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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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論壇雜志》2016年第3期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在于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需要以及國家和社會政治個體化的需要。由于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而社會的“歷史積淀性”、“時代蘊含性”等特征，社會不但具有社會政治個體化的需要，而且還自然而然地充當著滿足個體政治社會化需要的“供給者”。長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中“供需關系”的疏離甚至脫節，嚴重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這一現狀必然要求從“新供給”的視角重新審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關鍵詞：

“新供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馬克思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第170頁)高度重視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在全球化和網絡化大潮中，我國步入了改革開放的攻堅時期，特別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2]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問題是當前急需解答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這個問題既是應對我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挑戰的關鍵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繼續存在和發展的依據所在。

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理論素描

人類的全部實踐活動都同人們的需要直接相關。馬斯洛需要理論認為，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有“歸屬的需要”，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有被“認同的需要”。然而，“認同，就共同體指向來說，指個體對不同社會組織和不同文化傳統的歸屬感”。[3]（第7頁）可見，二者有著共同的需要指向。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緣起，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個體尋求“歸屬的需要”與國家和社會尋求被“認同的需要”的過程中，即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需要與國家和社會政治個體化需要的過程中。正是這種需要才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延續和發展。由于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而社會的“歷史積淀性”、“時代蘊含性”等特征，社會不但具有社會政治個體化的需要，而且還自然而然地充當著滿足個體政治社會化需要的“供給者”。從個體政治社會化的角度看，“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第501頁)可見，從本質上來講，“人”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生來就是的那個人，真正稱之為人的人是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人。也就是說，每一個時代的人，只有擁有了該時代的思維方式、價值追求、理想信念、歷史文化，才能成為該時代的真正的人，也才能處在該時代的生活狀態之中。人作為社會存在物，“只有在社會中才能（成為）獨立”[1](第6頁)的人。然而，作為個體的人，其天生是“有缺陷的動物”。所以，人要成為社會的、歷史的人，是需要培養和引導的。正如夸美紐斯所說：“只有通過恰當的教育，人才能成為人”。[5]（第51頁）從社會政治個體化的角度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不斷增多，便出現了社會分工，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各個不同的群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便采取各種不同的方式。其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一方面教育其成員具有相應的生產和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其成員形成維護群體利益的凝聚力。也就是說教育使社會成員認同其社會制度、社會體制、價值觀念等。伴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必然需要將其社會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傳輸給社會成員，實現社會政治的個體化，以維護該社會的正常運轉。總之，個體成長的過程中，必然需要實現個體社會政治化。作為個體，只有掌握并遵循所處社會的政治制度，接受并認可相應的思想政治觀念，才能得到當局者的重視和保護，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需要實現社會政治個體化。一個社會得以延續，“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4](第187頁)整個“生產”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教育的過程。正如馬丁•路德說過，一個國家繁榮與否，不在于這個國家國庫的殷實程度，也不在于華麗的公共設施，而在于國民所受的教育，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6]（第1頁）其生產過程，就是把“人”培養成為該社會服務的“人”。同時，其生產過程，也就是為個體適應社會的發展“供給”相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等等。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是“個體占用歷史文化與歷史文化占用個體的中介”。[7]（第77頁）通過個體認同社會，社會認可個體，使得個體和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雙向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個體和社會的有機融合，協調發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的根源

馬克思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1](第15頁)唯有這樣，整個“生產”鏈條才不會中斷。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我們黨的生命線，曾在黨的歷史上尤其是在革命戰爭年代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進一步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滿足了當時社會發展和個人生存與進步的需要。在新的歷史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挑戰和質疑，有不少人鄙視甚至藐視思想政治教育，更為甚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存在著“耕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情況。這并不是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沒有必要存在或者說思想政治教育可有可無，反而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應然”效果的一種期待和呼喚。英國政治理論家鮑桑葵指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8]（第79頁）循著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困境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個體政治社會化和社會政治個體化的中介，它在本質上必須“雙重的面對”——既面對國家和社會向個體的意識形態要求（也就是國家和社會為塑造個體而供給的意識形態），又要面對個體的需求。“‘雙重的面對’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雙重的責任’”。[9]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在于處理好二者的對接問題，將國家和社會的要求（對個體的供給）與個體的需求有機地融合。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歷程中，明顯地形成了兩種偏向：一種是“社會需要論”傾向，學界稱之為“社會哲學范式”。另一種是“個人需要論”，學界稱之為“人學范式”。“社會需要論”傾向，著眼于國家和社會的需要，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工具，通過灌輸一定階級、國家、社會所要求的意識形態，使其成員的思想觀念符合社會的要求。這種傾向片面強調了思想政治教育對社會要求的滿足，忽略或者淡化了個人的需求。“個人需要論”傾向，著眼于現實的個人的需要，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都應該是現實的個人。這種傾向片面強調了思想政治教育對個體需要的滿足，忽視或者淡化了國家和社會的要求。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兩種研究傾向此起彼伏，爭論不休。“鐘擺式”的傾向，既違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也違背了唯物史觀視域中個人與社會是“同構共生”的關系體理論。這兩種不同路徑的偏向，是導致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根源。它隔斷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發展的鏈條，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社會認可個人，個人認同社會”的中介和橋梁的本意。好比市場上的商品，隔斷了“生產——交換——消費……再生產——再交換——再消費……”的規律。在宏觀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考察，“社會需要論”傾向，只考慮了商品的生產和供給，而忽視了商品的消費。相反，“個人需要論”傾向只考慮了對于商品的消費，而忽視了所要消費商品的供給問題。所以，處在交換位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三、增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突破口

眾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均以是否有其特殊的市場需要為基本依據”。[10]（第7頁）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及計劃經濟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不同的詰難和挑戰，從而其應然的有效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極為明顯地感受著種種失落。這并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問題是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換句話說，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滿足其參與者各方相應的需要。這是影響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發展的關鍵性問題，也是增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突破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實現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轉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導向”。[11]這一發展理念體現的是一種思維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其實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它從根本上規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基礎、理論假設以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進而限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范圍。從全局、根本以及長遠的角度，起著一種導向和引領的作用。辯證地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存在必然的聯系。一方面，一定的研究范式形成相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另一方面，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必然以相應的研究范式為依托。研究范式的轉換，意味著對已有解釋范式和理論框架的揚棄。在已有的“社會哲學范式”和“人學范式”下，割裂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資源不能共享。同時，在已有研究范式下，學者們往往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一定階級、國家、政黨所要求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施加給社會成員……”，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處在僵化、教條的思維模式中，缺乏其應有的創新性和開放性。從這種意義上講，必須以馬克思的實踐觀（學術界一般稱為科學實踐觀）為研究范式，才能夠突破已有理論的局限，并能整合新的資源，以彰顯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的特征。科學實踐觀蘊含著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統一、現實性與超越性的有機統一、開放性與共享性的有機統一。

（二）轉變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的視角

思想決定行動，態度決定高度。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的思想與態度直接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簡單地講，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至少包括決策者、執行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等。他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對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認識。對于前者，決策者（黨中央）向來高度重視思想政治教育，視思想政治教育為黨的生命線。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其視為“是一項戰略工程、固本工程、鑄魂工程”。[12]（第450頁）其余三個層面（執行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度不容樂觀。從執行者的角度來看，不同層次的執行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度也不同。一般情況下，層次越高的重視程度也較高，層次越低的其重視程度也越低。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但是一項調查表明，部分高校領導把思想政治教育視為是“虛”的政治任務，落實不到位，甚至有些高校的領導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無用”，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此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視程度也不夠，甚至有些做法和想法令人堪憂。因此，前提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必不可少的，從這一視角和思路在更深的層面反思市場經濟與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對于后者，眾多的人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為了宣傳一定階級、國家、社會的意識形態，使其成員接受并形成階級、國家、社會所要求的意識形態，進而為國家穩定和社會發展服務。也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為了培養人。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進行理論的分析，兩種觀點都是合理的。因為個人和社會是有機統一的，沒有無個人的社會，也沒有無社會的個人。“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4](第3頁)“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1](第204頁)但是從現實的角度分析，實際上，日常生活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張力。社會的發展并不直接體現在個人的進步，相反，個人的進步也并不直接反映出社會的發展。問題的關鍵，正如列寧曾言：“群眾不是從理論上，而是根據實際來看問題的，我們的錯誤就在于從理論上來看問題”。[12]（第450頁）因此，要將理論與實際聯系起來，使思想政治教育參與者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務：不是“為了社會還是為了個人”之爭，也不是“既為社會又為個人”之見，而是“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即“為社會的同時就是為個人，為個人的同時就是為社會”，它從本質上好比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質和能力

強調：“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13]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實現個人發展與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同進、共贏、共享”。如果偏離或者偏向任何一方，都將影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當前，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對國家和社會的要求與個人需要之間的“對接不夠”。使人們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單向度地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要，通過宣傳和灌輸國家和社會所要求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等，使社會成員接受并為其服務，從而導致人們抵觸思想政治教育。因此，解決好二者之間的“對接問題”，就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者。黨中央、國務院強調，做好宣傳思想工作，要“以提高教師隊伍思想政治素質和育人能力為基礎”。[12]這一要求從根本上切準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要害，點明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核心。從宏觀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對個體進行教育和引導，又要對整個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現階段的情況、變化發展趨勢以及影響因素進行整體的考量。思想政治教育者作為完成雙重任務的棟梁和橋梁，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者首當其沖的任務，就是完成“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的有機對接，即把國家和社會的要求(也就是向個人的供給)與個人的需求有機地貫通起來，促進個人、國家和社會的有機統一，使之共同發展。這也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者最為缺乏的要素。通常，思想政治教育者只做到了“從上而下”，即把國家和社會的要求灌輸給個體，沒有實現“上←→下”雙向互動。因此，必須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質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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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報,2013-8-21.

作者:李月玲 王秀閣 單位:山西大同大學思政部 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