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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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問題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城鎮化與人力資本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內在機制，然后利用2005—2012年省際面板數據檢驗它們與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數量關系。結果發現，城鎮化與人力資本提高總體上推動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但地區差異明顯:在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和人力資本提高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正向作用很大;但在東部地區，由于高素質勞動力流失，城鎮化和人力資本提高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作用弱得多。因此，在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同時要加大針對農村的投入、大力推動鄉村非農產業發展，才能有效推動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關鍵詞:

城鎮化;人力資本;農村居民收入

城鎮化常常被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國外一些研究證實，城鎮化通過增加對農村產品的需求、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技術溢出等渠道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Nguyen，2014)［1］，但也有研究指出，這些渠道并非總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城鎮化甚至會因致農民失地而增加農村貧困、擴大城鄉收入差距(Azam和Gubert(2006)［2］，Ravallion(2007)的研究則發現，城鎮化減輕貧困的作用具有顯著的地區特征［3］。國內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結論同樣存在分歧。例如，宋元梁和肖衛東(2005)、李子聯(2014)、陸銘和陳釗(2004)、萬廣華(2013)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存在正向效應［4－7］，但高連水(2011)的研究則表明，城鎮化對我國居民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大［8］，而程開明和李金昌(2007)甚至認為城市化與城市偏向一樣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9］。已有研究為我們認識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其結論分歧也提供了繼續研究的空間，特別是有必要繼續探討城鎮化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或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背后機制，并據此解釋結論分歧的合理性，以便為我國當前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借鑒。

一、城鎮化、人力資本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機制

以農村人口往城市轉移為標志的城鎮化和人力資本作用于農村居民收入的機制是直接或間接推動農村家庭勞動配置優化。農村家庭第一次勞動優化配置發生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成為新增城鎮人口的過程。Gollin等(2013)認為，農村人口往城市轉移的動力來源有三個，一是農村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就業崗位減少，從而產生“推力”，將農村勞動人口“推向”城市;二是城市非農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工資上升，產生“拉力”，將農村勞動人口“拉向”城市;三是城市非農產業部門特別是勞動資源密集型產業“粗放式”擴張，在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規模擴張、工作崗位增多吸引農村勞動力轉移［10］。無論動力來源如何，由于人口往城市轉移都導致了城鎮化。然而，不同動力來源的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卻不同。

直觀地看，在城鎮化過程中，接受過較高程度教育、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村居民將率先遷移進入城市，城鎮化過程大大拉低了農村人力資本水平增長速度(有些研究將之稱為農村“精英”流失，見張永麗和黃祖輝(2008)［11］)，因此，在經濟結構不發生調整而只是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張帶動的城鎮化將很難促進農村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由城市非農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拉動”的城鎮化，農村居民將因家庭成員進入城市非農部門就業而獲得非農收入及由收入再分配形成的其他轉移性收入;而由農業生產部門生產率提高“推動”的城鎮化，將直接推動留在農村的勞動力的收入提升。因此，在由城市非農部門生產率提高“拉動”的城鎮化或混合動力作用的城鎮化過程中，如果城鄉勞動力轉移和優化配置帶來的轉移性收入不能補償農村家庭因高素質勞動力轉移進入城市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城鎮化就無法起到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作用，反之甚至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城鎮化引發的農村家庭勞動第二次優化配置則發生于農村內部。由于城鎮化發展使城市對農產品和其他依托農村資源生產的產品需求數量和結構發生變化，最終必然推動農村內部產業結構調整，新的產業部門得以出現并擴張。與原來的“純粹”農業生產部門相對應，我們將之稱為“鄉村非農”生產部門。尋求效用最大化的農村家庭將再次進行勞動優化配置決策。假設一個典型的農業產業和鄉村非農產業并存的二元結構農村經濟，農業生產函數為F(L)，L是勞動投入。代表性農村家庭擁有耕地和人力資本稟賦，家庭勞動可配置于農業產業與鄉村非農產業部門，但將勞動配置于鄉村非農生產部門需要耗費成本，例如通勤時間，它與農村鄉村非農產業部門的空間分布狀況及發展水平相關。當一部分勞動配置于鄉村非農生產部門后，家庭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缺口可通過就地雇傭解決。假設農業生產部門對具有不同稟賦的勞動力提供無差別工資，但鄉村非農生產部門的工資與勞動力人力資本稟賦正相關，后者來源于勞動力所受教育程度。那么，代表性農村居民家庭的決策問題就是在約束條件下優化兩個部門的勞動配置，以最大化家庭效用。

模型第一個約束式左邊第一部分表示代表性農村家庭從事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從統計角度來看可歸類于農村居民收入構成中的家庭經營收入，該收入取決于家庭農業生產勞動投入的數量、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以及農業產品的市場價格;第二部分表示對農業生產雇傭勞動的支出;第三部分表示家庭通過將勞動配置于農村鄉村非農生產部門獲得的實際收入，從統計角度來看則可歸類于農村居民收入構成中的工資性收入，它與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正相關，也與農村鄉村非農產業的發達程度正相關。因此，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家庭通過在農村內部優化配置勞動能夠獲得收入的增長，但是，由此獲得的收入增長幅度與農村居民勞動力素質以及城鎮化對農村各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密切相關。農村家庭成員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其能從城鎮化發展獲得的收益就越多，越容易通過農村內部勞動配置優化實現收入增長;城鎮化對農村產業的帶動作用越強，農村鄉村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越高，農村家庭優化勞動配置的空間就越大，農村居民由此獲得的收入增長幅度也越大;城鎮化與人力資本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存在交叉協同效應。由此進一步的結論是，在不同地區，由于城鎮化對農村產業的影響不同、農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資本稟賦不同、可能影響農村家庭勞動配置決策的其他因素不同，城鎮化、人力資本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關系的表現也應不同，其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效應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

二、城鎮化、人力資本與農村居民收入關系的實證檢驗

1．檢驗模型。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我們設定如下的關于城鎮化、人力資本與農村居民收入關系的面板檢驗模型。其中，r_income表示農村居民收入，urban表示城鎮化發展水平，rhcapital表示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lntrfacil表示農村交通條件，X表示影響農村家庭勞動配置決策的其他因素所組成的向量組。在這里，我們分別引入城鎮化與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的交叉項，以及農村交通條件與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的交叉項作為解釋變量以捕捉它們各自對農村居民收入產生的互補協同效應。ε是誤差項，ln表示對相關變量取自然對數值，it指第i地區第t期。另外，為了在模型中納入更多的解釋變量且避免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線性相關性，并考慮變量度量的準確性和數據來源的可靠度，我們將模型(5)的X向量組構建。其中，pop/labor為勞動力人均負擔人口，perculland為人均耕地面積，policysup為農村政策扶持力度，opening為對外開放水平，fdevel為金融發展水平。根據我們的理論分析，耕地面積可能會成為農村居民勞動在農業生產部門和鄉村非農生產部門配置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其他因素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已在許多不同研究中被提及，例如，約翰•奈特等(2011)關于勞動力負擔人口對農村居民外出工作決策影響的研究［12］，王韌(2006)關于農業人均扶養比例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研究［13］，武小龍和劉祖云(2014)關于政策偏向與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研究［14］，魏浩和趙春明(2012)關于對外貿易和城鄉收入差距關系［15］、劉玉光等(2013)關于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實證研究［16］，等等。

2．數據樣本與檢驗方法。除了農村勞動力人均負擔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積兩個變量有直接可用數據之外，參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我們采用實際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實際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表示城鄉收入差距，實際值由名義值分別以2005年為基期的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消除價格因素后得到;城鎮化水平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用接受高中及以上學歷教育人口占農村家庭人口比重來表示。關于農村交通條件，因為沒有直接可用的合適數據而采用各省區市的公路密度數據來度量。由于《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公路里程數據是年底值，為了更好捕捉既有交通條件對農村居民收入產生的影響，在實證檢驗時我們采用的是該指標的上一年度值。政策扶持力度用農村居民人均實際農林水事務財政支出度量;經濟對外開放水平用相應地區人民幣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來度量;金融發展水平用相應地區年底存貸款余額與當年GDP之比來度量。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于相關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區統計年鑒。面板的橫截面跨度為31，時間跨度為2005—2012年。Nguyen(2014)指出，估計城鎮化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存在兩方面的困難:一是城鎮化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存在跨地區的溢出效應，特別是在相鄰地區，一個地區的城鎮化發展對另一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會產生明顯影響;二是城鎮化發展的內生性問題。城鎮化并不是一個隨機過程。本文選用省級面板數據，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克服第一個困難。對于第二個困難，參考Nguyen的做法，使用固定效應回歸來排除面板模型中不隨時間變化的未觀察到的影響μi，以此減小估計結果的內生性偏誤［1］。

3．檢驗結果分析。(1)面板單位根檢驗。雖然各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與社會特征具有明顯的非平衡性，模型各相關變量序列都應當是平穩的，但是為了防止面板數據回歸系數估計值有偏即出現“偽回歸”現象，仍然需要檢驗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我們分別選取了LLC、ADF－Fisher、PP－Fisher和Hadri四種檢驗方法。結果表明，除了城鄉收入差距序列和金融發展序列只在一種檢驗方法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外，其它變量序列均在兩種以上檢驗拒絕原假設，因此基本上可認為各序列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回歸分析。(2)面板模型估計結果。F統計量表明，無論是基于全國總樣本還是各子樣本，我們的面板固定效應模型設定都是合理的，同時，調整可決系數表明模型估計結果的解釋能力也很強。首先，基于全國面板的估計結果(表1第1列)表明，城鎮化發展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均存在顯著的正向效應，農村居民收入對于城鎮化和人力資本的彈性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4153和0．7759。而以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的估計結果(表1第2、3列)則直觀地體現，城鎮化和人力資本對農村居民收入的作用主要通過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兩條渠道來實現，城鎮化發展對工資性收入的正向促進效應要大于家庭經營性收入;人力資本的效應則相反。這與我們的理論分析相一致，城鎮化更重要的作用是擴大了城市對依托農村資源生產的產品的需求，為農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在農村的、不同于原來純粹務農的就業機會。而對于那些留在農村同時接受過較高水平教育、有一定專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而言，則更容易從城鎮化發展、農業產品市場規模擴大中抓住機會，從農業經營中獲取收益。估計結果表明，城鎮化與人力資本的交叉項的系數估計值為負，城鎮化與人力資本協同作用對農村居民收入產生了顯著的負影響，反映了在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城市非農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增加，接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農村居民更傾向于轉移進入城市，導致農村“精英”流失。而由于總體上人力資本水平下降，農村居民收入減少。考慮到鄉村產業對人力資本的要求普遍不高，因此，相對于受雇他人領取工資，城鎮化造成農村“精英”流失產生的負面影響對需要具備相當知識技能的家庭經營活動的沖擊顯然要更大。我們的模型估計結果體現了這一點。

家庭經營性收入對城鎮化與人力資本交叉項的彈性系數為－0．5692，其絕對值比工資性收入對應的這一彈性系數絕對值要大得多，也大于純收入對應彈性系數的絕對值。但如果我們將這些效應加總，城鎮化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確實推動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及各主要細分收入的增長。其次，估計結果也表明，雖然交通條件的系數估計值為負，但交通條件與人力資本交叉項的系數估計值是正的，兩者之和略大于零。這一方面說明交通便利降低了轉移成本，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加速轉移，大批青壯年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勞動力外流同樣會造成農村“精英流失”、抑制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優先選擇鄉村非農產業或高效農業生產等作為轉移目的地而不是異地轉移進入城市的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稟賦的農村勞動力而言，交通條件改善也為他們發揮知識優勢、獲得更高收入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從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雖然交通便利降低了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但交通條件與人力資本水平則協同增加了工資性收入，而且，它們也共同推動了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的增長。正如理論分析所強調的，估計結果充分體現了城鎮化發展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效應的地區差異性。

東部地區①由于城鎮化水平普遍較高，城市非農產業規模龐大，對農村勞動力需求旺盛，且城鄉空間距離相對較小，受過較高程度教育的農村勞動力受到的轉移吸引力更強，也更有條件以較低成本轉移到城市并進入非農產業部門就業，因此，從人力資本損失角度來看，城鎮化發展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沖擊相對也更大。這與我們的分析相一致。模型估計結果(表2)表明，城鎮化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對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均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影響較大，相應彈性系數估計值分別達到了－0．2276和－0．2691。但是也要注意到，城鎮化與人力資本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協同效應是正的，說明城鎮化仍通過為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優化勞動配置等渠道推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好地補償了城鎮化“搶奪”農村“精英”單方面對農村居民收入造成的沖擊。從細分收入上看，城鎮化與人力資本的協同一方面體現為城鎮化促進了農村鄉村非農產業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在鄉村非農部門就業的工資性收入得到了增長，更重要的是，城鎮化發展也增加了對農產品的需求，推動了農村家庭小規模經營的發展，留在農村的高素質勞動力相對更容易抓住這些增收機會。另外，交通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但其與人力資本的交叉項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地區在交通基礎設施已經較為完善的前提下，交通條件改善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正向效應只有通過與人力資本的協同作用才能體現出來。因此，在繼續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應加強教育投入，才能真正起到促進東部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目的。中西部地區則由于城鄉空間距離較遠，城市總體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適合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產業規模相對較小諸多原因，城市對于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也相對較弱，因此在相同作用機制上，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在整體上的負向沖擊也較小。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固然也造成了農村“精英”的流失并因此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但較高的轉移成本使農村“精英”流失的程度遠遠小于東部地區，相反，城鎮化更大的好處是為留在農村的比重占優的勞動力群體提供了實現農村內部優化配置的環境，因為無論是農業生產部門還是鄉村非農產業都因為城鎮化獲得了擴張。模型的估計結果(表3)顯示，城鎮化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效應均顯著為正，且總的正向效應要遠遠大于它們協同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產生的負向效應，而且，從細分收入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也是如此。這說明，在城鎮化水平較低、農村居民收入較低的“雙低”環境下，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發展在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效果上比東部地區更明顯。另外，交通條件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與東部地區也有差異，表現為雖然交通條件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負，但交通與人力資本的協同效應顯著為正，且其絕對值大于前者。此外，估計結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積、政策扶持與對外開放對農村居民收入均存在顯著影響。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人均耕地面積的影響上。在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顯著為負，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耕地多少左右了農村家庭勞動配置決策。在東部地區，耕地過多可能束縛了家庭將更多勞動配置于生產率更高的鄉村非農生產部門，而在西部地區，由于農村鄉村非農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居民則更依賴于耕地以從農業生產經營中獲得收入。

三、結論與政策含義

城鎮化和人力資本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城鎮化發展導致農村高素質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造成農村“精英”流失并因此阻礙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另一方面，城鎮化推進有利于農業和鄉村非農產業發展，為農村居民在農村內部優化勞動配置創造了環境和條件，奠定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基礎。它們的總效應取決于兩方面力量的對比。基于2005—2012年分省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表明，城鎮化與人力資本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存在顯著效應，城鎮化和人力資本提高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但這種效應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在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和人力資本提高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正向作用很大;在東部地區，由于高素質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鎮化和人力資本提高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作用相對小得多。這種差異源自地區發展與外部環境對農村居民勞動力轉移、農村家庭勞動在農村內部的優化配置產生了不同影響。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將城鎮化建設視為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視為推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無疑正確，但是，在加快城鎮化建設的同時也要加快農村各項事業建設，加大針對“三農”問題的資源投入，特別是要將農村教育發展放在重要位置，加強面向仍然大量集聚農村勞動力的農業和鄉村非農產業的資金和技術扶持，將農業現代化和鄉村非農產業的產業化與城鎮化同步推進，強化包括交通在內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效縮小城鎮化導致農村人力資本流失的負效應、放大城鎮化有利于農村家庭勞動配置優化的正效應。

作者：袁偉彥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