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研究生招生模式革新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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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恢復和重建階段、改革開放初期的調整與發展階段以及目前面向新世紀深化改革階段。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帶有較濃的集權體制色彩。我國的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模式，這與美國的市場主導模式、英法德的學術主導模式有很大的區別，但這并不妨礙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來進行探討和分析。由于我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期，正處在一個制度變遷時代，“不僅可以從歷史文獻中了解制度變遷，而且可以身臨其境地觀察制度變遷”[1]4-5。事實也證明制度變遷理論在中國具有堅實的應用土壤，在轉型期讓一種較高效率的制度代替較低效率的制度，使制度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的潛在利益得以最大實現，以較低的變革成本換來較高的利益收益。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同樣遵循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因此對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動力和路徑進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其改革歷史的脈絡，對未來制度改革提供更科學的參考。

一、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內部動力

“制度變遷的動力是指推動制度發生變遷的動力，是影響制度變遷的各種因素對于制度施加作用并使之改變的力量”[2]。根據制度變遷動力的來源不同分為制度變遷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諾思認為制度變遷的內部動力源泉來自于利益相關者期望在制度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當現有的制度有無法實現潛在利潤的預期，利益相關者便會采取新的制度安排以無限接近利益均衡，并且新的制度安排一定是基于改革的預期收益大于改革的預期成本而制定的[3]。當利益相關者認為改革預期收益大大超過改革預期成本時，制度改革的內部動力也會大大增加。林毅夫教授對中國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頗多，與諾思的制度變遷內部動力觀點不謀而合，他認為制度變遷是基于“成本-收益”這個行動法則的，利益相關者站在使自己大大獲利的角度，對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進行核算，通過利益表達和不斷的協商進行制度創新從而發生制度變遷[4]。盡管我國是由政府為主導制定和頒布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但并不意味著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僅僅是為了滿足政府的利益訴求而進行的。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涉及教育管理部門、招生單位、導師及考生這幾大核心利益相關者，因此利益相關者追求自身利益的驅動則是招生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利益相關者根據現有資源的分配確定各自的需求，并在需求能最大程度實現的預期下進行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教育管理部門、招生單位、導師、考生在制度改革中因利益的不同擔任不同的角色，由于性質各異、利益大小等從而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形成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新中國成立后，研究生教育逐漸恢復和重建，教育管理部門根據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特色，將政府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利益訴求放在首要位置，開展以政府利益為主導的計劃改革。結束后，教育改革配合經濟體制及政治體制改革，政府允許其他利益相關者表達利益訴求，為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對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進行調整改革。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為利益相關者創造了更為寬松的利益訴求表達環境，招生單位、導師及考生的利益訴求得以更進一步凸顯，驅使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呈現大改革小改革不斷的局面。利益相關者為追求潛在利益，獲得預期收益而進行的利益博弈是制度變遷產生的內部動力，而制度變遷的方向、速度、深度、廣度等則是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力量及博弈策略比較而決定的。我國政府尊重并協調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且在利益博弈中占主導地位，因此政府的利益需求是制度變遷內部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招生單位、導師及考生則通過教育主管部門頒布政策法律等強制性措施，進行權利和利益的再調整而達到促成制度改革，實現自身訴求的效果。

二、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外部動力

制度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基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的博弈行為是制度進行變遷的內部動力。但是任何制度都是處于一定的外部環境里，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環境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造成利益相關者進行一項制度創新，達到某些目的時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副產品，這就要求利益相關者適時改變或調整已有的行為規范才有可能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總體看來，影響我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進行改革的外部動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發展需要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的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科學技術也在迅猛發展，對研究生教育的規模、發展速度、人才培養規格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研究生教育及其體制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完善。而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改革及深化推動研究生教育進行不斷改革，其中包括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在建國后的近30年里，研究生教育的投資均是來自于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代表中央政府意志的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研究生招生管理體制實現“自上而下”的計劃模式。其后，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解決研究生教育發展中資金投入困難的問題，教育主管部門開始招收計劃外委培生、自籌經費研究生，以此爭取地方政府和個人分擔研究生教育的培養成本。當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得到增強，中央政府適當放權以強化地方政府對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力度，招生培養單位也獲得一定的自主權，招生培養單位與地方政府的利益關系得以加強，依賴程度逐漸提高。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話語權隨之減弱，招生培養單位的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導師的招生自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由此看出，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對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大背景，使研究生教育生存與發展的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二）人才需求的不匹配

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培養質量一直是研究生教育體制改革的重點。市場和用人單位是研究生教育質量最重要的評價方，而我國碩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等并沒有滿足市場和用人單位對人才質量的要求，這與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尤其與其綜合選拔性有密切的關系。如何豐富選拔形式以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如何使綜合分析能力、動手操作能力及創新能力等難以測度的項目成為選拔碩士研究生的測試指標；如何建立綜合的錄取評價標準等一系列難題促使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不斷改革與完善。

（三）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壓力

經濟全球化使各國敞開大門迎接來自世界的挑戰，各國也毫不例外的感受到綜合國力比拼的壓力。為了在世界強國中生存和發展，各國進行的綜合國力比拼是保證本國國際地位的檢驗手段。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核心指標，而研究生教育培養的創新型高層次人才是構建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有力保證。可見各國綜合國力的比拼最終落實到高素質人才培養上。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同樣也分擔了人才培養質量的壓力和責任，因此不斷推動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和完善是各國專家、學者致力完成的重要課題。

（四）發達國家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成功范例

由于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較晚，從歷史文獻看，我國研究生招生制度，是在對其他國家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特別是招考方式進行借鑒與模仿，并進行中國特色化的自我探索而形成的。由洪堡所創立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及德國的免試入學制度就受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推崇[5]。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前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借鑒，包括研究生教育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盡管在教育指導方針上強調將蘇聯經驗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進行借鑒和融合，但實施中在招生計劃，招生條件及招考方式上都有生搬硬套的痕跡。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水平明顯落后于發達國家這一現實引起政府、專家及學者的重視，對發達國家研究生教育制度進行分析和研究能幫助我們正確總結成功范例的精華，為我國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參考和指引。

三、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路徑

當制度的利益相關者發現制度出現不均衡，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無法實現預期的“潛在利益”，因此總有其中一個利益相關者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采取新的制度安排，并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形成博弈關系，想方設法獲得超出成本的新收益。一旦新的制度安排得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認同或默許，原有的制度框架則被打破，利益進行重新分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率先打破原有制度框架的利益相關者，也就是制度的某一主體，決定從哪個特定的切入點進行改革，因此可以根據制度改革主體選擇的切人點來判斷制度變遷遵循什么路徑。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是由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對招生制度的某一方面進行突破改革后再逐步推行到更廣的范圍。制度變遷根據制度的需求與供給分析框架及改革主體的不同分為需求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變遷路徑，兩者最大特征是一個表現為“自下而上”的程序，另一個表現為“自上而下”的程序。需求誘致性變遷是由于制度的需求性使制度的基層主體對潛在利益追求而發生的，它是以制度的基層主體為改革主體，自發性的，自下而上的變遷路徑。這種變遷路徑大多采取漸進式改革，歷經時間較長，穩定性較高，且更能尊重改革主體的意愿和要求，但由于改革主體的基層性使改革難以徹底，核心制度較難突破。強制性變遷這一概念是林毅夫教授根據中國的經濟改革的現實而提出的，強制性變遷是以政府為主體，“以政府的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6]進行的制度變遷。付泳等學者也提出類似解釋：“以追求租金最大化和產出最大化，通過政策法令實施的”[1]102-103。由于是由國家或政府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所具有的強制力使制度變遷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時間完成，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可以看出，兩種制度變遷的路徑是相互補充，相互并存的，事實也證明鮮有某種制度變遷只呈現為某一種路徑，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路徑也不例外。作為研究生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改革開放30年來，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與我國研究生教育體制改革路徑呈總體一致趨勢。由于中國長期以來是以自上而下的集權管理模式為主，教育領域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政府推動的，而且我國研究生教育有“公立”性質，帶有濃厚的“政府”色彩，因此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約束和強制。如我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一直是由國家教育管理部門根據社會需求及各招生單位的培養能力而定制的，在招生計劃管理制度改革中，國家意識到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對市場介入過多，將些許自主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和招生培養單位，但這依然與招生單位擁有招生自主權的訴求目標差距甚遠。盡管在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雙軌制”模式，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擺脫不了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因此國家在轉型期間教育制度的改革仍然以國家實行的強制性變遷為主，這有利于國家的權威性對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需求誘致性變遷的缺失。在80年代中期，碩士研究生招生類型呈現多樣化，其原因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及單位對人才的需求劇增，企業向研究生招生培養單位表達對人才的需求，希望利用培養單位的教育資源進行“委托培養”，而招生培養單位因拓寬了教育資金來源，滿足了自身利益需求，也樂于與企業達成一致，因此培養單位招收委培生和定向生的意愿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使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出臺政策豐富招生類型。可以看出，我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是以國家的強制性變遷為主，需求誘致性變遷為輔的路徑進行改革，強制性變遷為需求誘致性變遷提供良好的環境，若需求誘致性變遷能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其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強制性變遷，而國家實現的強制性變遷能規范教育市場，糾正因“市場失靈”而導致的秩序混亂，克服各個利益相關者為各自的利益而浪費教育資源，造成不公平的現象。當然若強制性的制度改革過于強制，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根本利益，產生消極影響，制度就會呈現不均衡狀態，為下一次制度變遷做準備。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制度變遷理論為我國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過程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利益相關者利益驅動的內部改革動力和外部環境因素形成了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動力，政府主導的強制性變遷和需求誘致性變遷成為改革的主輔路徑選擇，這可以使我們對碩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過程進行深入理解，為今后的改革提供科學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