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司法權運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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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我國稅收司法的運行狀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稅收司法不完全獨立

雖然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主體地位，但司法機關特別是地方司法機關卻在某些方面相當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許多案件在進入司法程序后，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干預，裁判結果已經體現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和“建議”，是一種不得不被接受的妥協，一種既成的事實。表現在司法機關的經費來源上相當程度依賴當地政府、人員工資上受制于地方財政、人事制度上隸屬于地方組織部門及各級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大量的涉稅案件審理受到當地行政機關的干涉，如在國有企業偷稅、漏稅、逃稅等問題上，各級行政機關往往認為：國有企業生存能力差，各方面應該給予特別的保護，加上若對國有企業偷稅、漏稅、逃稅等問題進行判罰，最終實際落實責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級財政，追繳的稅款又上繳了中央財政，對地方可說是沒有任何的好處。因此，各級行政機關在稅收司法活動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干預著稅收司法案件的審理活動，同時對于稅收案件的執行干預行為更多，許多國企涉稅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執行難問題。對于這種情況，正如馬懷德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必須正視和研究在審判活動中存在的影響司法公正的問題，并徹底改革中國的司法體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二、稅收行政權侵蝕稅收司法權

首先，在稅收體系中，司法救濟的制定是為了保障納稅人的合法權益，而按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稅收司法權的行使范圍僅能對稅收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能對其合理性進行審查，并且對于具體稅收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合憲性也不能進行審查，從而加劇了稅收行政權的無限擴大。其次，在立法時對于稅收關系中所設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起點又太低，從而使大量本應由司法管轄的案件全劃歸為稅收行政管轄，客觀上又擴大了行政權的范圍，強化了稅收行政權的效力。再次，稅務機關對于本應由司法機關解決的問題，如偷稅、漏稅、騙稅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補稅加罰款的形式結案，這樣在某種意義上可使其年度納稅任務有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對司法審判機關結果的預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讓司法權凌駕于行政權之上的想法，對于許多的案件甚至與納稅人討價還價，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以罰代刑。另外，當納稅人利益受到侵犯時，最終較少選擇司法程序進行解決。除了部分因納稅人的法律意識不強外，絕大部分納稅人是從與稅務機關以后長遠的征納稅關系這一點來考慮，懼怕贏了官司，稅務機關會變相地在管理活動中設置障礙，濫用處罰權等，因而均不愿運用司法程序解決稅收爭議。

三、在稅收刑事案件中，稅收司法權運行存在偏差

表現為過分強調嚴厲打擊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實施的犯罪與大多數直接針對稅款實施的犯罪打擊不力存在著矛盾。對普通的偷稅等犯罪行為的打擊不力在客觀上起到了縱容犯罪的效果，同時也削弱了打擊針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行為所應該產生的威懾作用。這是征管秩序混亂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刑罰的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發揮，關鍵在于其嚴厲性，實現的及時性和確定性，后者的重要程度遠遠高于前者。如果刑罰嚴厲，實現的及時性和確定性不高的話，在風險與利益的比較下，具有犯罪企圖和傾向的不穩定分子會鋌而走險，僥幸得逞。因此，強化對普通犯罪的偷稅犯罪的打擊力度，才是促使稅收征管秩序實現根本好轉的關鍵所在，也是今后稅收刑事案件中，稅收司法權需要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

四、稅收司法權與執法權運行程序之間關系定位不明確

許多案件的爭論焦點都在于司法權和執法權孰優的問題。雖然司法權具有終局性，但并不說明刑事程序優于行政程序，特別是在時間上的優先進行。因為先刑事程序后行政程序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在稅收刑事案件中，司法機關對行為人的定罪證據往往有賴于稅務機關。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稅務機關作出的稅務處理的決定的準確與否，影響、決定著司法機關刑事處理的甚至裁判的準確與否，這要求稅務機關作出的決定在實體內容無誤外，還要求該處理必須在行政程序上具有最終確定性。否則，司法機關作出的裁判的證據不必說準確與否，甚至連穩定性都不可能具備。所以司法機關不宜在稅務機關作出的征稅決定完成最終確定性之前就行使審判權。

五、司法權運行中存在不作為問題

這是對普通偷稅犯罪打擊不力的關鍵之一。不作為不僅是嚴重的失職，不能促進稅收征管秩序的好轉，而且還將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2001年公布施行的《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為稅務機關與公安機關在處理稅收刑事案件上加強合作提供剛性約束，為分清和追究責任提供重要法律依據。但是因公安承擔著大量的、繁重的治安、安全和其他秩序事項，也負責刑偵、移送和其他“準司法”工作，難以集中力量專注和處理稅收刑事案件，所以建立專業的稅務警察隊伍是解決這個問題更為經濟、可行、有效的方法。

六、刑罰自由裁量權過大

在審判活動中，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在一定程度上有過大之嫌，存在運用失當，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覺和重視。這里有刑事立法本身存在的問題，如有些法定刑幅度過大，適用條件又十分模糊，個別法規不夠明確。同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過程缺乏監督，因量刑是由法官或由合議庭秘密進行，實際運作過程封閉、保密，檢察機關無從監督。另外還存在著管轄權的屬地性問題。

七、審判人員和稅務法院缺乏具有復合的專業知識

稅收案件是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是由特定當事人實施行為引起的，與稅收征管環節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更加專業和復雜。不從事稅收工作或不研究稅收問題的人，要想全面、準確地理解稅收法律、法規的含義，有相當的困難。再加上當前環境下，部分納稅人漏稅、偷稅、抗稅、騙稅及避稅的手段種類繁多，花樣翻新，并且有著向高智能、隱藏性更強等方向發展的趨勢，這無疑加大了稅收司法人員偵查與破案的難度。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各級司法機關里具有既懂法律、經濟又懂稅務、稅收并精通稅務會計知識的高素質復合型司法人員少之又少。因此，對稅務司法人員進行全方面的法律、稅收、稅務會計等方面知識的強化培訓，達到稅收司法工作所必須的基本素質。同時，從稅務法院的全國性、機構的隸屬和精簡機構出發，在人民法院內部單獨設立稅務法庭，從而掃除稅收司法實踐面臨的一個障礙，跟上今后國際國內稅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

稅收司法權通常意義上是指國家有關機關依照法律規范對有關稅收案件進行審判并通過執行判決、裁定和其他司法活動維護稅收秩序的權力。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稅收司法權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規范審判稅收案件的權利，即稅收司法權的主體只有一個：人民法院；其運作的表現形式體現為審判活動；運行的依據是法律和行政法規。廣義上的稅收司法權是指有關國家機關按照法律、行政法規對稅收案件進行偵查、檢察、審判，并使依法作出的判決、裁定得以執行的權利，是現行體制下稅收司法權實際運行得內容和范圍，囊括了有效運行的全部司法活動。從概念上說，稅收司法權是對“稅收案件”行使的司法權，從法律意義上說，從實體到程序與一般的司法權相比沒有本質的不通，只不過它突出地表現為稅收及稅收案件的一些特性。因此，它包含了司法權的一般特點和司法權在稅收領域運行的特殊規律，體現稅務活動的自身特色：獨立性、公證性、保障性、終局性、專業性、復雜性。