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政治認同建構的紅色記憶途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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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青年政治認同培育和建構的過程中，出現了紅色記憶式微與消解的現實困境。紅色記憶式微使青年群體對“我們為什么是我們”、“我們屬于什么組織”等政治身份溯源和定位問題模糊，給青年政治認同的形塑造成了較大的挑戰?；谶@種現實，必須借助紅色記憶以培育和建構青年政治認同。紅色歷史的本體存在、集體記憶的認同區分功能內在支撐著政治合法性與政治認同培育的邏輯可能。這就需要我們在現實中通過符號喚醒記憶以激發政治認知，借助話語溝通記憶以增進政治情感，最終在場域復歸記憶中達致青年形塑政治認同的目標。

［關鍵詞］紅色記憶；青年；政治認同

青年群體作為社會發展、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其政治認同關乎國運興衰與政治穩定。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青年政治認同的程度可作為政治民心向背的“晴雨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亟須進一步培育和建構當代青年的政治認同。以往的政治認同研究大多從宏觀的維度探究制度建構、教育建構、文化建構等方式。如今，主體定位的心理或記憶等獨特建構方式因其針對性和隱秘性的特點而備受重視。基于此，筆者選取紅色記憶這一維度，分析紅色記憶在青年政治認同中的重要建構意義，進而在實踐上探討紅色記憶建構青年政治認同的對策進路，對于強化青年群體政治認同、傳承紅色基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紅色記憶式微：當代青年政治認同的現實挑戰

作為共同體政治存續的大眾心理基礎，政治認同是社會成員對其所屬的政治組織及其權威所采取的認可、接受和皈依的歸屬意識和自覺狀態?！八c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的關系。人們在一定社會中生活，總要在一定的社會聯系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成某一政黨的黨員、某一階級的成員、某一政治過程的參與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覺地以組織及過程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1]政治認同即著眼于我屬于“哪種團體”、“哪個政治組織”、“我的組織與他的組織有何區別”等問題的政治隸屬感及由此衍生出的行為自覺。青年群體是最少保守思想、最具社會活躍度的群體，其政治認同狀況是影響國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當代青年群體的政治認同狀況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如“選擇政治”、“生活方式政治”、“新政治”等。無論如何定義，當代青年群體的政治認同總體上呈現積極的狀態，對黨和國家的認同度高，有正確的政治價值觀；但是，也存在對政治制度、政治價值等不了解，政治參與冷漠的情況。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考察：第一，政治價值認同中存在迷惘性。政治價值理念是政治體系的內在之魂，影響著政治體系的結構和運行，決定了社會政治運行的穩定性。正如阿爾蒙德所言：“一個穩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依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對政治過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夠支持民主系統，否則這種系統獲得成功的機會將是渺茫的?！盵2]古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政治價值理念，今天轉型期中國則有“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引領。雖然青年群體的政治敏感性強，但卻較缺乏政治理論素養，部分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識不深刻，甚至不正確。第二，政治規范認同中存在自我中心的傾向。政治規范主要包括法律法規、政策、政治制度等一系列協調政治關系和政治行為的準則。政治規范認同主要是對國家的政策制度、法律規范的支持、認可和遵從。青年大多數能遵守政治規范，部分青年對醫療、教育、養老制度有更多期待，強調滿足自身的利益訴求，從“個人中心”而不是站在“集體利益”、“國家發展”層面進行整體性的思考。第三，政治參與中的冷漠性。政治認同不僅體現為心理歸屬感，還應延伸到實踐中的政治參與行為。雖然青年群體注重關注具體的熱點政治事件，但在需要自身參與其中的政治活動如選舉活動中部分青年出現了盲從被動的現象，只是在形式上參與而沒有真正發揮政治參與作用，政治參與效能感偏低。這是一種認知與行為偏差現象。另外，根據已有的調研，青年群體在網絡上雖然熱衷評價熱點事件，但在線下的政治自我卻是冷漠的?！霸谄湔螠贤ǖ倪^程中，不再以單純的意見表達為唯一目的，同時也包含有利益訴求達成的考量。”[3]他們更關心涉及個人利益的政治熱點和決策部署。青年群體政治認同中存在的上述現象是如何產生的？社會公正、個體利益、多元價值等都會導致青年群體的政治認同問題。一些社會不公正現象使得青年群體對政治產生不滿，并進而產生抵觸甚至是反叛情緒；青年群體對利益的追求以及政治滿足其利益需求的程度同樣影響著該群體的政治認同；價值觀多元和文化多樣交鋒的當今社會，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潮沖擊著青年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認同，這就容易導致青年政治價值認同中的迷惘性。同時，還有一種重要的被忽視的因素影響著青年政治認同，那便是紅色記憶。

紅色記憶是集體記憶的一種類型，是指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黨的紅色歷史的記憶建構與意象體現。當代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由于代際遞減和的沖擊而不斷式微。首先是青年群體作為紅色歷史非親歷者的記憶代際遞減。當代青年群體作為紅色歷史的非親歷者，對于紅色歷史的記憶大多源于學校教育，雖然傳承了一定的歷史認知、情感體悟與價值基因，但因其時空場域的極大差異而難以獲得親歷者般的深刻情感體驗與堅定的價值追求。因此，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自然呈現代際遞減和漸趨消解的特點。其次是對青年紅色記憶的沖擊。是一種西方資本操縱下的以曲解和詆毀國史黨史為目標的錯誤思潮。打著重新了解歷史、解密檔案的旗號，滿足了青年群體的獵奇心理。另外，利用碎片化的材料拼湊成所謂的研究成果，形成快餐式的閱讀材料，迎合了當代青年的閱讀習慣。當代青年群體以“90后”為主，對革命史和建國初期的建設史較為模糊，抓住了青年群體的這一特點。由于青年群體的價值觀還不成熟，容易被加工渲染過的材料所迷惑，從而形成紅色記憶的偏差。因此，當代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不斷呈現式微與消解的趨勢。當代青年群體中的紅色記憶式微，其直接后果便是青年的政治認同問題。其一，紅色記憶式微導致青年群體政治自我定位模糊。政治認同的主體——人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存在物，其對自我的定位總是以自身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為參照系。當代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式微意味著其對“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我們屬于什么組織”、“我們與他們的區別”等自我拷問與自我定位的問題產生模糊認識，尤其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同一體身份產生模糊認識。紅色記憶訴說了中華民族力同心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歷史。以抗日戰爭為例，在抗戰中全國上下形成了同仇敵愾的同心抗戰局面，民族成員間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不斷凸顯出來?？箲鹩洃浿刑N含的民族共同體身份記憶是當代青年政治認同的重要支撐。因此，當代青年的紅色記憶式微導致難以產生明確的共同體身份定位，更難以形成與共同體身份息息相關的政治身份定位。其二，紅色記憶式微導致青年政治評價缺乏歷時性與客觀性。政治評價不僅有共時性的橫向比較評價，也有歷史性的縱向分析評價。政治認同是評價基礎上的情感皈依。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式微必然導致其缺乏縱向的歷史分析評價，從而對當前的政治體系與政治格局缺乏深刻的認識，對黨和政府的各項決策缺乏歷史性認知。例如，部分青年將貪污腐敗問題歸咎于我國的政治制度，從而呈現出盲目贊揚西方制度的情況，這是一種偏頗的橫向評價與利益評價，而缺少縱向歷史客觀性評價的表現。紅色記憶內蘊著中華民族的紅色奮斗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史詮釋著其成為執政黨的歷史合法性，也是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歷史確證。紅色記憶式微導致青年的政治評價以利益和現實為主導，而忽視歷史性與客觀性。因此，紅色記憶式微是當代青年政治認同的現實挑戰。沒有共享的紅色記憶，對紅色歷史認知不清，必然就難以形成對當前政治格局、政治體制的清晰認識，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現。

二、紅色記憶培育青年政治認同的邏輯認同

在本質上就是區分他者與我者，而劃分他者與我者的關鍵則是共同體共有源流的敘事結構，即集體記憶。紅色記憶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類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對紅色歷史的記憶建構與意象展現。紅色記憶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類型，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奮斗史的遺產。紅色記憶的存在賦予了當下人民以民族和政治邊界。尤其是對當代青年而言，紅色記憶的存在為其政治認同的培育提供了邏輯可能，主要體現在紅色歷史本體的詮釋邏輯和集體記憶功能的表征邏輯。

1．紅色歷史本體的詮釋邏輯探究紅色記憶的政治認同培育邏輯必須回歸到紅色記憶的本體對象——紅色歷史中去。紅色歷史的本體存在對當代青年政治認同的培育意義就是歷史的詮釋過程。從紅色歷史到政治認同培育就是從“真實歷史”到“效果歷史”的合理詮釋邏輯。歷史意義的生成總是與詮釋活動相一致。這種歷史詮釋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紅色歷史意義的生成不會自發地由未經證實的歷史資料和實在論意義上的客觀歷史自發地展演出來，而總是在研究者的解釋活動中和個體的閱讀活動中產生，因而必然包含研究者或個體的主觀情感和“前見”知識。“歷史和哲學不只是各種書本中所提供給人們的偶然消遣或一種可能的工作和生計的最初的文化產品，而是此在的方式、在其自身中可行的道路……即在這些道路上，它擁有自己?！盵4]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必然會基于自身的“前見”而對歷史意義作出詮釋。另一方面，歷史存在的意義是根據其特征來理解實際性的“此在”。根據歷史來理解此在就意味著將呈現在眼前的歷史情節、歷史符號等賦予意義。因此，以當下社會為需求框架，對紅色歷史進行詮釋，幫助青年群體確立“我之為我”的定位，從而達致對政治認同的情感皈依。紅色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向民族獨立、富強的奮斗史。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滿腔熱情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拯救中華民族的實際斗爭中。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黨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起義、創建紅軍、開辟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全國土地革命的燎原星火，實現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偉大轉折。長征順利轉移后，黨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推動了全國性抗戰的爆發。在抗日戰爭時期，黨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以英勇的抗戰實踐贏得了人民的信任。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并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段輝煌紅色歷史的本體存在詮釋著：沒有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是不可設想的。歷史同樣詮釋著，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的最優道路。從另一個角度看，紅色歷史蘊藏的價值精神是詮釋政治認同的重要資源。紅色歷史蘊藏的精神和價值理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黨的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是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政治認同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例如，紅船建黨史中蘊含的立黨為公、敢為人先的精神，井岡山斗爭史中蘊藏的堅定執著、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精神，蘇區建設史中形成的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的精神，偉大長征史中生發的堅定理想、不怕艱險的精神，延安抗戰建設史中形成的為人民服務、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精神等，這些精神在戰爭年代是激發人們革命熱情、提高黨的凝聚力的精神支撐。當今，對紅色歷史蘊含的價值理念進行詮釋有利于青年認識到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是黨的先進性成就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有助于增強青年對政黨的認同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認同。因此，厚重的紅色歷史是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源泉和不竭動力，同時也詮釋著其培育政治認同的合理邏輯。

2．集體記憶功能的表征邏輯自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以來，關于記憶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心理框架而轉向社會或文化框架。在哈布瓦赫之前，許多學者談論過“集體記憶”的相關概念。涂爾干提出過“集體意識”、“集體歡騰”的概念。他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同一體，其秩序的維持依賴于集體意識。但是涂爾干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當常規行為成為一個時代的秩序時，在這種平淡無奇的時期里，又是什么把人們整合在了一起的呢？”[5]哈布瓦赫回答了涂爾干的問題，日常生活中的空白是由集體記憶來填充的，集體記憶使單調的常規生活充滿了新鮮與活力，并強調集體記憶是對個體主義和生理主義的記憶的揚棄與發展，是對集體共享過去的記憶建構。他認為：“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盵6]因此，每一個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正是由于集體記憶的存在，才保證了集體的特性和連續性。甚至可以說，集體記憶的存在關系到共同體的持久與穩定?！凹w記憶是共同體道德和知識框架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集體記憶，共同體可能不會持久，一個真正的共同體是‘記憶的共同體’，一個不會忘記過去的共同體?！盵7]認同與區分是集體記憶的基本功能。這是由記憶的選擇建構性與私有屬性決定的。第一，集體記憶是選擇與建構的結果。共同體通過對歷史信息的選擇性遺忘與結構性重組，使記憶內容得到選擇性輸入與保存。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遺忘是集體記憶形成的必然環節。記憶的材料部分被拾起，部分被重組，部分被丟棄，這一過程中排斥與主流敘事不一致的記憶內容，適應和接納與主流敘事一致的記憶內容。被選擇的部分生成同一性認同的記憶支撐，被遺棄的部分則形成差異性區分的記憶標志。另外，集體記憶的選擇與建構形成的意義系統為群體成員的認同提供了價值導向。集體記憶是選擇與建構起來的一套帶有情感認知的系統，它不僅訴說著群體共享的過去，也在共享和傳播一套群體的價值觀和情感取向。這一套共享的價值觀和情感取向作用于群體的認同，影響群體成員的認同指向與認同程度。因此，集體記憶不僅取決于親歷者的回憶和傳承書寫，還取決于當代的意識篩選、想象重構和媒介重現。記憶選擇與建構的自然結果便是主體對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即記憶的認同與區分功能。第二，記憶從本質上看是具有私有屬性的。個體記憶因大腦基質的存在而具有私有屬性，集體記憶雖沒有一個共同的大腦，但作為某一群體共享的記憶也是一個群體專屬的記憶，這種專屬記憶使群體對“我們是誰”、“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我們如何形成今天的我們”等問題提供了事實支撐和情感回答，從而規定了群體的邊界以及獲得群體資格的條件。群體邊界的規定內蘊著自我包容與他者斥異。在共同體中，具有共同集體記憶的群體形成共享的情感鏈接，在這種情感鏈接里，形成與共同體成員的包容。而對共同體之外的成員則會呈現他者斥異。集體記憶中內生的包容與斥異的張力則構成了集體記憶認同與區分功能的力量源泉。紅色記憶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類型，其必然具有認同與區分的功能。中華民族共享的紅色記憶，其選擇、建構和私有屬性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標記了出來。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含量無論多少，都蘊含著記憶的認同我們與區分他們的功能。紅色記憶激發的情感可以成為政治認同的一種配置性資源來發揮作用。紅色記憶通過自我解釋、自我尋根而澄明自身的主體性。在自我澄明的主體性中，個體找到了與他者的差異性感知，并進而界定出自身的政治歸屬與政治認同。“記憶對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態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現實的束縛和制約，而現實本身就意味著一定的立場、一種裁決，以及對潛意識領域的馴化。”[8]從紅色記憶到政治認同，就是記憶的立場、裁決與意識馴化之展現。因此，集體記憶認同與區分的功能指向并表征了紅色記憶培育青年政治認同的合理邏輯。

三、紅色記憶與當代青年政治認同建構的進路選擇

對紅色記憶的研究不應停留于“是什么”的概念解釋，更應該是“如何記憶”與“記憶何為”的現實考量。尋找紅色記憶再生的介質，選擇建構青年政治認同的進路就是對“如何記憶”與“記憶何為”的現實回答。以紅色記憶建構青年政治認同，必須首先明晰青年群體的政治認同心理演化機制。青年群體政治認同的形成是起始于政治認知、經由政治情感再到政治認同的過程。以紅色記憶構建青年群體的政治認同要遵循主體心理演化機制，進而借助符號、話語和場域三種記憶媒介復活紅色記憶，建構政治認同。

1．符號喚醒記憶與激發政治認知符號是記憶固著、流傳的結晶點?？ㄎ鳡栒J為，人不是什么理性的動物，也不是什么政治動物，而是“符號的動物”，“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9]在卡西爾看來，理性固然是人的獨特性質，但對于理解人類文化生活形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言，理性是很不充分的名稱。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才能找到“通向文化之路”?？ㄎ鳡柕恼撌鎏嵝盐覀?，符號是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載體。沒有符號，人就無法表達思想，也無法交流。對于記憶而言，紅色符號不僅是記憶的承載，也是紅色史實發生的形態學證據。符號作為支撐對象的標志物和攜帶意義的感知載體，索緒爾、皮爾斯和巴爾特等符號學大師都對其涵義進行過詮釋?，F代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從哲學的角度分析符號與真實世界的關系，他把符號看成是能指與所指的結合。能指是“聲音-形象”，所指是意義概念，無論能指還是所指，都是符號結構內部的存在。皮爾斯跳出了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的區分，把符號的可感知部分稱為“再現體”，相當于索緒爾的能指。法國文學符號學的創始人羅蘭•巴爾特在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框架內對大眾文化進行符號學分析，他用記號一詞指謂符號，并稱這個詞可用一系列接近和類似的詞替換，諸如信號、指號、肖像、象征、譬喻等都是記號的替換詞。但無論如何界定，任何符號都包含著外在的被符指者與內在的意義兩層內容。符號的喚醒與建構就是在可感知符號與意義之間建立聯系，并且這種“符號表意，必然是無限衍義”。[10]通過不斷強化這種無限衍義，符號才能發揮出其喚醒記憶進而激發政治認知的功能。當代青年群體的紅色記憶不斷遭遇消解與遺忘，通過符號喚醒他們的紅色記憶，有利于青年群體進行自我心理定位，在有意無意間重溫歷史，感悟政治選擇與政治發展，從而激發他們的政治認知。例如，當青年看到紅軍軍裝、紅軍軍旗以及不同時期的政治標語口號等政治符號時，會不由自主地在腦海里產生當時的歷史場景。這種歷史場景的記憶性再現不僅是我們存續紅色歷史記憶的方式，更是激發青年群體政治認知的重要手段。符號的意旨喚起了群體成員重溫舊事的心理感知和情緒體驗，激發群體成員基本的政治認知。因此，當前我們仍然需要運用紅色符號進行記憶喚醒與認同建構。首先，需要對紅色符號進行篩選與重組。紅色符號包含有文字符號、聲音符號、象征符號等多種類型。文字符號是最基本的以文字形式呈現的符號類型，主要是指標語口號等；聲音符號是指器物或身體發出的聲音形成的政治符號，主要包括歌曲等；象征符號是指以領袖像章、旗幟徽章、紀念物等表達象征意義的政治符號。其次，需要對符號進行建構與再輸出。符號的篩選與重組是基于紅色符號本身而進行的，當前青年群體作為亞文化的引領者自身也創造出了許多具有現代特色的符號。以青年群體創作的紅色革命年畫表情包為例，以“繼承光榮的革命傳統”、“保持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為主題的紅色海報，配以“認真看書學習，弄懂馬克思主義”、“走，一起去建設社會主義”等潮流文字的紅色表情包，將純粹政治化的圖像符號變成青年喜聞樂見的表情包圖片，迅速在青年群體中傳播開來。同時，在這種圖像符號的傳播與互動中也喚醒了青年紅色記憶，提高了群體成員的政治認知。因此，通過符號喚醒青年的紅色記憶，激發其政治認知，必須進行符合青年亞文化接受邏輯的符號建構與再輸出。

2．話語溝通記憶與增進政治情感紅色記憶鏈接政治認同，不僅需要符號喚醒記憶以激發政治認知，還需要青年群體溝通記憶以增進政治情感。話語是支持記憶溝通、激活體驗乃至構建政治認同的一個根本要素。韋爾策相信“溝通”在集體記憶呈現中的作用，他認為，群體在溝通中進行共同的對話回憶實踐，不僅僅是將過去的經歷和事件現實化并傳承下去的過程，而且它還是一種重復性的集體實踐，正是這種實踐把這個對話群體定義為一個有著自己特殊歷史的集體。在紅色記憶傳承與傳播的過程中，真正影響記憶傳承的是傳承過程中累積起來的情感，而不是那些具體的知識。容易得到傳承的內容往往更多的是記憶蘊含的情感和氣氛，具體到記憶發生的環境場合等要素則容易被忽略。記憶傳承的過程是在形形色色的敘事性的和生動的話語溝通中進行的。青年群體通過話語溝通記憶產生對紅色歷史與當代政治的體悟，從而增進他們的政治情感。紅色記憶在青年群體中弱化與消解的事實使得我們必須通過話語溝通不斷再生紅色記憶。基于對青年主體性和話語表達的重視，必須讓渡話語權利，并給予適度的引導，使青年在運用話語權利的過程中進行紅色記憶溝通，從而更深刻地了解黨在曲折的奮斗中形成的紅色歷史和紅色文化。但是，作為紅色歷史非親歷者的當代青年，如何能夠主動地進行記憶的話語溝通呢？這就需要進行話語體系的轉換與話語環境的打造。首先，話語體系需從“政治邏輯”向“生活邏輯”轉化。作為紅色歷史非親歷者的青年群體要形成共享的紅色記憶，以政治話語宣傳灌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紅色記憶要在青年群體中再生就必須轉變話語邏輯。鼓勵青年用最易接受的生活話語交流紅色歷史知識，這樣有利于青年主動重溫紅色歷史，進而溝通紅色記憶。其次，話語體系需從注重“官方適用”向關注“青年偏好”拓展。當代青年群體喜歡使用互聯網并創造了一套獨特的話語體系，紅色記憶要進入青年話語體系需避免過于強調“官方適用”，而應該適應青年偏好，與青年話語體系相契合。第三，打造話語溝通的氛圍和契機。青年群體不會主動去溝通非親歷的紅色歷史與紅色文化，除非他們處于一個特定的契機之下。因此，構建青年群體紅色記憶話語溝通的氛圍和契機就顯得尤為重要。這種話語契機可以在黨的重要節日紀念、中華民族獨立富強之路的關鍵轉折紀念、紅色英雄人物誕辰逝世紀念之際構造。

3．場域復歸記憶與形塑政治認同價值記憶是紅色記憶系統內蘊的以價值研判為核心的記憶。相對于符號記憶與情節記憶，價值記憶通過直接作用于青年價值觀而對青年產生主體規訓的作用。紅色記憶不僅詮釋著黨的奮斗歷史，敘述著我們共同的起源，還指示了我們共同的價值追求。價值記憶是最重要的記憶構成，是紅色記憶發揮出青年政治認同形塑功能的重要抓手。青年群體的活躍性、敏感性特點決定了內化價值記憶不能僅僅靠紅色記憶本身的攜帶蔓延，而需要以更加自然的方式進行。打造“記憶之場”就是更為自然的內化價值記憶的方式。記憶之場是承載著象征化的歷史現實之場域。皮埃爾諾拉首創了“記憶之場”的概念，旨在揭示隨著歷史與當下的張力逐漸拉大，建構一種連接歷史與當下的“可觸可感”的交叉關系即記憶之場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沒有記憶場所，記憶就可能被歷史裹挾而去。他把記憶之場描述為“殿堂：是一個圓圈切入不可確定的塵世（空間或時間，空間與時間），圓圈里面一切都很重要，都在象征，都在意指”。[11]諾拉的記憶之場是時間與空間的雙重疊合，其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以價值記憶發揮青年政治認同形塑功能的可操作性而言，記憶之場包括顯性的物理空間和隱性的儀式場域。所以，打造記憶之場可從兩方面著手：首先，打造物理空間的記憶場域。物理空間的記憶場域是紅色記憶最易凝結、最易存儲的場域。這種類型的場域以博物館、紀念館、檔案館或遺址為代表。通過這些紀念場所的打造，使青年群體進入價值凸顯的空間，實現錨定到具化的轉向。錨定與具化是莫斯科維奇的社會表征理論概念，錨定就是將事物規約化和世俗化，使其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具化則是錨定的延伸，是將內隱的價值意義集體化和客觀化，使其成為可感的實存過程。“記憶之場”的打造很好地實現了紅色價值精神的錨定、具化與傳播。

以我國已有的紀念場館為例，如延安革命紀念館、抗日戰爭紀念館等，青年群體一走進這類紅色記憶場域，就開始了穿越時間障礙，獲得了一種身臨其境的“我在場”的感覺，從而開啟了重建記憶共同體的過程。他們在這類場域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與紅色歷史的情感鏈接，這種情感鏈接使歷史的價值記憶獲得了新生，群體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獲得一種歷史連續感和認同感。因此，物理空間的記憶之場發揮了良好的青年價值觀塑造與政治認同建構功能。其次，要打造隱性的儀式場域。紅色記憶要發揮青年群體政治認同的建構功能應注重儀式場域的作用，以儀式承載記憶，以儀式形塑認同?？导{頓強調儀式對維持共享記憶的意義，他認為，有關過去的意象和知識是通過程式化的、不斷重復的、陳規化的儀式性操演來維系和傳承的，以儀式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對過去的延續”，同時，“公開聲稱要紀念這樣的延續”。[12]青年群體相對于其他群體更喜歡儀式化的集體活動。他們追求豐富的情感體驗和生動多元的生活方式，這就決定了儀式場域在青年政治認同中可以發揮較好的“情感在場”和“認同復現”的作用。打造儀式場域主題要堅持突出紅色價值記憶，讓青年群體進入一種“在場”的體驗中。青年群體在這樣的儀式場域中既可以追求個體的感官體驗，同時又實現了紅色價值記憶的內化，有助于形塑其政治認同?？傊?，在當前的青年政治認同建構中，必須重拾共享的紅色記憶，使他們對紅色歷史產生深厚的感情。青年群體中的紅色記憶復活意味著其對蘊藏當前政治來源與奧秘的紅色歷史有清晰深厚的認識，有助于其產生政治認知、政治情感，進而形成穩定的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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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麗文 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