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貨公司高管履職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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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6月5日，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碼：01398，下稱工行）的年度股東大會如期在香港舉行，但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薪酬議案沒有能夠提交審議。

工行曾于5月22日公告稱，鑒于有關部門正在制訂銀行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薪酬管理的相關辦法，董事會通過決議，撤回此前既定方案，且不再將該議案提交股東年會批準。

這只是近日國有金融企業薪酬問題系列變局中的一環。事情的導火索是一家被認為非國有機構的公司。今年3月，中國平安保險（上海交易所代碼：601318，香港交易所代碼：01318，下稱平安）年報披露了高管年薪，平安董事長馬明哲2007年的收入6616.1萬元引發輿論熱議。這引起最高決策層關注，甚至就此專門召開會議，了解討論此事，并指定有關部門進行研究。

平安是非國有股份制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原則上是董事會范疇的議題，但據稱“此事非常敏感，引發了連鎖反應”。中央匯金公司有關人士稱，匯金因此叫停了工行等控股金融企業原來的薪酬計劃。據悉，管理層的基本思路是，金融企業特別是國有和國有控股金融機構的薪酬，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各行業，“既要堅持市場化原則，又要與當前國情相符合”。

《財經》記者獲悉，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都在根據這一安排了解各行業金融機構高管薪酬的現狀，在提高透明度的同時，爭取提出規范意見。

證監會則通過交易所要求金融類上市銀行年報的補充公告，披露高管的具體薪酬，并針對股權激勵制度連續了兩個備忘錄，收緊相關尺度。

《財經》記者還了解到，銀監會對此事的基本態度是，薪酬問題要堅持改革原則，不走回頭路；但同時要“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把方案做細做科學，激勵約束機制要對等”，不能“水漲船高，而水落石不出”。但各監管機構只是提供決策建議，具體辦法應由股東和董事會決定。

據《財經》記者了解，財政部已于此前完成了《國有金融機構薪酬情況的分析》報告，目前正擬定相應的文件，對國有金融各機構的激勵制度進行引導和規范。根據“黨管干部”的特有國情，有關按照業績考核央屬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辦法和建議，也將提供給中央組織部門做參考。

連鎖反應

5月11日，民生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北京銀行、中信銀行五家已上市銀行年報補充公告，詳細披露高管、董事和監事2007年度薪酬狀況。此次披露，是相關公司根據上交所要求而統一進行的。以往公司已的年報里往往只公布一個董事、高管薪酬的總額，而不披露到具體名下。

5月15日，宏源證券（深圳交易所代碼：000562）《關于實施2007年度公司部分董事、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議案》被否決，成為首家股東大會否決董事、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此前的4月22日，宏源證券董事會已經通過了高管薪酬的考核辦法，這次股東大會叫停的只是董事和監事的分配方案，而宏源證券高管中只有董事長湯世生，副董事長李克軍以及總經理胡強是董事會成員，因此其余高管薪酬仍照常發放。

根據宏源證券之后的公告，方案未能獲得通過的原因，是當日投棄權票的99961.0403萬股占出席會議所有股東表決權的94.79％。宏源證券第一大股東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現持股97721.26萬股，顯然正是他們投了棄權票。

宏源證券2007年年報顯示，22名董事、監事和副總經理2007年的薪酬總額為936.01萬元。其中，董事長湯世生174.42萬元，副董事長李克軍55.37萬元，當年10月15日剛剛上任的總經理胡強19.32萬元，劉東、周棟兩名副總經理均為111.28萬元，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許建平為111.27萬元，副總經理栗宏剛為107.53萬元；而監事會主席徐際國和副總經理高濤薪酬分別為65.74萬元和59.74萬元。

這一薪酬在業內并不算高，整個匯金系券商的薪酬事實上在整個行業里屬于中下水平。但據接近匯金公司的有關人士解釋，券商薪酬通常是與業績掛鉤的，但證券行業的業績波動較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飯”，與高管個人的努力關聯度并不高，所以獎金不能定得過高。

數日后，工行公告稱，5月22日，董事會已經同意撤回了此前擬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2008年董事、監事報酬合同及2007年報酬合同和清算結果議案。

根據此前方案，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的稅前報酬為160.6萬元，含福利保險費用在內的稅前總收入為179.5萬元。行長楊凱生的稅前報酬為153.4萬元，加福利后總收入為171.1萬元。兩位副行長張福榮、牛錫明的不含福利的稅前報酬分別為138.5萬元和137萬元。而梁錦松等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由工行向其發放51萬元或以下不等的稅前報酬。

分析人士認為，工行此番公告表明，除股權激勵計劃外，以財政部為大股東的金融企業高管的薪酬也納入了統籌規范的范疇，具體方案預計不日將出臺。方案出臺前，一些相關的上市公司的高管及董事薪酬方案都將可能暫時擱置。

此前，財政部已叫停了國有控股金融企業的股權激勵計劃。

是少是多？

金融行業的薪酬多少合適，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曾擔任建行獨立董事的日本新生銀行前行長八城政基曾對《財經》記者表示，這些中國大銀行高管需要承擔的責任，與其100多萬元的年薪嚴重不匹配，這和分行行長只有2倍差距，他認為總行行長至少應是分行行長的10倍到15倍左右才合理。一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部門總經理也向《財經》記者抱怨，自己的年薪和股份制銀行相比差距太大。

然而，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任命沒有實行市場化之前，圍繞其薪酬和激勵問題的爭議，會將一直持續。

“不是按市場原則選擇的，只能上不能下，還有大量的職務消費，給100萬元我都覺得高了。”匯金一位負責人談及控股的幾家大銀行的高管薪酬直言不諱。

財政部有關人士也認為，“國有金融機構在人力資源管理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仍比照市場化水平提高薪酬”是不合理的。

財政部有關報告稱，國有金融機構薪酬偏離社會平均值的程度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據統計，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10萬元，而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2006年職工平均工資分別為9.89萬元、13.28萬元、10.85萬元和12.14萬元，分別是社會平均值的4.71倍、6.32倍、5.17倍和5.78倍。財政部稱，與此相比，美國銀行人均收入是社會平均收入的2.39倍，渣打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為2.86倍。

與此同時，2003年以來，國有金融機構的薪酬也保持了快速上漲勢頭。財政部前述報告認為，其中“改制金融機構總部和分支機構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上漲勢頭尤為明顯”。以2006年總部員工薪酬增速為例，政策性機構中，農發行、進出口銀行分別增長21.03％、16.10％；保險企業中，人保集團增長24.03％；商業銀行中，中行、建行分別增長18.62％、20.76％，均高于14.36％的社會平均工資增幅。

另外，薪酬向管理層傾斜，相同職級存在一定平均主義現象，也為財政部所關注。一是分配關系向總部傾斜。2006年，中行和人壽股份總部的部門總經理平均薪酬分別為93萬元和75萬元，明顯高于一級分支機構負責人69萬元和55萬元的平均薪酬。

二是分配關系向中高層管理人員傾斜。2006年，中行總行中高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人數比例為0.43∶1，薪酬總額比例為1.02∶1。出口信用險總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人數比例為0.52∶1，薪酬總額比例為1.79∶1。人壽股份總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人數比例為0.66∶1，薪酬總額比例為2.33∶1。中信集團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人數比例為0.37∶1，薪酬總額比例為1.35∶1。

此外，金融企業高管薪酬漲幅高于員工工資漲幅，內部收入差距拉大也受到財政部關注。

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角度看，財政部報告稱，國有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普遍高于國內上市公司。2006年，國內上市公司董事長平均年薪30.18萬元，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董事長薪酬分別是國內上市公司董事長平均水平的4.31倍、5.05倍、4.69倍和5.74倍。

在上市公司中，金融高管的薪酬遙遙領先。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日前的《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顯示，在近1500家上市公司中，2007年，各公司最高年薪前五位均為金融企業高管，依次為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年薪6616.1萬元；深發展A董事長法蘭克紐曼，年薪2285萬元；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年薪1748.62萬元；中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年薪986.6萬元；招行行長馬蔚華，年薪963.1萬元。

在董事長年薪排行榜中，有一半來自金融、保險行業；總經理年薪20強中，同樣有一半金融企業。除了上述已經提及的數位金融高管，興業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166）董事長高建平（297.6萬元）、中國太保（上海交易所代碼：601601）董事長高國富（295.21萬元）、北京銀行（上海交易所代碼：601169）董事長閆冰竹（268.61萬元）、海通證券（上海交易所代碼：600837）董事長王開國（254萬元）、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245萬元）、中國人壽（上海交易所代碼：601628）董事長楊超（199萬元），全都在上市公司董事長薪酬20強之列。

榮正董事長鄭培敏表示，從行業比較研究看，金融業各崗位的薪酬平均值均以遙遙領先的數值高居各行業之首，但在持股市值的行業比較中，金融業的董事長與總經理崗位均未進入前三。他認為，這說明，金融業核心高管當期貨幣薪酬過高，但報酬結構不盡合理，長期激勵嚴重不足。

建議與制衡

據《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各相關部門都在就金融行業高管薪酬提出各自的建議。

記者從接近監管部門的知情人士處了解到，目前銀監會已經就國有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高管薪酬提出了六點基本看法。

首先是薪酬應與企業戰略的長期目標、經營理念、社會責任及外部環境相一致。之所以要強調企業的經營理念，主要是因為不同的理念會導致不同的風險偏好與戰略選擇。如有的機構因為吸納存款，所以必須是風險保守型的；有的機構則是持服務型理念的；還有的機構沒有存款人和投資人，完全是用自有資金進行投資、經營，不同性質的機構應該有不同的薪酬標準。

第二是績效與風險成本要平衡。這就是說，不能只看賺了多少錢，還要看為此付出了多少人工成本、壞賬成本、撥備成本，要關注資本充足率。

第三是激勵與約束要平衡。薪酬不能只是“水漲船高”而“水落石不出”。如果企業業績下滑，出現虧損，就應該大幅削減薪酬。然而現狀卻是不僅金融企業，很多工商企業都是賺了工資大漲，賠了國家買單，個人毫發無損。

第四是薪酬發放應該遵循“高層和基層平衡，高層與專才平衡”的原則。該人士援引日本企業經驗，在業績不好的時候，高層的工資會大幅下降，基層的領導扣得較少，普通員工無須減薪。至于專才，則應按一定的市場價格付酬。

第五是近期目標與遠期目標要平衡。要避免一些高管在快退休的時候，修改工資原則，為自己謀私利。

第六是政企一定要分開。目前有一些國有但不控股的企業高管，依然在享受公費醫療，有住房和電話補貼，使用公家的司機，甚至不斷地更換新車。“下海就是下海，不能繼續享受干部待遇。”有關人士稱。

作為側重風險管理的機構，銀監會的意見僅僅是作為建議供各金融企業的國有股東作為參考。股東則需要通過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

據《財經》記者了解，財政部目前亦提出了政策建議，這包括股權董事薪酬不與所在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掛鉤，根據其履職情況發放，以避免股權董事與公司高管在薪酬問題上利益趨同；真正發揮薪酬委員會和市場中介的作用，杜絕高管人員自定薪酬；嚴格控制高管人員職務消費，將職務消費納入高管人員薪酬總額；對高管人員薪酬實行封頂管理，高管人員薪酬不得超過普通員工薪酬的一定倍數。

財政部還建議，“在完善最低工資制度的同時，對員工收入較高的金融和壟斷行業，出臺加強工資管理的指導性意見，對高管人員的工資做出明確限制。”

而導致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薪酬與激勵機制爭議不斷的用人機制，也納入了財政部政策建議的范疇。財政部建議，加大人力資源改革步伐，對員工普遍實施聘用制和合同制，管理人員的任命逐步體現市場原則。同時，推進管理垂直化和扁平化，縮減行政人員和中層管理人員規模，適當減少副職管理人員數量。因為財政部調研報告認為，國有金融機構存在管理層次過多，管理人員占比偏高的問題，“浪費了人力資源，提高了人員費用”。例如，中行總行副總經理級干部123人，是總經理級干部人數的4倍；工行一級分支機構副行長199人，是行長人數的7倍。

在建立科學的薪酬管理機制方面，財政部表示將審慎推動高管股權激勵計劃，對高管實施股權激勵必須與人力資源改革相銜接。推行員工股權激勵計劃，要履行必要的程序，不能利用關聯交易，不得增加工資總額，實現股權激勵封頂。“這是借鑒了國資委有關國有企業股權激勵的有關辦法。”財政部有關人士說。

近來，財政部與“一行三會”一直在研究國有金融企業高管薪酬的管理辦法，并叫停了之前多家企業擬執行的股票增值權計劃。財政部有關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在新的股權激勵辦法出臺前，不會批復任何一家股權激勵計劃。

顯然，如何計算市場和非市場因素，就國有金融機構高管“紅色金融家”的特殊身份，設計出比較合理的薪酬水平，對管理層的智慧是極大的考驗。

“由于大型國有金融機構的高管的任命仍遵循‘黨管干部’的作法，為解決當前突出的矛盾，組織部門應把業績考核納入對‘黨管干部’的考核中去。”一位相關官員表示。

第2篇

【關鍵詞】 行業壟斷； 薪酬管制； 高管貨幣性薪酬； 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1-0094-07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薪酬的披露，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壟斷行業高管薪酬過高、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激勵不合理、行業間高管薪酬差距過大等成為人們批評的重點。一些國有企業在經濟效益下滑、經營虧損的情況下，高管薪酬水平卻仍遠高于其他企業，明顯和企業業績不相符。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一些國有企業利潤呈負增長，但根據一項調查顯示，2008年企業高管薪酬增長比率最高的卻是國有企業高管人員，達到16%。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不少國家的政府相關部門要求企業限制高管的薪酬。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政府要確保納稅人的資金不會被濫用于向華爾街高管發放巨額薪酬，同時還指出接受政府補助的企業的高管人員的薪金不能高于50萬美元。我國也同樣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在經濟緩慢復蘇、企業發展受阻的情況下，一些壟斷行業高管的高達幾百萬的薪酬讓人震驚，迫于社會輿論和公眾質疑的雙重壓力，政府也開始對高管人員進行限薪。2009年初，財政部發文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人民幣，2009年4月，財政部再次《關于國有金融機構2008年高管薪酬分配有關問題的通知》，不僅要求國有金融企業高管薪酬不得高于上年90%，業績下降的，在此基礎上再降10%，而且要其他企業照辦；2009年8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財政部、審計署、國資委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了堅持激勵與約束相統一、負責人薪酬增長與職工工資增長相協調等5項基本原則。2014年8月，中央出臺《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首批改革涉及72家央企負責人。2015年上半年完成地方國有企業負責人和中央部門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的審核工作，下半年著手推進各省國有企業和中央部門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改革。盡管對國企高管的薪酬管制在如火如荼地推進，但已經實施的薪酬管制的效果如何呢？

對于高管薪酬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外學者起步較早，對高管薪酬的研究也比較多，市場環境和研究方法也相對成熟。國內學者在借鑒國外學者做法的基礎上，對高管薪酬進行了研究，但研究結論分歧較大，尤其在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資產規模、公司治理的關系上眾說紛紜。針對國企高管的“限薪令”，一些學者也提出國有企業既然是自負盈虧的企業，就應該按照市場化標準建立薪酬體制，而不是簡單的行政限薪，這樣既不利于激勵，也不利于吸引高級人才。那么，行業壟斷程度是否依然會導致企業高管人員的高薪？對國企高管人員的限薪令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相對于公司治理來說，采用限薪令這種薪酬管制手段是否更有效？本文針對這些問題展開研究，以確定企業的壟斷程度是否依然是高管薪酬的重要影響因素、對國企高管實施的薪酬管制是否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以及薪酬管制與公司治理在約束高管薪酬方面的相對有效性，并提出進一步的改進對策。

二、文獻綜述

現有高管薪酬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薪酬管制、行業壟斷、公司治理水平、公司規模、公司業績等方面。

（一）高管薪酬與薪酬管制

對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管制是否有效以及效果如何，相關學者的研究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張愛萍[1]通過對上市銀行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和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高管薪酬的管制都是有效的，但需要采取不同的薪酬管制措施。張棟和鄭紅媛[2]通過對國有控股上市銀行的實證研究表明，薪酬管制政策對國有銀行高管薪酬結構和發放機制產生了影響，但“限薪”效應不顯著。田妮和張宗益[3]通過理論分析發現，“限薪令”只限制了高管通過正式契約獲得的薪酬，而沒有約束到關系契約薪酬，其作用是有限的。

（二）高管薪酬與行業壟斷

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發現，高管薪酬差距主要和企業所處的行業壟斷程度有關，Schwartzman[4]研究指出，行業壟斷是造成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或者直接原因，Katz and Summers[5]的研究結論也顯示，美國不同行業之間存在的工資差距，反映出不同的行業，壟斷租金也不同。

我國學者對于高管薪酬與行業關系的研究，始于對行業間工資差異的研究，主要關注行業壟斷是否會導致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蔡[6]通過建立模型發現，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是造成行業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金玉國[7]通過面板數據建立的模型發現，行業不同，工資水平與行業壟斷程度的敏感性也會不同，并且所有制導致的壟斷對于行業的收入水平影響較大，這也是存在較大行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史先誠[8]認為，中國行業之間工資差距自1988年以來逐漸拉大，員工的性別、年齡和教育等人力資本特征對員工收入差距解釋系數只能占到60%，其余部分的差距主要源于壟斷行業的租金分享，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主要源于對自然資源的低成本獲得，或者是國家政府政策的特殊優惠。岳希明等[9]的研究發現，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至少有一半是不合理的，這種差距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壟斷導致，而且這一比例還低估了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楊宜勇等[10]認為，行政壟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不合理的定價機制，這也是體制性原因導致的，當然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還和法制的不健全、政府過多的干預企業、管理者的缺位與越位等有關。陳震和汪靜[11]的研究表明，企業高管可以憑借管理層權力提高薪酬―規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風險，而作為企業外部治理機制的產品市場競爭對這種權力濫用有顯著的治理效應。

（三）高管薪酬與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基于經理主義，該理論認為，公司規模是決定高管薪酬的首要因素，績效只是補充。公司規模之所以能夠顯著地影響高管薪酬，主要是因為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組織管理活動會變得更加復雜，而且企業規模比業績具有較好的穩定性，高管人員屬于風險規避者。即使企業業績惡化，兼并等導致企業規模擴大的因素也能夠推動高管薪酬的增加。Tosi[12]研究發現，公司規模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程度占到將近百分之五十，與此相比，公司業績的影響程度不到百分之五。我國學者相關研究的結論基本和國外學者研究結論一致，即高管薪酬水平和公司規模正相關[13-14]。

（四）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

根據委托理論，企業的業績是委托人和人探討薪酬時的決定因素，如果人第一次在委托人的公司任職，薪酬的制定可能會根據人的自身條件進行談判，但是下一年度的薪酬往往要根據公司管理人員是否實現了既定的業績目標進行調整。但目前對于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關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有的結論表明兩者正相關，有的結論表明兩者不存在或存在很弱的關系。

Lewellen and Huntsman[15]通過50家公司的樣本分析發現，計利潤在決定管理者薪酬時具有重要的影響；Murphy[16]也發現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有很大的正向關系。我國部分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存在這種正相關關系。此外，高管薪酬和企業業績的關系受企業所處行業競爭程度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壟斷性行業中高管薪酬和企業業績的相關性遠不如中小型非壟斷行業的公司。

但不少學者的研究卻發現，高管薪酬和企業業績之間不存在相關性，或者影響很小。Taussings and Baker[17]發現公司業績對管理人員的薪酬影響很小，薪酬對于業績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國內不少學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李增泉通過深滬上市公司的數據對高管薪酬和企業業績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發現它們之間不具有相關性，此外，李良智和夏靚[18]，詹浩勇和馮金麗[19]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有的學者對公司業績的指標采取不同的標準，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層次的研究，也沒有檢驗出企業業績和薪酬之間的關系，從而認為我國企業的薪酬制度沒能起到較好的激勵作用。

（五）高管薪酬與公司治理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導致所有者和經營者內在的利益不一致，公司需要實施有效的公司治理來予以應對，從而公司治理水平會對公司高管的薪酬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比如公司董事會規模、公司董事會的結構和所有權結構等。

關于董事會的規模，僅從董事會的監督能力來看，通常會認為董事會的監督能力會隨著董事會成員的增加而增強，但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高管薪酬反而會增加，主要是因為公司董事會成員過多會產生“搭便車”行為，減弱了董事會的治理效果。林浚清和黃祖輝[20]的研究也發現，董事會規模和高管薪酬呈正相關的關系。

關于董事會結構，通常涉及到總經理和董事長兩職合一情況、內外部董事比例等方面。當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時，董事長的薪酬往往會變得更高；兩職合一能夠使公司高管具有更大的控制權，更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激勵措施。郭淑娟和惠寧[21]通過對壟斷行業企業高管薪酬制度的實證研究表明，管理層權力會引致高管人員對壟斷租金薪酬的追逐，壟斷行業企業高管權力越大，其通過盈余操縱業績獲取績效薪酬的金額越高，越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增加業績權重和規模權重來謀求權力薪酬的增長。李四海和江新峰等[22]的研究表明，兩職分離相比于兩職合一，會顯著降低高管的薪酬水平，同時也會降低其薪酬業績敏感性。外部董事的比例和高管薪酬正相關，外部董事能夠使公司使用激勵薪酬，而且能夠更好地使高管薪酬與業績相關，提高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而內部董事的比例越高，則會對高管人員的監督造成負面影響，引發高管控制董事會。國內學者的研究認為，我國獨立董事制度還不是很成熟，獨立董事與高管薪酬沒有顯著的關系[23]。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建議和決定高管人員的薪酬，薪酬委員會中內外部董事的比例會對高管薪酬產生影響，但我國上市公司薪酬委員會與高管薪酬沒有顯著的關系。

關于所有權結構，管理者權利理論認為企業的股權結構會對高管人員的行為產生影響，股權集中度越高，越能限制高管的自利行為。高管薪酬會隨著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減少[24-26]，企業的國有股持股比例與高管薪酬存在負相關的關系[27]。高琪[28]通過對農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表明，公司業績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而股權制衡度高則會相應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

綜合上述國內外既有研究成果來看，行業壟斷、公司規模和績效以及高管持股比例、監事會規模等公司治理因素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并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結論，而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現代企業制度的不斷完善，這些因素對高管薪酬是否依然存在同樣的影響以及薪酬管制能否在與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中發揮預期的效果，都值得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三、研究假設、變量選擇與模型

本部分通過理論分析，提出假設，選擇變量，構建檢驗模型。

（一）研究假設

綜合委托理論的基本分析和既有研究結果，公司高管薪酬的影響因素可以分為行業壟斷因素、薪酬管制因素、規模與績效因素、公司治理因素以及地域因素5類。

1.行業壟斷

行業壟斷是直接造成行業間收入差距的主要或者直接原因，壟斷行業可以依靠對資源、市場的占有和控制，采取非市場化的手段較為輕松地獲取超額利潤。與競爭性行業相比，壟斷性行業職工的收入遠遠高于非壟斷性行業，且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有不斷拉大的趨勢。盡管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化，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但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壟斷行業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仍然遠遠高于非壟斷行業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壟斷行業公司高管薪酬較高，是公司壟斷行為最終的表現形式，既是因為壟斷行業本身的特殊優勢，也是因為企業內部工資管理制度和收入分配的不規范。為了檢驗行業壟斷對公司高管薪酬的影響，提出假設1。

假設1：行業壟斷會提高公司高管的貨幣性薪酬。

2.薪酬管制

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往往會受到相關法律法規的約束，一般涉及到薪酬水平、薪酬結構等方面。此外，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背景下，政府和監管部門為了平息民憤也會臨時制定和一些對公司高管薪酬有影響的規則和要求。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內稅收法》規定管理者薪酬超過100萬美元的部分在計算所得稅時不能按照費用對待，這一規定導致企業高管的薪酬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我國，高管薪酬也受到國家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影響。1992年，勞動部和國務院經貿辦下發了《關于改進完善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者收入分配辦法的意見》；2006年，證監會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2009年，財政部了央企高管人員的“限薪令”，這些都是對高管薪酬水平和結構進行調整的政府措施。本文主要關注的就是央企高管的“限薪令”是否發揮了預期的效果，是否顯著降低了央企高管人員的貨幣性薪酬。為了檢驗薪酬管制對公司高管薪酬的影響，提出假設2。

假設2：薪酬管制會降低公司高管的薪酬。

（二）其他影響因素

1.公司規模與績效

公司規模越大，M織和管理的難度或強度就越大，管理層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從而需要向其支付的報酬就越多；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是國有企業，公司規模越大，往往級別就越高，高管的薪酬也就越高。所以，預期公司規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

盡管很多學者對公司績效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存在不一致的結論，但從我國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大多數公司已經將公司績效指標納入公司高管薪酬的考核體系，只有公司績效好，高管才能獲得較高的薪酬。所以，預期公司績效越好，高管薪酬越高。

2.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方面涉及到高管持股比例、股權集中度、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獨董比例和監事會規模6個因素。

根據委托理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就越能促進高管與股東內在利益的一致性，高管就越會注重長期利益而降低當期的貨幣性薪酬，可見，高管持股比例可以約束高管的當期貨幣性薪酬。因此，預期高管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薪酬越低。

根據委托理論，股權越集中，股東監督管理層的成本則相對越低，監督動機就越強；反之，股權越分散，監督成本相對越高，搭便車的動機越強，監督動機越弱。所以，預期股權集中度越高，高管薪酬越低。

根據委托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分設可以更好地確保董事會的獨立性。如果總經理兼任董事長，則董事會實際上被內部人支配與掌控了，其無法處理好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董事會的監督作用也就降低了。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分設可以確保董事長和董事會履行監督職責，從而制約高管獲得不合理薪酬，而兩職合一則使高管獲得了更大的控制權，更方便獲得高薪，所以，預期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會提高高管薪酬。

董事會成員越多，從監督能力來說會變強，但從委托關系和結構來說會變得更加復雜，越容易產生“搭便車”的問題，公司治理效果反而會變差，所以，預期董事會規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

從獨立董事制度的本質來看，獨立董事作為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代表獨立對公司高管行使監督職責；從職能定位來看可以有效遏制高管的不合理薪酬，獨立董事的比例越高，這種監督的獨立性就越強，所以，預期獨董比例越高，高管薪酬越低。

既有審計委員會，又有監事會是我國公司治理的特色，從其職能定位來看也主要是監督作用。監事會規模越大，其監督的獨立性和效果越好，從而能夠有效遏制高管的不合理薪酬，所以，預期監事會規模越大，高管薪酬越低。

3.地域

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緩，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東部，地處東部地區的公司通常會比地處中西部的公司向公司高管支付更高的薪酬，所以，預期東部公司的高管會比中西部公司的高管獲得更高的薪酬。

（三）變量選擇

1.上市公司高管貨幣性薪酬（AC）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主要是以貨幣性薪酬為主，根據本文所選樣本統計，在1 657家上市公司中，對高管進行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數為648家，不及樣本總量的一半，可見，雖然目前股權激勵的公司數逐年增加，但是高管“零持股”現象還是比較嚴重，貨幣性薪酬為主要薪酬形式。此外，上市公司披露的薪酬信息也局限于年報中披露的薪酬總額，因此本文研究的高管薪酬主要是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披露的高管的貨幣性薪酬，不包括各種隱性消費、在職消費和持有的公司股票市值。為了剔除高管人數差異對薪酬的影響，并使研究與以往具有可比性，本文參照我國學者經常采用的方法，以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金額最高的前三名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總額”作為反映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貨幣性薪酬的指標，并對其取自然對數作為本文研究的因變量。

2.行業壟斷（MONO）

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國有單位比重、國有資產比重、國有單位投資比重等指標作為行業壟斷的變量，但這些指標反映的更多是所有權結構，而不是市場競爭或壟斷程度。本文綜合考慮市場集中度和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兩個指標來判定一個行業是否屬于壟斷行業，最終確定采掘業、石油、化學、塑膠、塑料、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金融、保險業、鐵路運輸業、民航及海洋運輸業等為壟斷行業，其他為非壟斷行業。如果上市公司所處行業為壟斷行業，MONO取1，否則取0。

3.薪酬管制（CENTRAL）

本文研究的薪酬管制主要是針對中央所屬企業高管人員制定和實施的限薪政策，對于非央企高管人員并沒有類似的限薪政策。也就是說，如果是央企，則會受到薪酬管制；如果不是央企，則不會受到薪酬管制，所以，如果上市公司為中央所屬企業，CENTRAL取1，否則取0。

4.控制變量

其他影響高管薪酬的因素選擇的衡量指標及理由如表1所示。

（四）回歸模型

四、樣本數據及實證檢驗結果

（一）樣本數據

鑒于行政手段的薪酬管制政策實施的滯后性，研究樣本選擇了2011年度和2012年度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首先采用2012年度滬、深上市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在2012年度滬、深兩市披露年報的A股上市公司基礎上，剔除了ST、數據缺失的公司后得到1 657個樣本，其中159家公司為中央所屬企業。為了驗證結果的穩健性，采用2011年度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同樣的回歸分析。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上市公司年報，用SPSS 20.0進行分析。

（二）描述性統計

從表2可以看出，高管薪酬變量最小值為10.19萬元，最大值為3 100萬元，標準差為198.83萬元，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之間薪酬差異較大。資產規模取對數后最小值為19，最大值為30.5，樣本公司的規模分布較廣。凈資產收益率最小值為-0.417，最大值為0.675，均值為0.055，標準差為0.556，樣本公司的績效差異較大。高管持股比例最大值為0.819，最小值為0，均值為0.08，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遍偏低，而且差異較大。董事會規模最大值為18，最小值為4，均值為9.1。監事會規模最大值為7，最小值為5，均值為3.85。獨董比例的最大值為0.71，最小值為0.22，均值為0.37，標準差為0.056，說明目前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比例大部分是滿足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

（三）回歸結果（見表3）。

1.行業壟斷

行業壟斷變量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公司所在行業如果是壟斷行業，則會獲得顯著高于非壟斷行業公司高管的貨幣性薪酬，假設1得到驗證，這說明行業壟斷依然還是影響上市公司高管貨幣性薪酬的重要因素。

2.薪酬管制

薪酬管制變量回歸系數為負，統計上顯著，受到管制的公司高管的貨幣性薪酬顯著低于沒有受到管制的公司高管的貨幣性薪酬，假設2得到驗證，這說明“限薪令”這樣的薪酬管制政策發揮了預期的效果，高管薪酬受到相應的約束，而且，從相對效果來看，薪酬管制比監事會規模等公司治理因素在約束高管薪酬方面更有效。

3.規模與績效

公司規模變量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公司規模越大，公司高管薪酬越高，與預期一致，也與以往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公司績效變量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這說明公司績效越好，公司高管薪酬越高，與預期一致，但與以往部分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反。

綜合來看，公司規模越大，績效越好，高管的貨幣性薪酬越高，同時，公司高管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貨幣性薪酬體現出了“多勞多得”的激勵效果。公司績效對高管薪酬的影響與以往部分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反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的上市公司在確定高管薪酬時，也越來越多地參考企業績效，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越來越強。

4.公司治理因素

高管持股比例回歸系數為負，但統計上不顯著，高管持股比例高可能有助于約束高管的短期貨幣性薪酬，但由于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遍偏低或不持股，е虜荒芊⒒佑τ械淖饔謾9扇集中度變量回歸結果為負，統計上顯著，股權集中度越高，對高管的監督越有效，高管的薪酬就越受到約束，與預期一致。兩職合一變量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這說明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合一下的高管薪酬會顯著高于兩職分設下的高管薪酬，與預期一致。董事會規模變量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這說明董事會規模越大，高管的薪酬越高，與預期一致，這說明公司董事會成員存在普遍的“搭便車”現象，并沒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獨董比例回歸系數為負，但統計上不顯著，雖然獨立董事制度在理論上可以對公司高管發揮監督作用，但鑒于目前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大多都是符合最低要求，且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不夠，所以，并沒有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監事會規模回歸系數為負，統計上顯著，這說明監事會規模越大，越有利于約束高管的貨幣性薪酬，與預期一致。

綜合來看，體現我國公司治理特色的監事會制度發揮了顯著的作用，股權集中度、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等因素的影響與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高管持股比例、獨董比例的影響卻不顯著，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公司治理水平還有待提高，在約束高管不合理薪酬方面效果有限，相對有效性不如薪酬管制。

同時可以看到，薪酬管制與監事會規模雖然都能顯著約束高管薪酬，但監事會規模回歸系數的絕對值要比行業壟斷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小得多，這說明薪酬管制的約束效果相對更好。

5.地域

地域回歸系數為正，統計上顯著，這說明東部公司高管的薪酬顯著高于中西部公司高管的薪酬，與預期一致，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還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

為檢驗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采用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1年度相關數據進行同樣的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與上述結果一致。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行業壟斷依然是影響上市公司高管貨幣性薪酬的重要因素，現行的薪酬管制政策對高管的貨幣性薪酬起到了顯著的約束作用。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監事會規模可以顯著約束高管的貨幣性薪酬，但高管持股比例、獨董比例卻沒有對高管貨幣性薪酬起到顯著的約束作用，兩職合一以及董事會規模等因素會顯著提高高管的貨幣性薪酬，而且，從相對效果來看，“限薪令”等薪酬管制政策對高管貨幣性薪酬的約束效果明顯好于公司治理因素。公司績效與高管薪酬顯著正相關。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打破行業壟斷，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從研究結果來看，行業壟斷依然是影響公司高管貨幣性薪酬的重要因素，壟斷行業公司高管的薪酬明顯高于非壟斷行業高管的薪酬。壟斷行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行業壟斷行為的必然結果之一，壟斷本身帶來的高額利潤以及壟斷行業不規范的激勵機制和內部薪金的不公平是造成壟斷行業公司高管薪酬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政府應當進一步推動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各行業市場化進程，降低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對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逐步打破行業壟斷，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從根本上遏制壟斷行業壟斷權力和壟斷利潤的產生，從而徹底解決壟斷行業高管薪酬不合理的問題。

（二）完善對公司高管的薪酬管制，加強信息披露

從研究結果來看，對央企高管實施的薪酬管制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發揮了顯著的約束薪酬的作用，而且，相對于其他公司治理措施，薪酬管制的效果更好、更有效。市場化進程是漫長的，既無法在短期內消除壟斷，更無法全部消除壟斷，這就注定行業壟斷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會繼續存在，因此，為了確保壟斷行業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必須對壟斷行業公司高管的薪酬實施行政手段的管制，不但必要，而且有效，應當繼續實施并加以完善。

完善公司高管薪酬的管制，一方面是完善管制的手段和內容，讓公司高管更多地考慮公司績效和長遠戰略發展，避免短期行為；另一方面是加強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的披露，實現社會監督，從而降低監督成本，提高監督效率。

（三）實施股權激勵，完善高管薪酬制度

盡管高管薪酬與公司規模和績效有一定的相關性，體現出了一定的激勵作用，但目前工資、獎金是高管薪酬的主要組成部分，高管薪酬體系主要以短期激勵為主，長期激勵欠缺，在短期內對高管人員起到激勵作用，但長期來看無法避免經營者的短期化行為。為了避免經營行為的短期化，應當改革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推動管理層持股和股權激勵，實行貨幣性薪酬和權益性薪酬相結合、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相結合的綜合薪酬體系，把企業的長期發展與高管人員的自身利益相結合，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目標趨于一致，從而既確保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又確保企業的長遠健康發展。

（四）引導上市公司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公司治理

從研究結果來看，一些關鍵的、通常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和制度沒有得到實施或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比如，董事長和總經理在不少企業還是兩職合一、董事的“搭便車”現象、獨立董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等，所以，應當引導上市公司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公司治理。

加強和完善公司治理，要明確董事的職責，建立健全董事考核機制，有效控制董事職責履行中的“搭便車”問題，確保公司董事有效履行職責，發揮監督作用；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要分設，明確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職責和權限，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和監督能力，改進監督效果；要進一步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提高獨立董事的比例和獨立性，增強其監督能力，促進其監督職責的有效履行；要進一步推動公司建立健全監事會制度，確保監事會的正常運行，促進監事會監督作用的正常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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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關鍵詞：集團企業；資金；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2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0-54-02

一、資金風險管理分析方法

集團企業資金的運作包括籌資、投資、資金經營和資金分配。各個階段有不同的側重，但風險管理都要遵守下列基本程序：風險識別風險評估與衡量選擇風險管理方案風險管理報告與評價，這樣一個持續動態的循環管理過程。

二、資金風險處理方法及管控手段

（一）資金風險的4種處理方法

A：如果資金運行風險的代價和可能性均較大，成本較高，就不應再繼續進行可能引發該風險的操作。B：如果資金運行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較小，它的影響較低或者很可能產生長遠的價值，可以考慮承受這種風險。C：如果資金運行會由于企業核心業務而必須承擔風險，可以通過系統和控制措施來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和后果。D：如果資金運行風險是業務的一部分，其代價是可以預測的，集團可以通過保險、合同和擔保等措施分擔或轉移風險。

（二）資金風險管控手段

一是內控系統建設。即資金預算管理策略、資金計劃調撥策略、資金支付審批控制策略、資金統一管理、大額資金支付預警和控制策略、人員授權和崗位不相容策略等等管理措施建設。二是資金成本管理。資金成本一方面是指企業持有現金而失去的用此現金進行投資所獲得的投資收益，企業持有的現金越多其資金機會成本就越大。另一方面是指企業取得使用資金支付的各種費用包括資金籌集費用和資金占用費用。資金籌集費用包括委托金融機構發行的股票、債券的注冊費和代辦費、向銀行借款支付的利息和手續費等。三是對沖（套期保值）。操作的宗旨在于利用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以及對相關聯的不同股票進行實買空賣，風險對沖的操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規避和化解投資風險。四是經濟資本配置。經濟資本是一種虛擬資本，與銀行風險敞口的非預期損失（UL）等額。銀行的預期損失（EL）以準備金形式被計入經營成本，并在金融產品定價中取得補償，事實上已不構成風險。非預期損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風險，它是指實際損失超過預期損失的部分，該損失最終必須用銀行的經濟資本抵御。

三、資金風險管理的原則及對策

資金的市場風險是系統性風險，很難分散，一般采用套期保值（即對沖）或保險等方法加以規避，通過金融衍生產品或金融工程進行技術管理。信用風險是交易對手的信用水平和履約能力變化引起。（如：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引發的信用風險計算難），多來自外部，可控概率相對較小。資金運營風險既具有廣泛性，無處不在隨時可能發生。又具有長久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及人性和對科技的依賴等相關，影響大涉及面廣，需重點應對。

（一）公司治理結構與內控體系相結合原則

1、建立風險管理體系。公司治理結構中出資人、董事會、經理層之間的委托關系要求，建立最優的激勵約束機制，化解機會主義、道德風險等，提高資產營運效率。集團要建立包括獨立董事制度、內部審計體系和資金風險管理部門在內的全面有效的資金內控體系，建立資產與負債、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管理機制，構筑嚴密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完善風險管理運行機制，進一步改進風險管理技術和方式，逐步化解累積風險，有效遏制重大風險。

2、構建風險管理架構。完善組織架構是加強資金風險管理的重要基礎。通過優化公司治理結構，建立集團管理決策控制層（戰略決策管理）、執行管理層（資金預算、監控、決策分析）、業務應用層（業務流程操作及具體實施）組織模式。進一步發揮結算中心（財務公司）的結算功能、內部資金調劑、監控功能（中間業務功能、融資功能、信貸功能）等資金管理功能，建立信息集中、管理集中、資金集中、全程監控的資金管理架構。

3、規范風險管理行為，加強內控制度建設。集團企業資金管理要按照“責任明確、分工合理、獨立制衡”的原則，建立和完善資金管理決策權、運營權、監督權相互分離和相互制衡的機制；確立董事會對投資政策、風險控制、合規管理負有最終的責任。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強化獨立董事職責，增強董事會獨立性；董事會要內設資金風險管理及投資決策委員會，委員會主要負責審定資產戰略配置和投資策略，決定重大投資事項，審定風險管理制度和基本戰略，監督評估風險管理執行情況。監事會要根據法律、行政法規有關規定，監督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的資金管理行為。資金業務執行管理層，負責擬定資金管理、資產配置戰略，制定投融資管理指引，建立資金管理績效考核辦法。負責擬定風險管理制度，識別、評估、控制和管理各類資金風險，定期報告風險管理狀況。業務應用層應細化資金業務流程操作，明確流程各個環節、各崗位的銜接方式及操作標準，嚴格資金業務崗位責任，制定有效防范和控制風險的措施，做到風險評估在前，資金交易在后。使之覆蓋研究、決策、交易、清算、風險控制和績效評估等全部過程。

4、保障風險管理獨立性。股東和經理人在風險承擔和管理上存在著利益沖突，經理人在風險激勵條件下為拿到紅包和獎金，更愿意承擔風險，從而使得自身控制風險的動力減弱，而賠錢則由公司（股東）承擔。所以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獨立的風險管理系統，這個系統應獨立于具體承擔風險和以風險換收益的經理和業務部門。可以直接向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會匯報。

5、培養風險管理人才。隨著現代金融工程技術和金融分析理論的發展，計算機技術應用日益普遍，但是集團資金管理遠遠沒有成為純粹的科學體系，在資金管理實踐中，經驗判斷和處理，特別是制度和流程的制訂與執行控制，占主導地位，集團風險管理者的經驗非常重要，科學知識與管理經驗必須緊密結合，資金風險管理本身就是個風險管控過程，必須充分重視資金管理方面的人才發現和人才的培養。

（二）本著自上而下原則推動資金風險管理

資金風險管理應自上而下，是強調集團最高管理層（董事會和最高經理層）在資金風險管理方面的首要責任，他們負責在全集團公司范圍內推動資金風險管理，職高、權大、責任更大。首先，集團資金管理策略、制度建設方面董事會和最高經理層負有主要責任，而資金管理部門如結算中心、財務部門或財務公司僅僅是被授權的執行部門。其次，高管層本身就是資金風險管理的對象和重點，因其違規操作給企業帶來的損失更大。在實際工作中有效的資金風險管理防止重大損失，關鍵在于高管層在內控制度體系和風險管理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所擁有的決策權和決策過程也必須納入到“相互檢查和權利制衡”為原則的整個內控體系中，成為控制和約束的對象。

（三）按照事前管理原則改進風險管理技術

事前管理的特性決定資金風險管理具有挑戰性。就是要“看見明天，預見將來”。為此開發利用現代風險管理技術支撐的資金管理系統和工具有著重要意義。引進成熟資金風險管理技術和經驗，完善技術支持系統，推動風險管理由定性管理向定性與定量管理相結合方向轉變。確定資產管理的最佳組合。設置科學的風險監控指標，運用風險價值、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等工具，評價、預警和監控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運營風險，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早解決。要建立資金預算，合理確定資金運作方向和比例，完善信息管理系統。加強信息技術支持體系建設，規范計算機軟件系統開發、運行和管理。

（四）以風險與收益原則優化資金風險

風險不是損失，既有損失的可能，也有贏利的可能，這與人們長期以來的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的基本投資規律是吻合的。在集團資金管理上不能一味的回避或降低到消除風險。而是應在風險與收益之間，在穩健經營和競爭活力之間平衡和控制，進而實現風險優化。

（五）堅持責任追究原則，保障資金風險管理落實

集團各層級單位（部門）要樹立依法合規管理觀念，不斷提高各級管理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明確資金管理、風險控制和投資運作等各項責任。監察（審計）機構要切實履行監管職責。要建立資金管理人員考察、評價、監督、激勵等管理機制，完善述職制度，考核任期經營業績、管理能力、職業操守和履職情況。要嚴格執行資產管理高級管理人員、重要崗位人員離任審計制度，嚴禁私設賬外賬。集團要定期開展資金風險管理的監督檢查，及時排查薄弱環節、要害部位、主要業務和重要人員的風險，加大違法違規事件的檢查力度，及時解決存在問題，并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任何違法違規事項，要徹底查明原因，建立責任追究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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