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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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化差異思維差異歸化翻譯異化翻譯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多元文化并存勢在必行，文化在各國交流與往來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受其影響，文化成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當今社會中，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一種文化模式的轉換。翻譯之所以困難，歸根結底是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英漢兩種語言在表達方式上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差異。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對于翻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提到“文化”，我們就要了解一下文化這個詞。簡單地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文化的范疇很廣，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語言的出現和發展是文化的出現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人類只有在擁有語言的前提下，才能獲得文化，才能使文化傳播、繼承和發展。語言不僅反映著文化，而且還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并受文化的制約。翻譯就是將一種文化環境里產生的作品移植到另一種文化環境里，因此是一種跨文化的活動，從而可以看出，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的傳達。

一名合格的翻譯者的要求是既要精通兩種語言，還要熟悉其相關的文化背景。對于漢語而言，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翻譯工作者必須對民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準確地表達出漢語表達中所蘊涵的深層含義，正確地把握其實際意義；對于英語而言，英語語言的構成非常復雜，而且文化內涵也非常豐富，從構詞法上看，英語有25%以上詞匯來自于希臘語，50%以上的詞匯來源于拉丁語。而語言又是文化的載體，因此，英語表達中有很多詞語和文化背景與希臘神話和羅馬故事的有密切關系的，作為翻譯者對于這方面的知識有要有一定的學習和了解，否則在翻譯中遇到此類內容時就會很容易出現錯譯和誤譯的現象。

二、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

中西方的人們處在不同的文化中，文化的差異就會使我們對同一世界產生不同的認識。在描述周圍的世界和生活時，由于生活經驗和世界觀等因素的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語言是思維的載體，思維也影響著語言，因此如何在翻譯過程中克服文化思維方式的差異，使翻譯的文章能夠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所理解，是翻譯能否準確表達出原文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

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對英漢兩種語言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人們對于同一事物也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喜好。因此，一旦涉及到具體的文章，翻譯者往往就會根據自己積累的文化經驗和養成思維習慣進行聯想。例如，當中國人一提到“狗”（dog），就會常和“走狗、的、、豬狗不如、狗仗人勢”這類貶義色彩的詞聯系到一起；而在西方，人們會把“dog”看作是一個中性詞，而且這個詞還主要含有褒義含義。他們會把狗看成是最忠誠的朋友，因此有很多涉及到“dog”這個詞的翻譯方法也都是褒義的，比方說像“a　lucky　dog”（幸運兒），“　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或常以狗的形象比喻人的行為，如“top　dog”（優勝者）。再比如說，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龍”代表著“威嚴、權威”，而在西方文化和思維習慣中，“龍”則是“邪惡”“魔鬼”的象征；“牛”這個動物，中國人會把它看成是“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象征，魯迅曾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從這句詩詞里，我們就能看出“牛”這種動物在中國文化中所代表的含義。而西方人的思維習慣和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恰恰相反，他們會把它與“恐嚇、愚弄別人、令人討厭的人”聯系在一起；眾所周知，在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中，提到狐貍（fox）就通常會把它與“陰險、狡猾的人”聯系起來，而在英語里恰恰相反，fox通常會指那些“聰明、機靈的人”。通過這些生動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思維習慣下的人們在相同的詞匯理解上竟然會產生如此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翻譯者如果生般硬套地進行翻譯的話，一定會使譯文費解。可見，思維習慣不同，對詞義的錯誤理解會嚴重影響譯文的準確性。

三、解決翻譯中文化差異的主要翻譯方法

我們常常把翻譯稱為是人類溝通橋梁，既然中西方文化，思維差異都會影響到翻譯的準確性，那么翻譯者如何處理這些差異，并最準確翻譯出原文中的文化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具體的翻譯中如何處理這些差異，就會涉及到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在跨文化翻譯中經常使用的兩種主要翻譯方法為歸化翻譯和異化翻譯。

歸化翻譯法指翻譯者盡量減少譯文中的異國情調，在翻譯過程中盡可能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去表現外來的作品，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種自然流暢的譯文。不管什么樣的語言都存在著很大的共性和相通性，這樣就為歸化翻譯奠定了基礎。歸化翻譯的主要方法就是翻譯者在領會原文中的主要思想的提前下，在翻譯過程中根據目的語人們的思維習慣和文化背景，用比較好理解的語言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換一個方式理解歸化法就是將原文中有濃郁特色和特征的地方在翻譯成目的語時用“入鄉隨俗”的方法轉換成目的語。簡單的理解就是反對引入新的表達法，使語言本土化。用歸化法的弊端是其翻譯的文章少了許多原汁原味的原語風格和文化色彩，過多偏向目的語

風格和文化的轉化，會使讀者在閱讀時少了領略異國風情的權利；這種翻譯法的長處是譯文盡量接近讀者，讀起來更加通順，而且還會給讀者帶來親切感，更易于接受。

相對歸化翻譯而言，異化翻譯則剛好相反。異化翻譯會盡可能的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盡量使讀者能夠體會到原汁原味的異國文化味道。翻譯者力求最大限度的將原文的表達方式用目的語所表述出來，讓讀者通過他的譯文能夠了解該國的社會生活，人文知識和異國的風土人情。換句話說就是異化翻譯在不改變原文的文化、語言、思維方式等特征的前提下，講原文的內容用目的語表達出來，使讀者能夠更好的適應原文。同意，異化法也存著著相應的弊端。異化的翻譯一再的強調適應原文，這樣一來就會破壞目的語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譯文讀起來有時似乎顯得不通順或是有悖于人們習慣性的思維方式。

第2篇

關鍵詞：文化再生產；城鄉差異；二元差異

中圖分類號：G40文獻標志碼：B文章編號：1673-4289（2012）04-0005-03

皮埃爾?布爾迪厄是法國當代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在反思當前教育現狀時指出，教育不平等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在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將目光集中在文化障礙問題上，認為當下文化障礙和經濟障礙(文化障礙有時甚至比經濟障礙更難逾越)已成為生產與再生產社會階層以及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1973年，布爾迪厄正式提出了文化再生產理論。在該理論中，他強調了三個觀點：首先，教育行動是一種符號暴力。無論從教育方式還是教育內容來看，教育都具有雙重武斷性，即教育內容的選擇是一種武斷性，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文化，而這種教育內容又通過獨斷的方式強加給學生[2]13。其次，學校通過符號暴力實現文化再生產。

階級的文化武斷地強加給學生，有利于統治階級子女的學業成功。而同時，教師的權力是由統治階級給予的，評價學生的標準也是由統治階級的文化決定的[3]29。因而，在統治階級文化背景中成長的兒童顯然在教育中處于有利的地位，被賦予文化資本[4]192-201。不同的學校教育，更是強化了不同階級文化資本的差異！最后，文化再生產導致社會再生產。文化資本被制度認可后變成了一種資格如文憑和學歷，然后通過把學術等級轉化成社會等級，就完成了從文化再生產到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優勢階級則通過把自己的文化資本轉化為子女的文化資本，讓其獲得教育證書，確保子女的優勢地位，實現代際間的傳遞[4]42。

目前在我國，農村學生能夠考入國內一流大學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接受基礎教育后又不得不返回基層從事勞動。從表面上看，是他們個人能力或天賦的問題，前期的研究也偏向于經濟原因上的探討，很少觸及到社會文化方面的深層隱形原因分析，而布爾迪厄則以其敏銳的視角和洞察力將目光聚焦到深層的社會文化上。

一、文化再生產視角下我國城鄉基礎教育的差異呈現

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形成鮮明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占據優勢主導地位，而農村地區則處于弱勢被動地位。這種差異具體體現在教育起點、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上：

（一）教育起點的差異

布爾迪厄提到，在考慮經濟資本的同時，不能遺漏最隱蔽、最具社會決定性的教育投資，即家庭所輸送的文化資本（在將來的教育行為中，所產生的學術性收益直接依賴于家庭預先投資的文化資本）[4]194。

1.文化資本的不同

文化資本以三種不同形式存在：一個人的文化水平和修養可以被視為是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被社會認可的學歷和文憑是制度化狀態的文化資本；書籍等文化商品則是客觀狀態的文化資本。前兩種形式的文化資本雖然不可以直接傳遞，但可以通過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讓子女在無形的熏陶中得到繼承,并通過學校教育使其制度化為教育資格。與城市父母相比，農村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常少，因此，在前兩種文化資本上，農村子女相對城市子女處于弱勢地位。而客觀狀態的文化資本雖然可以直接傳承，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圖書擁有量遠遠高于農村家庭，因而，在第三種文化資本的占有上城市子女依然處于優勢地位。

2.教育投入的差距

布爾迪厄認為，衡量文化資本最為精確的途徑，就是將獲取收益所需時間的長短作為其衡量的標準[4]198。從閑暇時間的擁有量來看，農村居民的時間也許并不少于城市居民，但其花費在子女身上的時間卻遠不如城市居民。首先，在觀念上，農村的父母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賺錢供孩子上學（當然有些家長還持教育無用論，不支持孩子接受教育），認為為子女付出了學費就已經夠了，其次，農民的文化水平相對不高，知識方面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較好地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同時由于經濟上的原因也使得他們無法常常帶著孩子出去游玩，更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培養孩子的各種興趣特長；最后，近年來，大批農民離鄉背井進城務工，造成的大批留守兒童只能由年邁的爺爺奶奶照顧。父母和子女連見面的機會都屈指可數，毋庸說教育子女了。

3.教育期望的差異

教育期望影響著成功機會，心理學中的“羅森塔爾效應”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現實中，農村的父母出于一種相對保險和相對傳統的考慮，往往不會對子女抱有過高的期望；而市民階層基于其本身的地位及周圍面臨的壓力，往往會希望子女通過良好的教育能夠更上一個階層。這種觀念上的差異影響到了城鄉家庭教育的實際行動。

（二）教育過程的差異

1．課程內容的城市價值取向

根據布爾迪厄文化再生產的觀點，課程就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化選擇，它界定什么樣的知識是優越和特殊的，什么樣的知識是可以稱為學校教育知識的。而這種知識的選擇與界定其實又與權力相關，它必須符合特定時期優勢團體的價值和信仰，與優勢團體的文化相一致。因此看起來似乎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教學過程，實際上卻暗暗地偏袒那些已經獲得語言和社會競爭能力以及掌握優勢文化的人，因而再造了更大的社會等級制[3]116。

首先，從課程的設置來看，音樂、美術、語文、英語、思想品德等科目相對來說更加體現強烈的城市價值取向；數學、生物、物理、化學等科目知識本身相對來說價值中立；僅有勞動課與農村學生的經驗及文化更為接近。其次，從各科課程內容上看，語文、數學、思想品德等學科內容更傾向于城市文化價值的取向。

2.教育過程中城鄉教師文化水平的差距

如果說父母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對于子女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那么教師的文化資本對于學生的影響則是直接而深遠的。因此，城鄉教師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鄉學生的受教育水平。而當前，我國的農村師資面臨著以下兩個突出的問題與挑戰：

（1）農村教師數量嚴重不足，尤其在偏遠地區復式教學、包班教學現象依然嚴重。另外，農村音、體、美教育師資短缺，使得這些學科大多形同虛設。

（2）總體說來，城市中小學教師無論是學歷、專業知識、教學技能、教研能力等方面都要明顯高于農村中小學教師。以山東及北京城鄉小學教師學歷情況為例（見表1）。

（三）教育結果的差異

1.基礎教育評價標準的不公平

在我國，最具權威的學業成績評價標準就是高考，但其公平性同樣值得推敲。我們知道，當前高考日益重視學生各種綜合能力及創新能力的考察，如山東高考采取“3+X+1”的模式，其中“3”是指語文、數學、英語；“X”指文科綜合或理科綜合；“1”指基本能力，主要涉及技術、藝術、體育與健康、綜合實踐活動四個學習領域的必修內容。而實際上，農村考生信息相對閉塞，資料相對匱乏，優秀的教師資源更是緊缺。采用這種考察學生綜合能力及創新精神的評價方式，無疑會使我們的農村學生處于更加劣勢的地位。

2.基礎教育評價結果的不公平

基礎教育評價結果的不公平鮮明地體現在高等院校的新生城鄉比上。余秀蘭采取整群抽樣的方式對南京大學2002級9個學院19個系的學生的家庭居住地情況進行問卷調查，如圖1[4]213。由此可見，高等院校新生來自城市和縣鎮的要占大多數，僅有部分新生來自農村。

二、文化再生產視角下審視城鄉基礎教育差異的啟示

以布爾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更高、更深刻的剖析當前城鄉基礎教育差異，我們洞察到城鄉基礎教育之所以出現二元差異，不僅存在經濟上的原因，還有更隱蔽的社會文化因素。如布爾迪厄所言，教育確實具有文化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功能，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矛盾的共同體：即在創造公平機會的同時，又在制造著機會內的不公平。既然教育有存在的必要性又有內在的矛盾性，那么教育怎樣才能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呢？毋庸置疑，這需要政府、學校、家長整個社會的合力：首先，在教育起點上，廣大農村父母應該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資本，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抱以更高期望。其次，在教育過程中，應該摒棄一味倡導的“城市至上”的課程價值取向，適當地添加一些反映農村生活和農村文化的課程內容；政府應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吸引更多優秀的師范生投身到農村基礎教育中去，為其注入新鮮血液。最后，在教育結果上，應該修正城市取向的評價標準，選擇一些適合農村學生的考試內容；變革考試制度形式，增加對弱勢群體傾斜的政策法規，從而達到實質的公平。

正如羅爾斯所說，“對于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5]。希望我們的教育可以在這樣一種不斷反思自我的基礎上不斷成長。

參考文獻：

[1]朱偉玨.一種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會學分析框架[J].社會科學，2006，（5）：109.

[2[法]布爾迪厄，帕斯隆.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M].邢克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3.

[3]余秀蘭.中國教育的城鄉差異――一種文化再生產現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4][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和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第3篇

【關鍵詞】習語 翻譯 文化

習語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在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獨特而固定的表達方式，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這里習語包括俗語、俚語、歇后語等。由于中英兩國在地理、思維方式、宗教等方面的差異，這就需要選擇合適的翻譯來保證英語習語的特色、風格和意思。

一、中英文化的習語差異

1.地理環境的差異。地理環境的不同導致中英在習語上有很大不同。英國作為一個島國，有很多與水、航海的習語，“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錢如而流水）”，“Rats deserts a sinking ship.（船沉鼠要逃）”，“Let another’s shipwreck be your seamark.（別人的沉船，就是你的航標）”。中國一個內陸國家，習語和土地、山相關的，與以上對應的漢語則是：“揮金如土”、“樹倒猢猻散”、“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在中國，如：“驕陽似火”、“列日炎炎”是形容夏天。而英國位于西半球，夏季涼爽宜人，在莎士比亞的詩中，莎士比亞對情人說：“我可以把你比作夏日嗎？”。在中國東風是春天的符號，而英國西風是春天的消息。在中國有很多關于竹子習語就很多如：“雨后春筍”、“胸有成竹”、“竹報平安”，但英國不生產竹子，關于（bamboo）竹子的習語就很少。可見生活環境與語言的密切關系。

2.思維方式差異。習語差異還表現在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人認為白色高雅純潔，在婚禮時新娘穿白禮服，表示純潔，在中國白色表示無血色，是恐怖的，只有喪事才穿白色衣服辦白事；結婚時穿紅色的衣服蓋紅蓋頭表示喜慶。當然，由于中西文化的不斷交流，現在中國人結婚時也流行穿白色婚紗。漢語中大多數與“狗”的習語是貶義的，如：“狗腿子”、“狼心狗肺”、“痛打落水狗”。然而，對西方人來說，“dog”是人類的朋友，如“He is a lucky dog（他是一個幸運兒）”，“a sea dog（經驗豐富的水手）”。“熊”使中國人會想起“笨重，沒有技能”等，在英語中，熊是有特殊才能的，如：“He is a bear at language（他是一個語言天才）”。

3.的差異。也導致習語不同。西方信仰基督教，大量的習語來自《圣經》，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助自助之人）”，還有“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窮得叮鐺響）”等。中國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習語如“借花獻佛”、“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等。

4.歷史典故差異。習語還與歷史有很大關系。如：習語是來自歷史、寓言、神話和傳說。如英語習語“apple of one’s eye（珍愛的人） ”，“Pandora’s box（災禍之源）”。例如中國習語“愚公移山”、“刻舟求劍”、“畫龍點睛”，這些充分體現了各個民族古代文化的不同。

二、習語的翻譯

翻譯的要求，不同專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張，但中心都是要準確、忠實的表達原文意思，而且盡可能準確地描述原文的文化內涵，保持原文的風格特點。

1.直譯。英漢語的語言、文體結構相同，譯時照字翻譯，即所謂“直譯”。如：“love money as love one’s life

（愛財如命）”，“to strike while iron is hot（趁熱打鐵）”。直譯能夠保留原文的語言風格和字面意義并延續其形象比喻和特色，直譯法是原汁原味翻譯。

2.意譯。有些習語含有本國特有的歷史典故或文化背景，在翻譯時需透過字面意思，重新組織句子，就是所謂的意譯。保留更多的原作風格和英美文化的獨特形象，對于英語習語來說，只要符合中國的標準，就可以大膽的翻譯，這樣有助于中英文化的交流。如：knowing fully well the importance of tournament，all the player pulled their socks up。譯為“充分了解比賽的重要性，所有的球員都精神振奮，摩拳擦掌”代替“所有的球員都卷起他們的襪子”則更為貼切。還有如：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

（寧為雞頭不做鳳尾）；Every potter praise his own pot（老王賣瓜自賣自夸），采用意譯既保持原意、風格特點又形象。

3.注釋翻譯。英語中一些縮寫形式，中國讀者可能不明白它的含義，在翻譯時可采用加注釋的方式，如：CATCH -22（這真是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做也倒霉不做也倒霉），幫助讀者理解。

三、Y論

總之，習語的文化信息量大，習語翻譯直接影響到譯文的質量和文化交流的程度。在習語翻譯的過程中，要重視習語所具有的社會文化特征和背景知識，根據上下文，靈活地加以處理，萬不可望文生義，既要考慮英語中習語的形象和修辭特點，還要盡可能體現漢語的表達習慣，這樣才能達到最佳程度的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黃忠廉，李亞舒.科學翻譯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2]于建平.文化差異對英漢翻譯中詞義和詞義理解的影響[J].中國翻譯，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