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網絡暴力行為的經濟學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型網絡暴力行為的經濟學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我國網絡經濟發展已進入高速運轉后的平臺調整期。互聯網與傳統文化行業過度自由化融合，造成個體網絡行為在資本誘導下呈現出無序發展態勢，網絡事件與網絡暴力問題頻出并嚴重危害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文章擬以新型網絡暴力行為為入手點，利用經濟學相關理論深刻剖析資本稟賦的作用，從而為網絡問題治理提供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網絡暴力；稀缺與效率；博弈；公共品；社會信用

眾所周知，自1993年美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提出以來，互聯網從軍方使用逐步滲透到普通大眾生活中。截至2015年底，我國網民數量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0．3％。隨著社交應用場景的日益豐富，信息聚集和功能細分成為當下熱門的網絡交互方式。人們在享受信息化浪潮帶來的高速與便捷的同時，也不得不承擔這種信息交換過度自由所產生的后果，其中比較典型的包括以網絡謠言、“水軍”等為代表的網絡暴力，這種冷暴力的蔓延對整個社會具有極強的破壞力和極快的傳染性。與現實社會的暴力不同，網絡暴力更多基于網絡空間，為達到一定經濟利益或個人興趣滿足等目的，對特定個體或群體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謾罵、打壓等言語攻擊，甚至公開個人信息，嚴重侵犯個人隱私權與名譽權。很多學者將這種基于語言的“冷暴力”更多歸結于個人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范疇，強調其屬于“一種無序的社會化群體道德行為”，作為網絡經濟下的異化產物，網絡暴力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輿論導向失衡狀態。從風險視域來說，戴建華（2011）、姜方炳（2011）、張義庭（2012）、劉晨（2013）等將網絡暴力歸結為網絡輿情的風險交互導致網絡行為主體的失范，群體極化與結構轉型產生摩擦是導致網絡暴力升級的主要誘因。從文化視角來看，李巖（2014）、王晨岑（2008）等分別以福柯話語權和“沉默的螺旋”理論解讀網絡話語權的分配。從傳播學角度出發，燕道成（2009）、林凌（2011）等認為信息自由與傳播媒介與速度的提升控制著網絡暴力爆發的節奏。還有一部分學者從法學、倫理學角度也提出自己的主張。但隨著網絡暴力主體、手段和目標的變化，自媒體、輿論發聲的利益導向越發明顯，資本對輿論的控制力度劇增，新的特點與業界傾向使得僅僅用人文科學理論的解釋缺乏有效的機制與方法論支撐，更是忽視了投入與產出、效率與公正對整個言論導向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從近年網絡暴力事件性質入手，旨在分析與歸納出網絡暴力轉變機制與運行機理，并從效率與公正、公共品等經濟學視角進行剖析，以得出解決新型網絡暴力問題的方案。

一、從傳統形式到新型網絡暴力的演變

隨著社會分工擴大與網絡技術的發展，數據傳輸效率大大提升，網絡經濟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主基調。作為基于市場經濟范疇內的網絡經濟異化出的網絡暴力在不同的市場條件和外部因素影響下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一）發展階段

自2005年開始，網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2006年2月，網上出現某女子利用打、摔、踩等極為殘忍的手段虐貓的視頻。此視頻迅速傳播引起網友憤怒，并在網上進行批判和曝光當事人聯系方式，進行人身威脅。2007年7月，網上貼出《史上最惡毒后媽把女兒打得狂吐鮮血，現場千人哭成一片》的帖子，痛訴繼母毆打女兒，網友痛斥此種行徑。2010年6月，韓某團體在中國演出引發踩踏事件，眾多網友和團體在貼吧、論壇、社交軟件上通過進行痛斥、爆吧、侵入官網等破壞性活動來表達不滿。2011年10月，河北大學門口兩女生被撞死，司機叫囂“我爸是李剛”并逃逸，貓撲與微博紛紛轉發此案件并以造句等方式進行諷刺。相關事件數不勝數，縱觀以上案例，大多數是網民基于社會已有陰暗面的自我表達，是在與現實并行的網絡空間的情緒宣泄與控訴，具有自由性、匿名性和基于偏好的個人“道德審判”。在這一階段，網民數量比較小且集中度較低，資本進入程度尚淺，尚無法對輿論進行有效干預，目的性相對比較“純粹”，筆者將其歸為網絡暴力的“萌芽期”。此階段存在最多的是網絡謠言與人肉搜索。進入2015年后，這種情緒的表達似乎變了“味兒”。2015年5月，成都女司機因超車被打致多處受傷，后卻被某些“知情人士”持續扒出車牌號、違規行車記錄、開房記錄等個人隱私信息。2015年7月，北京優衣庫“不雅視頻”流出并在網絡上大肆傳播，隨著當事人被拘留，一系列山寨版視頻持續流出，被懷疑是否為某品牌的炒作計劃。同月，威海某青年在網絡上的愛國言論被質疑，大量水軍抨擊并演化成現實的暴力事件。2016年8－9月，廣東、江蘇、山東多地大學生遭受電話及網絡引誘，被騙去代交學費，甚至導致學生自殺案件。類似情況舉不勝舉，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在這一階段，網絡暴力進入發展高峰期并呈現出新的特點，網民數量激增而且更多以受害者的身份被加入，資本的流轉大大增加且不可逆，比較符合網絡暴力的“成長期”特點。

（二）轉變機制與運行機理

目前，網絡暴力的發展進入快速上升期，其所影響的受眾已不僅僅局限于某些個人或群體，而是呈現出一種社會化、規模化的發展趨勢。資本衍生出一批為其效力的團體進行有意識的“文化”炮制和推送，在生產與消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網絡受眾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目標與價值屈從于生產過程與市場邏輯……參與著最低共同點的可替代性的大眾商品文化”。筆者認為，解決新型網絡暴力問題的關鍵在于明確其轉變的核心機制與運行機理，如何看待資本要素在引導整個網絡言論體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鑒于網絡暴力是基于互聯網傳播機制產生的異化品這一本質特性，筆者基于拉斯韋爾的5W模型，比較資本稟賦在進入前后的運行差異，從而將傳統萌芽期和上升成熟期的網絡暴力機制進行區分，從參與主體、渠道連接、內外部運行環境等角度構建屬于新形勢下網絡暴力的運行體系，以便于第三部分基于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分析。該模型包括三個主體：傳者（who）、媒介（channel）和收者（whom）。信息的傳導路徑是由信息制造者將信息通過一系列媒介平臺傳播給信息接收方并獲得效果。這是一種直線型的傳輸方式。以互聯網、通信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速發展，一方面提升了傳播媒介的效能，增強其信息“管道”的傳輸速率；另一方面模糊了處于兩個端點的傳者與受者的身份，雙向互動和反饋成為信息交互的典型特征。其中，除去成本與收益兩個環節，其余部分即為網絡暴力初期的網絡資源運行機制，主要包括生產者、市場、消費者、監管機構的四主體閉環模型。生產者（信息制造方）在對生產資料（社會熱點、輿論導向等）進行加工后投入市場（微博、微信、網站等平臺），由消費者（信息接受方）進行消費（信息閱讀、理解等），消費者會受到自身條件和個人偏好等因素影響，采取某些行為對產出品體驗進行表達（如轉發、跟帖、吐槽，甚至人肉搜索等），同時生產者和消費者身份可以互相轉換。整個流程是基于監管部門（通信監督部門、民間組織等）宏觀監管之下，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條件變化，市場作為信息流轉的主渠道在信息交換終端的實質性作用越發增強，整個市場處于一種相對穩定的均衡狀態。由于閉環系統中的外生性因素準入壁壘較高，影響力有限，內部資源流動效率相對較高，消極信息短期爆發可能性極高，但有效的監管和輿論引導機制足可以對這種不利情況進行疏導，破壞力尚處于可控范圍之內。然而資本投入與產出的雙重特性，使得投資主體將利潤作為投資活動的最終目標，而高利潤帶來的高風險與高機會成本補償促使投資者鋌而走險。同時資本相對于其他生產資料，更具有流動性，尤其是在強競爭市場內越發明顯。隨著實體經濟發展放緩，經濟形勢的萎靡使得資本大量流出傳統產業，更熱衷于追逐低發言成本、低風險、高產出、高社會輻射力市場，以追逐更高的成本收益率。一方面，一批網絡水軍、網絡推手在資本的扶植下迅速崛起，在社會新聞的基礎上肆意捏造、歪曲并放大社會熱點或者明星八卦，有意炒作話題，嚴重扭曲了社會的輿論導向和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大數據時代，利益的驅動和監管渠道的缺失造成個人信息的瘋狂外泄，使得電話詐騙、短信威脅事件層出不窮。以上即為網絡暴力在不同時期的運行機制與運行特點，隨著資本這一生產要素的作用被嚴重放大，信息輿論產品及其帶動的實體資本利潤驅動成為新形勢下網絡暴力“定向”引誘的最根本原因。

（三）資本的構成

在進行經濟學角度分析前，我們還要明確資本（capital）、勞動（labour）與土地（land）構成經濟學意義上的三大投入要素。對于虛擬的網絡來說，勞動與土地的影響程度極為有限，而資本本身的特性決定它勢必成為網絡新時代的重要要素。在這里，資本影響網絡暴力機制的資本構成按照投入與產出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進入不同，分為成本和收益兩部分。這種基于效用理論的成本收益分析，恰恰是經濟學研究中最為基礎的分析方法，為界定、衡量新型網絡暴力提供了一個新型的解釋路徑。

1．成本（cost），即指產生網絡資源生產資料從投入、研發到成型并投向市場過程的費用。根據科斯《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交易費用的理論，將費用（成本）歸納為①度量、界定和保障產權的費用；②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③討價還價、訂立合同的費用；④督促契約條款嚴格履行的費用。按照網絡資源的本質和傳播方式，將成本劃分為內部成本（internalcost）與外部成本（externalcost）。（1）內部成本是指網絡內部產生的資本投入，包括制造成本、風險成本與營銷成本。制造成本（生產成本）是對投入資料的加工過程中產生的人力、財力與物力資源要素的價格，包括信息的搜集、處理、篩選，生產主體的勞動所得等費用。網絡暴力的效果直接取決于制造產出投放到各平臺的言論誘惑性，且相對耗時耗力，所以其成本占整個內部成本的比重較大。風險成本（機會成本）是指網絡資源傳播中由于各方面不確定風險因素導致的損失。任何經濟活動都存在著不確定因素，風險客觀存在，而且是誘發網絡暴力的關鍵因素，是風險成本積攢到一定程度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營銷成本是指為實現將網絡資源上傳并引導有針對性、目的性的群體所耗費資源的價格。這類成本大多數消耗在市場這一領域，以社交、通訊等媒介為重點投放對象。（2）外部成本是指克服網絡外部因素產生的費用，主要包括轉移成本與摩擦成本兩類。轉移成本是指網絡信息源更換需要支付的全部費用。網絡資源是一種公開性的資源，每個人都有選擇相信與否的權利，態度的變化往往是基于一系列事件產生的，包括前期的咨詢成本與轉換后重新承認的心理成本。摩擦成本，即反饋與調整成本，是指最終產品的市場影響和調整產生的費用。受眾對產品效果的反饋具有滯后性和惰性，需要提供一個高效及時有激勵作用的渠道來收集評價，這個成本往往是需要信息生產者來支付的。同時，生產者越早獲取市場反饋，就越容易及時調整策略。

2．收益（return），即市場主體的目標實現后的利益。按照收益存在的形態，主要包括有形收益與無形收益。有形收益又稱直接收益，主要是給資本投入方帶來的包括主營業務、市場占有率、資產規模等擴大性利益收入。一般情況下，這種收益體現在貨幣數量化上，是一種有效產出。無形收益又稱間接收益，是指非貨幣的其他類收益，主要包括市場聲譽、品牌影響與激勵等，作為一種短期內無法變現的資本，但可以為投入方帶來遠期可能的發展契機和更大的市場份額。總的來說，成本收益決定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從長期看，應達到成本收益均衡，即存在著生產與消費的帕累托效應，而短期內市場對要素變動反饋的滯后與個人行為的自發性，使得這種最優秩序很難維持，收益與成本之差增大，將給資本投入方帶來可觀的利潤收入。

二、新型網絡暴力演變綜合分析

（一）產生：“暴力”演變體現出需求轉變，投資倒流擴大資本資源支配效應

資本利用涉及時間消費和迂回的生產手段與生產方式，達到獲取回報的最終目的。根據梅爾卡夫法則對網絡價值的闡述，消費總效用約為消費者數量的平方，網絡價值本身極為稀缺，并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網絡暴力也不例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需求從滿足基本生活向更高層面發展，有限資本投入在分配時具有相互替代性，物質與精神產品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發展趨勢，精神追求的相對替代價值增加，呈現一種邊際收益遞增的效應。與此同時，這種精神需求更加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與情感實現。傳統的網絡暴力形成是民眾間所謂的言論傳播產生反饋，而新型的網絡暴力爆發正如前文指出，產能過剩與結構轉型導致實體資本外逃，利潤在部門間的平均化趨勢使低收益率的文化行業成為資本投入的首要選擇。從微觀層面上看，前者是純粹的個人情感的滿足與宣泄，是基于從眾性的被動行為，而后者在主觀逐利性誘導下，資本大量投入水軍、公知等信息傳播主要渠道，造成生產成本與轉換成本的增加，擴大了所謂資本要素的影響范圍，提升了資本要素的資源支配力，通過對輿論的誤導和欺騙，實現對稀缺利益的追逐。

（二）過程：私人“高”效率與社會“低”公平，陷入社會層面的“囚徒困境”

完美帕累托效率的市場在現實條件下很難存在，社會在追逐效率的同時更在意公平、公正的實現。資本的逐利性與社會公正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造成私人利益與社會效益沖突，誘發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巨大分歧。在現實世界，這種分歧的調和往往需要依靠政府的法治行為約束，而政府實際的監管無法涵蓋所有領域。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提供給人們一個虛擬世界來獲取交流信息，這種虛擬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模糊，雙方身份不確定性造成信息的不對稱性，對于識別參與主體身份、行為合法性、偏好與預測存在較大難度，產權的界定和制度相對缺失，無政府的狀態使得主體間面臨的策略型決策更多地被私人的凈收益所引導，嚴重影響社會平均意義上的收益分配，造成私人決策的高效率與社會低水平態勢。傳統網絡暴力下，信息發送與獲取方都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環境當中，試圖采取更為利己的方式形成私人利益的來源。信息的發送方以制造輿論效果為目的，在個人自由與低道德制約條件下炮制新聞；信息的獲取方盲目相信輿論誘導，基于個人價值觀與偏好作出“利己”的反饋判斷，兩者都在努力將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目標，運用自認為“嚴謹”的邏輯去追求所謂的“納什均衡”，從而形成暴力萌芽期，雙方都熱衷于支持網絡暴力行為。這種利益的趨同性使得無論任何一方如何改變決策都無法改變另一方的決策，即使這種決策會增加信息交換時的摩擦成本與轉換成本，也不會影響雙方的決策。而且雙方通過在多次的重復博弈中會達成某種共識：自由語境下對社會不公的控訴的確可以解決某些現實問題，這些現實問題通過常規手段經常難以實現，從而使雙方形成一種合作性的聯合博弈行為。這使得原本的外部成本由于合作的存在轉化為產業鏈內部成本，推動網絡暴力成為社會“常規”文化。但在社會層面上來說，它是非效率的行為，整個社會的資源被無效占用與浪費。

而在資本運作機制下，這種社會的認可使得信息制造方在持續投入的資金與勞動力支持下，形成一套更為精密的產業分工體系，更加肆無忌憚地捏造、編造及推送新聞以博眼球或采用其他手段騙取財產，在與受眾進行策略的博弈當中占據有利的地位。無論受眾選擇接受還是不接受，前者的選擇都是繼續以資本指導行為，這種規模經濟性提升了成本的回報率，資本的利益性完全壓過道德理性，聯合博弈行為變成了強者與弱者的博弈。無論對于強者還是弱者來說，都不會存在最優策略，強者永遠將掠奪弱者作為行動目標，弱者的行為不僅不能自主決定，甚至有被強者行為引導的趨勢，這種不均衡從長期來看，會造成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雙重損失。這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行為分析，也是當下網絡暴力變形后社會所面臨的主要情況。但如果政府過分參與對網絡暴力的法治管理，會產生什么情況呢？亞當•斯密曾說過，如果由政府官員取代個人的市場決定進行決策，將是一種市場災難。政府法治基于部門內部的計劃指令，部門代表著絕大多數人基于這種簡單的行為規則進行決策，將市場所有人的需求視為相同，按指令進行生產、交換、分配，這意味著原有博弈中雙方的最佳策略就是滿足指令，與個人意愿無關。這使得原本博弈中信息供給雙方的博弈轉變為政府與網絡行為主體間的博弈。然而，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能要求網絡資源運行和民眾話語權的實現必須在可控區間內，這種情況下，受資本控制的信息提供方和市場的行為將被嚴格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一部分社會資源，降低了個人財富的損失；但過度的管制一方面使得主體缺乏參與生產與交換的積極性，邊際產出降低，“搭便車”與逆向選擇的道德危機導致信息產出方選擇不產出來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高壓之下媒體的集體失聲隔離了集體產出與個人消費，輿論傳遞的機制運行受到阻礙，無法及時有效獲得信息，影響接收方對形勢的預判，個人理性影響使最終的選擇也傾向于不作為。雙方同時不作為的選擇導致政府選擇作為這一決策成為博弈的唯一解，政府的計劃無法獲得社會的反饋而選擇重復進行計劃指令，直接延緩文化行業的運行，同時可能造成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危機。另外，政府的過度參與也給資本方提供了一個尋租的可能，資本更愿意與某些官員形成利益團體，在獲得官方的默許之后，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違法活動，強者與弱者的博弈將會長期存在并持續惡化。

（三）未來：網絡公共品誘發雙重作用，外部性異化導致輿論產品價值扭曲

一方面，網絡資源的共享、消費市場的個人特殊偏好與雙邊模糊性、轉移成本與收益的集中性等，使其滿足作為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要求，呈現出一種高度集中化、可視的、自發的壟斷結構；另一方面，網絡平臺對用戶資料的管理不善和黑客的入侵，以個人信息為主體的私人品具有了社會性質。以上兩方面原因都決定了網絡資源可被視為公共品，按照公共品的性質來進行分析。這種公共品本身存在著內部特性制約與外部性影響，呈現出雙重作用。純粹公共品存在著天生的壟斷特質，在進行成本與收益分析時，更多關注費用分攤和集體收益。一方面，網絡資源的使用者利益與參與人數相關，成本的分攤性使得參與者成本極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可分攤的成本價格是建立在無障礙的信息流通市場體制之下，同質資源在不對稱的信息市場條件下會因提供方制造工藝、目標和其他主管因素影響產生信息的差異化，低質量的信息將會極大地增加獲取者的搜索成本。隨著其心理預期和對市場信任度的下降，摩擦成本上升，理性的獲取者可能會選擇退出市場來最小化信息獲取的損失，平臺市場的規模嚴重縮水，交易成本降低反倒降低了信息提供方的市場占有率，這并不是一個有效市場的發展路徑。另一方面，基于自然壟斷的公共品體現規模經濟的群體效應，平臺用戶數量的增加使特定網絡價值有效提升。網絡價值的體現既包括單體的原有價值，也包括群體間受網絡影響的正外部性反饋，獲得肯定是實現網絡價值的決定性因素。網絡暴力正是利用了這種群體規模效應，利用夸張的言論、灰色渠道獲取的個人信息或吸引或逼迫處于無知之幕下的受眾肯定所謂捏造出來的價值觀，妨礙參與主體或信息指向方的決策判斷，造成無法逆轉的負效應：一方面單個群體實現價值的機制受阻，成本與收益的轉化出現問題；另一方面網絡資源價值的正外部性被異化，正面的知識與信息的積累被負面的輿論和觀點所替代，肯定趨勢下群體的協同價值產生扭曲性的放大，自然壟斷的高壁壘又使得這種異化發展處于一個封閉的環境內重復運行，加劇了整個信息傳遞機制的惡化與崩盤。

三、網絡暴力治理的建議

綜上所述，新型網絡暴力是現實資本倒流進入網絡媒介，利用對網絡公共品資源的歪曲化加工傳遞，或誤導受眾誤解社會事件，或欺詐受眾獲取違法所得的一種社會行為。通過以上經濟學角度的分析可看出，資本對輿論的控制力度提升態勢對整個社會與民眾的消極作用不可小覷。輿論控制機制應當隨著網絡暴力性質的轉變而做出相應調整，不應過分提倡“強市場、弱管理”的運作方式，各方要明確轉變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解決的關鍵也應當從資本管控入手，利用互聯網思維進行網絡環境的清理與改造。首先，加大力度提高網絡文化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在處理好資本、勞動與網絡輿論這三者關系基礎上有效調整網絡文化產業結構和改善產業風氣，加大網絡技術研發與基礎設施升級改造，實現網絡資源的內化與有機整合，有效引導資源創造積極健康的社會收益，持續推進“寬帶中國”戰略建設；其次，建議明確網絡資源產權歸屬與責任邊界，相關平臺應獨立擔負起對信息的審核與溯源職能，包括對自媒體、即時通訊、社交平臺等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媒介，在保證有效積極信息傳播的同時，也要對個人信息進行積極有效的保護，比如提供有效的加密算法或物理設備進行個人信息的存儲。與此同時，政府也應當在控制網絡暴力方面扮演相對重要角色，樹立“強監管”的領導意識，包括建立有效的輿情響應機制和行政問責機制，避免網絡暴力對現實社會產生危害；加快適用于網絡暴力處罰的法律法規制定；構建事件多元化處理機制，引導網民、網絡企業和政府多方利益主體參與到網絡暴力問題解決當中來。再次，推進社會信用體系構建，加快網絡實名制進程，建立網絡言論黑名單制度，將個人實名制下的言論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的考核當中，通過與社會信用的掛鉤控制不良信息的傳播。最后，提升公民遵紀守法意識與個人素質，真正做到“謠言止于智者”，維護網絡文化的健康與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巖．網絡話語的暴力效果———以福柯話語理論解讀網絡暴力的生成［J］．當代傳播，2014，（05）．

［2］劉晨．網絡暴力：“多數人的暴政”與言論自由的濫用［J］．紅旗文稿，2013，（09）．

［3］張義庭．網絡輿情的暴力傾向及解決對策研究［J］．情報雜志，2012，（12）．

［4］戴建華，杭家蓓．國內網絡輿論的群體極化現象研究述評［J］．情報科學，2011，（11）．

［5］林凌．論網絡輿論引導的法治建設［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1）．

［6］張健挺．網絡暴力、信息自由與控制———傳播速度的視角［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5）．

［7］燕道成．精神麻醉：網絡暴力游戲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02）．

［8］王晨岑．“人肉搜索”：網絡暴力的多重解讀［J］．青年記者，2008，（23）．

［9］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M］．蕭琛譯．成都：商務印書館，2013．

［10］阿耶•L．希爾曼．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M］．王國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1］俞憲忠．稀缺、制度與效率的關系分析［J］．天津社會科學，2001，（04）．

［12］遲福林，方栓喜．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政府轉型［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8）．

［13］姜方炳．“網絡暴力”：概念、根源及其應對［J］，浙江學刊，2011，（06）．

［14］陳飛．網絡經濟自然壟斷存在性及市場規制研究［J］．哈爾濱商業大學，2015，（06）

作者：劉子源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