但是很多學生在闡述自己的觀點的時候不是很全面，有很多分析不是很到位。于是我用多媒體視頻將前后的中國現狀以文字、圖片以及視頻等方式展示給學生，為學生創造了一個真實的歷史背景，學生仿佛置身于這個時代當中。學生通過這樣的背景烘托很好地理解了當時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以及平靜之下激流涌動的革命力量。

在經過這樣的背景烘托之下，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明顯準確了許多，很多學生還橫向聯想到了法國、英國以及俄國等資本主義革命，橫向比較了各國革命發生的時間以及其必然和偶然的原因，這種橫向綜合比較讓學生更加準確地把握了歷史的脈搏以及人類社會進化的規律，這毫無疑問是一種歷史思維的形成，而不僅僅是對一個歷史事件的掌握。

四、豐富課堂教學手段，凝聚學生的歷史思維

歷史與社會學科的學習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對歷史和社會知識的理解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對于這一點教師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將教學過程設計得更為開放。例如，可以采用分組合作學習或者探究式學習等方式，積極調動學生的課堂思維，讓學生積極進行思考和總結，踴躍表達自己對歷史和社會知識內容的見解，加強學生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通過這樣的不斷交流和互動，學生的歷史思維會更好地凝聚，歷史能力也會得到更好的提升。另外，在這樣開放式的交流和溝通過程中，教師將會更加準確地把握學生在歷史和社會學科學習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正確引導學生人生觀和世界觀以及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成長。

總之，在初中歷史和社會課堂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對學生課堂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的調動，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提高學生的思維活躍程度。在課堂教學之中，更加注重課堂教學手段的豐富，關注學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感受，準確把握學生內在品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形成軌跡，通過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塑造學生良好的的人格，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第3篇

理論范式的更迭內在地包含了范式間的緊張關系，學術批判正是這種緊張關系的外顯。從行政思想史上看，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這一奠基性范式的質疑與學術批判蔓延達百年之久。它們在推動行政學說范式變遷的同時亦保留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部分思想特質。本文試圖運用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方法，以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實—價值二分再到決策—執行二分的演進過程為主線，深入地分析與這些過程存在緊密關系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學術共同體的一般狀況，以期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質在學術批判所引致范式變遷中的“遺傳生命”，亦展示出一個相對全面的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過程。

一、知識社會學①：一個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認為，知識社會學奠基于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爾•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經典定義認為，它“是一門探討每一個知性立場對其背后分化了的社會群體實在功能性依賴的學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種立場的進化視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進過程，即在展現思想在內容與形式的變化之時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遺傳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與演化對一定社會群體的依賴作用。知識社會學雖然可以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懷疑論傳統以及維科的《新科學》，但它主要是在德國和法國的社會學共同體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將知識社會學與哲學和史學比較的過程中確立了其獨具特色的分析模式，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圖略）：（1）知識社會學持著動態的思想觀，它認為思想的形式與內容會隨著社會與歷史的進程發生變化。與哲學傾向于將對思想史建立在沒有時間性的和絕對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應該關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對政治—行政關系的考察不應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應將視野延伸至這一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2）知識社會學認為思想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產物，對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會—歷史背景的視角。曼海姆認為，哲學與思想史學都始于一個共同的假設，即“思想的產物總是可以與它的心理學或社會學起源相分離”，而知識社會學對此持相反態度。因此，每一種行政理論范式的出現亦依賴于一定的社會與歷史條件。（3）知識社會學考察的是產生于群體的思想，它認為只有群體而非個人的視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識社會學所考察的是“從群體行動的背景產生出來的具體的現存思想方式”［3］3-4。知識社會學認為，人的思維方式、思想實際上是他所屬群體的產物，也唯有從社會學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分析離不開對學術共同體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勾勒出了一個考察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該框架力圖從縱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關系范式在形式與內容上的變遷，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質在此過程中的傳承；并致力于從橫向上較為全面地從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的外—內雙層結構中揭示出影響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主要因素。社會—歷史背景主要包括時代的實際經驗世界兼其精神氣質兩項內容，學術共同體則主要考察學術立場業已分化的學術群體或學派（為了表達的方便，亦可能選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審視這些思想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影響。社會—歷史背景構成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條件約束，既間接促進范式變遷又設置了變遷限度；學術共同體亦受到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約束，它是推動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直接動因。用曼海姆的話來說，以上分析進路使得知識社會學擁有了對思想“精確論述”的能力［3］52。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為了發揮它的這一優勢，從而相對完整地展現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過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過程中的“遺傳生命”。

二、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

根據丁煌［4］、陳世香［5］等人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分為：政治—行政二分、事實—價值二分與決策—執行二分三個階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經被稱為“美國公共行政的圣經”［6］，然而，對它的質疑與批判之聲亦從未中斷過，這種批判與重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威爾遜是學界公認的行政學鼻祖，他于1887年發表的《行政學研究》被認為是行政學的開山之作。作為行政學的創始人，威爾遜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領域的價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學的獨立及其科學化成為可能。從發生的意義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從工作性質與從業人員差異的角度，對政治與行政活動進行區分［7］。古德諾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與行政》中從政府功能區分的角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證。古德諾認為，政府存在著“政治”與“行政”兩種性質不同的功能，“政治與政策或國家意志的表達相關；行政則與這些政策的執行相關”［8］10。但是，古德諾認識到行政與政治抽象的、絕對的分離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須對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為政治功能對民治政府來說永遠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學者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這種批判尚未成為一種學術自覺。懷特的《行政學導論》為行政學科學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然而，就行政學研究旨趣而言，懷特認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與涉及正義、自由、服從和國家在人類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學相結合”［9］。古利克則拒絕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過對政治概念的再定義和行政人員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應該也不可能從政治/決策中分離出來［10］107-109。行為主義行政學與新公共管理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經走向學術自覺，并且這種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1）行為主義行政學：方法論轉向。以西蒙為代表的行為主義行政學派嘗試從方法論的高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理論顛覆。該學派將行政學的研究對象從傳統靜態的原則、程序等轉向了動態的行政行為。西蒙指出，行政行為本質上是組織不斷決策的過程，而決策與政治緊密相關，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論上無法成立。作為一種理論替換，西蒙提出了事實—價值二分說，認為就政治而言，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價值因素，對于行政，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事實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揚棄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觀點，提出了決策—執行二分的新模式，該模式將其理論基礎置于經濟學之上，并在執行層面大量借鑒企業管理的理性模式。科爾巴奇認為，行政學主流的學術用語經過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過程，政治與行政的邊界已經模糊［11］，因此，語義更明確、外延更易界定的決策與執行分離的觀點登上了歷史舞臺。奧斯本和蓋布勒認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種把政策制定（決策）同服務提供（執行）分開的體制”［12］。以上學術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行政學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著全然的斷裂。從研究對象上看，它們一直都是在圍繞政治—行政關系探討兩者的邊界及其分離的可能與限度。從思維方式上看，外顯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學科科學化的公共行政現代性思維貫穿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這種理論層面上的科學化趨勢及其內在地對經驗層面的技術化要求，體現了普遍主義的、統一的、可通約的、整合的、總體化的現代主義公共行政的思維模式。

三、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實—價值二分再到決策—執行二分的變遷，是社會—歷史背景間接推動與設置變遷限度的情況下學術共同體努力建構的結果。其進程展現了“行政科學”之科學性的三個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則）、自然科學化、公理性假設和數理邏輯。

1.政治—行政二分范式與普遍性公理之行政科學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為行政學現代性敘事的開端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引致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存在直接經驗關聯，工具理性社會蔓延的時代精神氣質為行政管理領域的分離提供了精神動力。這一范式下的行政學試圖以普遍性公理（原則）為其科學性奠定合法性基礎，這與唯理論哲學存在緊密的思想關聯，它并不具備太扎實的科學哲學基礎。①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對政治—行政二分提出了要求，既有的政府實踐則賦予了它現實可能性。首先，生產力的發展對行政領域的專業化提出了要求。由于第二次工業革命，政府職能與機構急劇膨脹，威爾遜認為政府活動的困難“正在堆積成無以倫比的高峰”，政府急需行政改革和行政知識，“這就是為什么應該有一門行政科學……的理由之一。”［13］此外，政治領域中的三權分立和政黨制度為行政與政治分離提供了制度基礎。三權分立實際上承認了行政與政治的差異性，也意味著政治對行政的制約；政黨政治與人事更迭所引致的政局動蕩亦迫切地需要相對中立的行政系統。最后，歐洲的行政實踐，如普魯士的任官制度和英國的文官制度等，亦為這一范式的建立提供了一些借鑒。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作為那一時代重要的精神氣質為行政從政治中分離提供了動力。貝爾甚至認為，一部現代文明史，就是工具理性高歌猛進而價值理性黯然失色的歷史［14］。齊美爾認為，貨幣經濟導致了現實生活的計算性與數學化，進而引致計算型人格的出現［15］。同樣的邏輯，人的工作領域亦面臨著精細謀劃和計算的侵蝕。從現象學的視角看，當“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浸沒的時候，“意向性”發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信息，不僅符合邏輯而且也與經驗相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為行政學科學化的源頭與唯理論哲學有緊密關系。科學的內在品性是嚴格的數理推論和經驗觀察的對立統一，如巴伯所言，“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又是經驗的”［16］。就本質而言，科學的內在張力更多的體現于唯理論與經驗論之爭上來。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行政學科學化之路長時間表現為這兩種路向的分離。政治—行政二分范式從根本上來說是偏向唯理論一端的。首先，它表現了行政學對普遍性知識建構的沖動，對普遍性（一般性）行政原則的研究構成了那一時期行政學最重要的表征。威爾遜認為“：行政管理學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從經驗性實踐的混亂和浪費中拯救出來，并使它們深深植根于穩定的原理之上”［7］。古德諾認為：“人類畢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人類，人們的各種政治組織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會為了滿足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樣的方式。”［8］4其次，行政領域價值中立使得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并最終上升為普遍性的“效率原則”，而效率從根本上體現的是以理性主義為淵源的合理化邏輯［17］。威爾遜認為，行政學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于政府如何能在花費最少的情況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行政活動［18］。在唯理論思想的影響下，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建構已經具備了充分的知識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