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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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世界人口在不斷地增加，世界經濟也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和污染也越來越嚴重，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了阻礙經濟發展和影響人們正常生活的重要問題。我國也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戰略，目的就是實現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明確經濟發展和環境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一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資源進行大量的開發利用，雖然短時內會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們會發現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開發利用程度。自覺地遵守經濟和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發展比例，保護環境，提高資源利用率。

2環境工程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探討

2.1環境工程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既相互影響又互相制約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對環境加以開發利用，因此環境開發利用程度越大，那么經濟發展速度就會越快。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破壞，而環境工程的出現就是為了有效地保護環境，提高生態環境的保護水平，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和生態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管理。從以上角度看，環境工程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既相互影響又互相制約。

2.2環境工程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環境工程的出現就是為了有效地保護環境，提高生態環境的保護水平，從而促進社會經濟和生態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管理。在這一條件下，環境工程就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保證，使得經濟發展能夠擁有比較可靠的自然環境基礎，從而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2.3經濟發展為環境工程的實現提供了發展基礎環境工程在保護環境的過程中，需要依靠經濟發展的力量加以開展工作，只有經濟發展質量水平提高了，才能夠在環境工程的開展過程中，提供有力的發展環境，使得環境工程的開展和實施有較強的經濟基礎支持，有利于環境工程的發展。

3淺談環境工程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

環境工程和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比較復雜，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但是又相互制約，因此準確的把握兩者的之間，充分認識環境工程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從而實現經濟和環境兩者之間的平衡發展。

3.1環境工程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持和保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全球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提出了環境工程概念，在環境工程發展過程中，通過采取必要的發展手段，使得環境保護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實現了對環境的有效保護，所以說環境工程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持和保證。

3.2環境工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環境保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工程手段為保護環境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同時環境工程的實施和開展，對于環境保護起到了很好的改善效果。充分滿足了環境保護的需要，為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不良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改善，為經濟實現良好發展提供了環境保證。

3.3環境工程的實施推動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工程的開展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對我國的環境污染得到了有效地保護和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對于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加強了對環境的保護，滿足了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4結語

第2篇

1.1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按照“誰受益、誰補償”原則，水源地保護區的補償主體有兩類：當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性和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政府有義務調整保護區生態建設者的生產發展權和受益者的自由權；水源地生態環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資源的開發利用者、水資源消費者及其它生態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護生態補償的客體應包括為環境保護、涵養水源、水質保證而付出代價的區內全部相關者。具體包括失去發展機會的相關企業和各城鎮居民，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保護區相關政府，保護區內水源涵養林的種植者，各項保護、恢復工程的建設者和相應管理者，及生態保護宣傳者。

1.2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護區生態建設補償將水庫上游水源涵養區各項生態建設的投入作為水源地生態補償，上游水源地地區既是生態貢獻區又是生態受益區，下游地區是單純生態受益區，應共同分擔上游地區的生態建設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發展權限損失的補償水源地保護區為了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而放棄一部分產業的發展，從而失去了獲得相應效益的機會，下游受益地區必須對上游水源地保護區人民的發展權損失予以一定補償，可選擇不同補償方式進行補償。生態補償核定方法采用機會成本法，

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實例分析

2.1汾河水庫概況汾河水庫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婁煩縣境內，距省城太原市83km。壩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圍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寧武縣、靜樂縣，呂梁市嵐縣和太原市婁煩縣四縣，流域面積為5268km2，占四縣總面積92.5%。汾河水庫庫區水域面積32km2，總庫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黃工程南干線開通以來，平均每年引黃河水約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庫作為引黃入并工程的調蓄水庫，已成為山西省最大的飲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對象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應當是太原市主城區的300×104多個市民、企業事業單位等用水主體及市政府。而補償對象包括因保護水質、涵養水源付出成本及影響經濟發展的水源地農民、水源管理部門和當地政府。

2.3汾河水庫生態補償額度和核定方式生態補償核定方法確立可從兩方面衡量。水源地相應主體為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環境整治、生態建設、污染治理等工程項目所需資金）和機會成本（即由于保護生態而導致的發展機會喪失）兩部分。投入成本可準確測算，而且機會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與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測定；通過保護水源所產生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兩部分。其中，經濟效益可根據輸送水資源量按不同價格（包括政府補貼部分）扣除輸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帶來的效益；生態效益一般依據水資源的娛樂、旅游、休憩和調節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廢物凈化等生態服務功能等方面測定其生態效益。確定補償核定方法要綜合考慮水資源保護成本和效益兩方面因素，實現補償效果與補償意愿相協調。

2.4汾河水庫生態補償計算方法

2.4.1汾河水庫水源地保護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婁煩縣“十二五”期間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庫環境治理保護規劃，“十二五”期間全縣規劃實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礎設施改善、發展及民生保障、循環經濟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設林地節水灌溉工程31處；占地補償15.3km2；汾河水庫庫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濕地公園建設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設生活垃圾處理廠1座，實行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建設小型生活污水處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壩122.6km，清淤疏浚98km；澗河源頭治理4km；基礎設施改善工程?？h城舊城改造安置4033戶17844人，庫周小城鎮建設安置4992戶19444人；建設公路58km；產業發展及民生保障工程。興建養殖小區100個；發展日光節能溫室3000棟、溫室大棚6000棟；開發生態公益性就業10116人。以上項目每年需生態保護資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庫周邊地區保護水源經濟發展損失補償根據太原市、婁煩縣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測算。機會成本=（參照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口+（參照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業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綜上所述，依據水源地生態涵養成本－效益測算生態補償核定方法模式，對汾河水庫生態保護區總體補償額應確定為每年17.05×108元。

3結語

第3篇

一、環境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梢哉f，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雌饋恚獠啃岳碚撘呀泴Νh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ardin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愿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政府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政府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政府失靈也并不是完全否認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政府失靈的關鍵還是在于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于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并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當然對于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托，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于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沙掷m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后，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總之，無論在國家范圍內還是國際維度內，宏觀環境經濟分析在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對環境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評估、分析能源戰略及其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以及分析國際環境問題中的合作與斗爭等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最基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如內生增長模型已經拓展到自然資源開發、污染排放以及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分析，宏觀經濟理論正在并將繼續對環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這些理論模型，對于正確理解經濟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是很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