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于社會治理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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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國社會治理的靈魂，對社會治理具有建構與統合的功能。作為社會治理的基礎性力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了社會思想意識與治理行動意識的高度統一，體現了最高社會目標與社會治理過程的有機統一，既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內容，又是社會治理的價值目標和精神力量。因而，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切實把握好社會治理建構的著力點，提高多元主體的合作意識、創新意識、道德意識和發展意識，推動社會治理走向善治。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治理；價值目標；精神力量

社會治理的提出并非一時興起，而是黨中央根據當前國家發展的總體形勢提出的。這一提法表明在全球化、多元化日益強化的大背景下，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創新已經迫在眉睫，這不僅關系到民生，更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就社會治理的現實而言，不僅需要對話和互動等形式內容，更需要在共同意識的引領下展開，從最根本的合作意愿出發，努力去發現合作行動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才會取得積極的建構成果，才會在社會治理的整體性框架中去實現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人們的價值判斷、深化合作理念、確立共同意識、推進集體行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作一種可再生的社會資源，運用于社會治理的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環節，協調社會關系、優化社會結構、完善社會體制，并用這種新的觀點和理念去重新認識治理、開發治理和利用治理，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轉型。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內容

價值觀反映了人們的認知和需求狀況，而社會治理正是由于既有的社會管理體制出現了一些問題，與社會需求產生一定差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解決需求差距、統合思想觀念、重塑價值體系、打造新型社會關系是社會治理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當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引領社會治理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從經濟層面看，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帶來了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降低，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快速壯大，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它們之間的合作、競爭及其治理問題開始受到關注。經濟問題其實就是利益問題，經濟的多元化趨勢導致了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分配成為社會治理領域最重要的課題，因為利益分配不合理往往會產生大量矛盾，威脅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利益的誘惑很難通過剛性的制度規范進行約束，更多的時候需要柔性的價值引導來加以規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曾說，一個社會只有植根于某種共同的價值體系，它的存在與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植于人們內心的某種共同的價值體系一定是一種超越利益需求但是又能為所有人帶來利益的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具備這樣的特征，它所追求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是一種能夠惠及所有成員的共享利益。在公共利益的感召下，沒有人會為謀求自己的利益而去損害公共利益，因為這樣做既不道德也不經濟，他們會在一種相互信任的環境中以合作的姿態去開展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并且從長遠來看，這也是對個人利益的保護和促進，而這種經濟活動就是社會治理。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大地激發了社會中多元利益主體的責任感和凝聚力，使他們突破個人利益的藩籬，樹立公共利益的目標，并在這一目標的帶動下由競爭轉向合作，從而完成有效治理的任務。從社會層面看，社會體系的調整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制”、城市街居、農民公社相結合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逐漸解體，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城鄉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會階層不斷涌現，導致社會基本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這種變化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社會力量的協助。但是社會力量畢竟是一種新興勢力，與政府相比處于絕對弱勢的地位，在多中心治理過程中，如果二者發生分歧且協商無果，社會力量往往會被選擇性的忽視，推進社會治理就成為難題。所以，加強社會力量，將社會力量統合在一種成熟的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之下，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思想，在思想上達成共識，在行動中形成合力，以一個整體而不是分散為個體的形式與政府展開對話和合作，不斷擴大社會力量在合作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并通過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的重新設計去確保社會力量始終處于一種權力平等或優勢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套有效的對話與協商機制，增進主體間的理解與共識，化解矛盾與隔閡，保證社會治理健康良性發展。從思想文化層面看，公民價值觀念的變化誘發了很多與認識相關的社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文化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公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各種社會群體和公民個人越來越積極主動地表達利益訴求與維護自身權利。但是中國還處于社會轉型期，法律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律執行力度不強，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法律對思想意識的影響及其對人們自身行為的調整并不顯著。

社會結構的分殊化導致社會利益群體日益多元，伴隨著外來思想文化的不斷涌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趨勢使價值觀的“碎片化”在所難免，在如此語境之下，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只重視短期和即時利益，忽視道德與長期影響，進而造成社會誠信和社會價值觀體系的危機，使得社會矛盾沖突不斷增加。而且價值觀的“碎片化”還使社會治理陷入外在規范及其制度的強化中，這種強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強制與沖突之間惡性循環的狀況。所以，社會治理的有效開展，思想文化的有效整合、社會矛盾的根本消除關鍵在于公民價值觀念的統合、一致。“就是要弘揚共同理想、凝聚精神力量、建設道德風尚，為了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強起來，更好地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1]全體公民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凝聚共識、包容差異、消除偏見、相互合作，將各種思想觀念、社會矛盾統合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中，融入制度建設和治理工作中，明確了社會治理的基本內容和目標，指明了社會治理創新的基本路徑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隨著社會多元化和開放性的不斷提高，經濟、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的邊界日益模糊化，社會逐漸被整合為一個整體，價值觀上的差異不應該成為社會相互區隔的界碑，人們會透過文化的外殼去發現不同文化的那些共通的價值，并通過把握這些共通的價值而去尋求可行的社會治理路徑。這種共通的價值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使社會治理創新擁有堅實的思想基礎，并以此為動力推動社會治理走向善治。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價值目標

在社會治理方式上，一個國家可能是主要依據權力進行治理的，但這種治理方式會隨著文化和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而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那么，我們必須在權力之外去尋求新的社會治理方式，而一旦在治理方面走出了新路，將會是對整個人類的貢獻，必將具有全球性價值。西方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在這場變革中取得了先機，成為其他國家借鑒和效仿的對象。但是，西方治理理論是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與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和社會性質相關聯，實質上是以西方社會治理為平臺，傳播和推廣西方的價值理念和社會運行方式。可以說，對于社會治理而言，價值目標是一個基本框架，在這個框架下開展的社會治理活動都具有明顯的價值傾向，這既是社會治理的特性，也是社會治理必須依循的基本原則。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狀況與西方有很大不同，用西方模式來套用中國實際顯然是不合理的，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缺陷，并在政治以及社會治理實踐中引發各種各樣的消極效應。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我們認為，價值觀的塑造是社會治理變革的基礎。只有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深沉的文化和價值觀，一個國家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和命運，也只有在一個成熟的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一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發展、繁榮，才能抵御西方價值的侵蝕，不被其引誘和墮落而誤入歧途。西方的社會治理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處，需要我們加以學習和借鑒，但是，它也存在嚴重弊端和局限性，超越這種局限性是我國社會治理變革和創新的首要任務，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給予了超越西方社會治理模式以契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內核、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是反映現階段全國人民“最大公約數”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想和目標，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否定和超越。因此，中國的社會治理不再沿用以傳播西方價值觀為目標的社會治理理論和實踐，而是在每一個行動體那里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行動準則，根據自身的性質、職能、角色等方面的需要去做多樣化的選擇，只要它所做出的選擇是合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和治理原則的，就是有效和合理的。而且，這種有效和合理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超越西方的更先進的社會治理方式，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典型特征，是社會治理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的全面超越。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精神力量

在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急劇轉型，其社會治理方式方法的迅速滲透和演變以及變革社會的歷史語境和特征日益凸顯出來，尤其是社會進步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社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大量增加，大大超出了我國社會治理的腳步，這向黨和國家組織調控社會提出了挑戰。誠然，社會治理強調的是一種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多種治理主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能而又和諧相處是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但是，現實中道德、利益、觀念等沖突使社會治理陷入困境，尤其是多種主體之間價值觀的統合問題一直是治理過程中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羅爾斯也發現了這一問題，所以，他希望在這些沖突之上尋找一種“共識”，即“不同的政治觀念有可能導致相似的政治判斷”。并且，他把這種“共識”歸于他所設定的抽象的“政治正義觀念”，也就是“在秩序良好的社會里，政治正義觀念是由一種被我們稱為理想的共識來加以確認的”，是“政治統一和社會統一之最合乎理性的基礎”[2]（P55）。我們的確看到，在社會運行的過程中，即使一些最為對立和嚴重的沖突，最終的判斷也會走向統一，如是非、善惡、過患等等。這就給擱置分歧、謀求共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在社會分層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利益矛盾也極其復雜，日常的溝通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多元主體發現他們已經很難從自身條件中去挖掘更多的共識要素，或者說從自身角度去促進共識成本太大、效率太低，所以，謀求外部要素的支持成為凝聚思想共識、形成治理合力、提高治理效率的有效途徑。在中國，這個外部要素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社會主導性的價值觀，它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旗幟和精神力量，可以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的統合和引領作用。[3]可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一種社會觀念的“共識”，它將每個人“不同的觀念”導向“相似的判斷”，最終達成“最合乎理性”的結果，是社會治理不可缺少的堅實基礎，極大地提升了社會治理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使多元主體在共識語境中彼此信任、相互合作，共同對社會事務進行治理。而且這種共識不是一種策略性的謀劃或權宜之計，而是在實質性問題上的具體舉措，是被所有人接受，為所有人帶來利益和道德正義感的價值內核。顯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主心骨”和“精神氣”，沒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社會治理勢必會迷失方向、喪失動力，最后走向失敗。同時，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證明社會分工推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社會治理的規范化、精細化和個性化。然而，社會分工的過度細化也造成了價值觀過于多元化、“碎片化”，不利于社會共識的形成，也給社會治理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統合思想觀念、促進和諧發展的同時也把整個社會置于統一的交往和合作體系之中，不僅僅表現在生產領域，還擴展到政治、文化和生態等各個領域，成為社會治理的新基礎和新起點。

參考文獻：

[1]劉云山.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J].黨建，2014，（2）.

[2][美]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3]胡寶榮，李強.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2）.

作者：陳銳；張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