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領導學的領導力探究與評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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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17年第5期

【摘要】神經科學為領導行為解釋提供了客觀證據，神經領導學的產生與發展使得領導力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神經領導學從領導特質、情緒管理、領導行為、權變領導等方面對領導力進行探究，認為領導力表現與領導者大腦特定區域神經系統有著密切聯系。基于腦神經的剛性與可塑性，可利用腦電圖（EEU）、心電圖（ECU）、神經系統反饋訓練等技術對領導力進行評價與開發，提升領導績效。

【關鍵詞】神經領導學；領導力；大腦；神經系統

近年，領導力研究集中在領導特質、領導行為、領導風格等多方面，以訪談評價、心理測量和行為實驗等手段相結合對領導力的影響機制和評價指標進行整體構建，并取得了相關成果。但由于客觀證據和實證數據的缺失，很多學者對研究結論質疑，如訪談評價帶有較強的主觀性，評價結果的效度和信度都有待提升；心理測量的信息處理方式和領導力等級規定的精確性不強；行為實驗的干擾因素較多，研究結論并不具有概括性。基于此，領導學學者積極探索關于領導力研究與評測的新路徑，有學者將神經科學與領導科學相結合，從神經領導學視角對領導力進行深入研究。

一、神經領導學的理論淵源與發展

神經領導學的研究源于20世紀90年代，美國領導學家DanielGoleman提出：“領導者的情緒管理能力與績效呈正相關關系，但具體運行機制如何？或者說領導者是如何影響組織成員的？要探究其中緣由就需要借助神經科學的相關研究。”［1］美國學者Cooper認為，社會環境日益復雜，領導力提升依靠信任、承諾、洞察力和領導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而神經科學在這些因素研究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美國管理學者Dickmann等提出，人的智力與情緒是由神經系統傳導轉化形成的，傳導機制、傳導結果與領導行為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如果領導者能夠有意識地控制神經系統傳導，其領導力就會得到明顯提升。上述研究為神經領導學的產生奠定了良好基礎，2006年，學者Rock和Schwartz聯合發表了《基于神經科學的領導力》一文，標志著神經領導學學科的初步形成，2007年他們又建立了神經領導學協會，“神經領導學”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二、基于神經領導學的領導力研究

（一）領導特質社會心理學

將心理特質作為領導者與非領導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分因素，以神經機制為視角的心理特質研究在于分析領導者的人格特質、領導自我復雜性、同理心和心理資本。DeYong等（2010）認為，領導者的人格特質集中表現為正外部性和盡職性。在神經機制中與正外部性相對應的部分是眶額葉皮層中線，與盡職性相對應的部分是額回中線。Hannah等（2010）從領導者自身屬性出發進行研究，認為領導者是具有多種角色和屬性的復合體，這對組織績效的預測、適應和提升具有很大意義，而與領導者自我復雜性相對應的神經系統主要分布在大腦的海馬回。Shamay-Tsoory等認為，領導者在具有優秀人格特質與良好自我認知的基礎上還應善于觀察追隨者，產生對下屬的同理心。他們認為同理心包括情感系統與認知系統，情感同理與神經系統的額下回相關聯，認知同理與神經系統的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相關聯。Peterson認為，心理資本也是優秀領導者的必備素養，他利用腦電波（EEG）對68位資深領導者進行觀察，探究心理資本與神經機制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展示出積極心理領導者與消極心理領導者在大腦左側額葉皮層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因此，神經機制為領導特質理論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神經學證據，在某方面表現出良好特質的領導者在大腦結構或者神經機制上總是存在一定的獨特性。

（二）情緒管理

情緒管理與領導績效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并將其作為領導力的重要構成因素。現階段，情緒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兩個方面，神經領導學以此為基礎從腦機制視角解釋了情緒管理對領導行為和領導活動的重要性。領導者情緒表達是領導者將自身情緒傳達給組織和下屬的能力。神經領導學認為，有效的情緒表達是優秀領導者腦神經的固有功能，如Russell等認為，個體情緒是大腦不同區域之間共同加工的結果，因此，神經系統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情緒表達的方式與方法，他們對個體型領導和社會型領導進行腦神經分析，得出兩種領導者的大腦右前額皮層在活動方式上存在差異。還有研究表明，當負責情緒管理的大腦神經區域活動異常或者受損時，個體不能夠清晰地對自身與他人的情緒進行區分，這從側面證實了具有良好觀察能力的個體在情緒表達方面也比較暢通。除情緒表達，領導者還應掌握情緒調節的技能。Phelps提出，大腦杏仁核區域控制個體認知，并根據社會行為刺激進行情緒反應。Goldin認為，個體情緒調節包括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兩種方式，認知重評是個體轉變情境理解進行情緒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前額葉皮層得到激活，杏仁核活動得到抑制；表達抑制是個體抑制情緒反應的過程，右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得到激活。從這兩個過程分析，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對情緒調節起著重要作用，領導者優秀的情緒調節能力與此有著很大關系。

（三）領導行為

領導行為是領導力的直接體現，對領導績效、下屬行為與態度、組織愿景實現程度等多方面有著顯著影響。神經領導學為領導行為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與證據，Waldman等將訪談與定量腦電圖（qEEG）技術相結合對美國某企業員工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過程中讓員工從社會化與個體化兩個維度對領導者進行評價，結果顯示，大腦右額葉的活動水平與領導、下屬社會化愿景溝通程度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且程度越高下屬追隨力越高。Waldman等認為，大腦右前額的主要功能是情緒調控、整體思考與預測，這些能力與愿景構建、愿景表達具有重要關系。社會學習理論認為，領導行為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組織成員，這種影響與組織成員的鏡像神經元有著很大關聯，因為鏡像神經元的功能是實現接收信息向個體自動化模式的轉變，因此，組織成員能夠更好地理解與認知領導者的領導行為，這也從神經學角度論證了領導者榜樣帶頭作用的正向影響。Johnson等還對比了領導者與非領導者在相同情境和相同行為模式下的腦神經差異，他們設計了聽覺被動警覺、視覺被動警覺兩種任務內容，要求被測者完成，根據測試結果劃分為領導者與非領導者兩種類型，而劃分的主要依據是在視覺被動警覺任務中大腦額葉和中線皮層慢θ波表現活躍的為領導者，表現不活躍的為非領導者；聽覺被動警覺任務中大腦中央和左側皮層θ波表現活躍的為領導者，不活躍的為非領導者。

（四）權變領導

領導力具有相對復雜的結構，領導者除具備良好的自身特質與能力，還要協調好領導角色與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正確處理自身與組織情境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權變領導。FredFiedler、PaulHersey和KenBlanchard等（2012）發展和擴展了權變領導理論，變革型領導與和諧型領導風格就是在此理論基礎之上形成的，神經領導學結合兩種領導風格進行了論證與研究。Balthazard等（2012）通過腦電波（EEG）驗證了神經成像技術在區分變革型領導與非變革型領導應用上的可操作性與精準性，實驗結論為大腦前額葉神經的活躍性和活躍時長能夠較好地區分領導者與非領導者。大腦右半球越發達，變革型領導的水平也就越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女性領導更適宜變革型領導風格的觀點。總的來說，腦電圖和神經成像基礎在鑒定是否為變革型領導上具有較強的應用性。Boyatzis等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觀察下屬回想領導者與其互動時的大腦神經活動，通過觀察發現，回想與和諧型領導互動時下屬的雙側腦島和右下頂葉顯著激活，回想與不和諧型領導互動時下屬的雙側額下回后、右額下回顯著激活。［2］

三、基于神經領導學的領導力評價與開發

以神經領導學為基礎的領導力研究能夠更為深入地理解領導者行為，以及領導者與下屬之間的互動關系，明晰大腦特定區域與領導力之間的關系。基于此，我們能夠實現對領導力的評價、開發與培訓。神經科學認為大腦兼具剛性和可塑性的特點，剛性表現為大腦是由眾多神經通路構成的網絡與系統，可塑性是指環境、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都有可能改變大腦神經結構，并提升大腦神經模型創新能力。因此，首先，根據大腦神經系統相對靜態的活動模式，可對領導力進行甄選與評價。其次，根據大腦神經系統動態創新的特性，可利用神經技術對領導力進行培訓與開發。

（一）領導力評價

傳統領導力評價模式下，評價主體為上級領導、下屬員工、同級崗位人員，有的還包括第三方專家；評價方法包括問卷調查、訪談法等；評價內容為領導者的行為和才能等。這種評價方式帶有較強的主觀性，雖然構建出各種關于領導力評價的模型與理論，但從客觀上說解釋力不強。神經科學技術能夠直接找出領導行為和領導活動的前因變量，更為直接和客觀地解釋了領導力各方面的強弱與大小。神經科學的臨床技術已經能夠鑒定健康個體與異常個體之間的區別，并且神經技術的驗證效果相比行為觀察是更為準確的，領導力評價可積極借鑒這種技術。部分學者已經將神經科學技術與領導力評價相結合，比如，Dorneich等（2007）結合腦電圖（EEU）和心電圖（ECU）技術對某排排長與班長模擬戰斗時的領導行為進行觀測，評價其模擬戰斗時的認知符合狀況，經過分析他們認為，腦電圖和心電圖對領導行為的解釋度可達到95%，遠超一般的領導力評價量表。Robertson等（2007）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對兩組領導者的道德領導力進行觀察與評價，結果顯示，大腦后顆上溝和內側額極的激活水平越高，道德領導力越強。PushkaY-skaya通過神經成像技術對不確定環境中領導者的決策分析能力進行驗證，他提出，杏仁核活動水平越高模糊決策能力越高，紋狀體系統的活動水平越高模糊決策能力越低。

（二）領導力開發領導力開發

在美國具有廣闊的市場，各大咨詢公司都有專門的領導力開發與培訓課程。Haines認為，傳統領導力開發模式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缺陷，而神經領導學是基于大腦神經的可塑性對領導者的領導力進行重新審視和針對性開發的，神經反饋技術的優勢得到明顯體現。神經反饋訓練利用專門儀器對培訓對象的腦波活動狀況進行觀察與分析，按照檢測結果通過電腦游戲等形式協助培訓對象進行腦神經活動模式調整，從而強化神經系統網絡連接，或者構建新的神經通路線路，以達到消除負面神經連接，實現新的神經系統平衡來改善領導行為的過程。說得通俗一些，就是培訓對象以腦替代手進行游戲操作，完善與調整腦神經系統。游戲設置包括獎勵與懲罰兩種模式，效果的實現是通過聲音直接作用于神經系統的，如獎勵時的聲音會愉悅神經系統，懲罰時的聲音會使神經系統感到煩躁。操作性條件反射的不斷重復使得培訓對象神經系統自動建立目標反應模式，執行更為優化的活動功能，特別是對大腦薄弱區域的訓練與反饋能夠提高大腦注意力，從而加強領導者的專注力和集中力。

現階段，在領導力開發領域應用較多的兩種技術為腦電圖神經反饋訓練和實時fMRI訓練技術，其基本原理都是對大腦特定區域實施信號訓練和反饋，增強培訓對象對該部分神經系統的掌控能力。Egner等通過腦電圖神經反饋訓練對領導者的情緒管理能力進行強化，提高了領導者情商，提升了領導者與下屬之間互動的頻率與效果。Perry等根據神經反饋技術提升了團隊領導者的領導心智。Decharms等運用實時fMRI訓練技術，發現大腦特定區域神經系統的習得性控制對于個體行為模式改變具有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以神經領導學為基礎的領導力評價與開發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領導力評價與開發模式，而是應將兩種研究模式相結合，更為全面地對領導力進行綜合研究，更為直觀、有效地通過領導力塑造提升領導績效。

神經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為領導力研究提供了人體內在性的客觀證據，揭示了優秀領導者的大腦之謎。神經領導學的產生與發展是領導科學邁向新層次的重要表現，不僅為領導力探究提供了新的范式，而且它在領導力評價與開發方面的應用價值非常值得關注。將神經領導學與其他領導理論相結合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促進領導力發展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2］李浩，馬慶國，董欣.神經組織學：概念解析、理論發展和研究展望［J］.管理世界，2016（8）：164-173.

作者：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